版权信息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人：刘永升
编辑出版：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侯润章　任　伟
编辑部
电话：（0913）8773040
执行主编：张　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南衡山
编　　辑：贾　真　李秀娟　南衡山　李永康　李弘毅
美术编辑：李艳凌　董世强
外联编辑：尹　莲
制　　版：祁国宏
经营部
（0931）8773310（传真）
主　　任：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雷　洋 8773094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王　祎 8722496
行政助理：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0931）8773353
文字投稿：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　　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https://weibo.com/duzhezazhishe?is_hot=1

亲情订阅热线：（0931）96655

2020年第11期（总第712期）

2020年第11期（总第712期）

【卷首语】
泥沙俱下的生活 | 毕淑敏
【文苑】
消失的照片 | 卡罗琳·里维特
愿我的心儿永远 | 肯明斯
自由地命名 | 张炜
白夜 | 约瑟夫·布罗茨基
军令如山 | 雷·布拉德伯里
我的目光清澈 | 费尔南多·佩索阿
【人物】
“真”为生命真谛 | 倪匡
罪恶之城的骑士 | 徐敏
人一辈子开心就行 | 黄永玉
见客记 | 程旸
【社会】
奥斯威辛之后 | 宇平
经济学何为 | 卢周来
给跳蚤穿靴子 | 格非
燃烧的蜡烛 | 肖复兴
科技智人 | 米歇尔·布艾希
世上有两种友谊 | 毛姆
常态化偏见 | 梅根·麦克阿德
相见恨晚 | 苗炜
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 卫夕
谁偷走了我们的免疫力 | 张冉燃
【人生】
带我的那个医生走了 | 林云
告诉家人我患病了 |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47 号塔上的男人 | 马拉拉
海上的父亲 | 虞燕
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 张爽
爱的圣徒 | 刘志琴
第一次约会 | 马良
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 冯唐
与母亲相守50天 | 明前茶
父亲的墨水 | 步明
【生活】
和这么多人为敌 | 李敖
邻人之窗 | 郁喆隽
记在心上 | 尤今
【文明】
用人之策 | 唐宝民
状元十年放不下 | 陆春祥
与人为伴 | 周文翰
孤独的52赫兹 | Ent
我是这样成为科比的 | 科比·布莱恩特
【悦读】
谁还需要钱 | 夏建清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
千姿百态维纳斯 |
【点滴】
山的意义 | 圣埃克苏佩里
公鸡和珍珠 | 让·德·拉封丹
捐献 | 黄霑
真痴 | 王德峰
蛇与仙鹤 | 古龙
无赖 | 张宗子
声名 | 切斯瓦夫·米沃什
书的尊严 | 马未都
仰巴脚效应 | 米兰·昆德拉
急救 | 达伦·波克
我的命运是一座花园 | 熊培云
两地问 | 石才夫
书之外 | 黄永武
谣言的配方 | 余秋雨

卷首语

泥沙俱下的生活

毕淑敏

〔日〕永山裕子 水彩

有年轻人问，对生活，你有没有产生过厌倦？

说心里话，我是一个从本质上对生命持悲观态度的人，但对生活，基本上没产生过厌倦。这好像是矛盾的两极，骨子里其实相通。也许因为青年时代，在对世界的感知还混混沌沌的时候，我就毫无准备地抵达了海拔五千米的藏北高原。猝不及防中，灵魂经历了大的恐惧、大的悲伤。心情平复之后，也就有了对一般厌倦的定力。面对防不胜防的高寒缺氧、无穷无尽的冰川雪岭，你无法抗拒“人是多么渺小、生命是多么孤单”这副铁枷。你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比如雪崩，比如坠崖，比如高原肺水肿，比如急性心力衰竭，比如战死疆场，比如车祸、枪伤……但你仍在苦难的夹缝当中完整地活着。而且，只要你不打算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得继续活下去。

愁云惨淡、畏畏缩缩的是活，昂扬快乐、兴致勃勃的也是活。我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取后一种活法比较适宜。不单是自我感觉稍显愉快，且让他人（起码是父母）也较为安宁。就像得过严重的水痘，对类似的疾病就有了抗体。从那以后，一般的颓丧都无法击倒我。

我明白日常生活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个人仅此一次的生命。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

（李金锋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一书）

文苑·文苑

消失的照片

〔美〕卡罗琳·里维特
◎陈光宇　译

我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波士顿。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闪光灯。我和姐姐露丝在客厅里乱蹦乱跳，随着《西区故事》的音乐翩翩起舞……母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用布朗尼相机为我们拍下了几十张照片。虽然闪光灯使我们睁不开眼睛，但我和姐姐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摆出各种造型，做出高难度的动作，哪怕为此忍受疼痛。

我儿时的家中，无论墙壁上、相册里，还是抽屉中，到处都是我和姐姐的照片。母亲就像我们的私人摄影师一样，时刻不忘用相机记录我们的生活。她还根据年代和事件，仔细地为每一张照片做标签。然而直到12岁那年，我才突然发现，家里竟然连一张母亲的照片都没有，更别提她儿时的了。没有她和父亲的合照，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父亲难得回家，就算回来，不是独自沉默就是和我们争吵。他们的结婚照被塞在一本白色相册里。我们对这张照片和对父亲一样，敬而远之。但是母亲不愿意和她的两个女儿合影，这一点我们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母亲是一位非常美丽并且喜欢自我欣赏的女性。对于自己的外貌，她平时十分在意，路过镜子时，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打量自己，捋捋头发，整理整理衣领，容不得丝毫马虎，但她从不愿意用照片来定格自己的美丽。每当我们问及原因，她总是用“我不上镜，我太老了！”来敷衍。

“那你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我问她，“那个时候你一定拍了很多漂亮照片！你小时候的照片去哪儿了呢？”

母亲的父母是从沙皇俄国偷渡来的，她有8个兄弟姐妹。我们在沃尔瑟姆的日子和母亲的童年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她的经历对我和姐姐这两个从未出过国的人来说，充满了异国情调，让我们非常向往，但我的舅舅、姨妈也没有任何相关照片。“对我们那代人来说，不会有人想到要拍照片，”母亲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在童年时期同样没有照片。和你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相机。”

我忍不住继续问：“这怎么能受得了呢？难道你当时就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留一张照片吗？”

母亲愣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我12岁的时候倒是拍过一次照片，是我们全家人一起拍的，但我已经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我发现母亲说完这句话后刻意回避我们的目光。她紧闭嘴唇，眼睛望向别处。每一次想对我和姐姐隐瞒什么的时候，她都是这样的表情，因此我并不相信她。为了找到这张照片，我几乎把家里翻了个遍。在存放旧东西的地下室里，我翻找过我和姐姐小时候的毛绒玩具箱、以前上学时的作业和美术作品箱。我在家人聚会时问我的舅舅和姨妈：“谁手上有那张照片？”但是，他们给我的回复就像是在回答我问他们心脏搭桥手术怎么做一样。除了我和姐姐，似乎没有人真正在意这张照片在哪里。

“能告诉我您当时的长相吗？”我央求母亲。

“我记不清了。”

“那您当时是鬈发吗？是胖还是瘦呢？”

母亲笑了，告诉我生长在一个有着众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是多么有趣啊。有这样的家庭太幸运了！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她的父亲是一位正统的犹太教牧师，每周都会带信众去家里吃晚饭。席间，他们唱歌、跳舞、用纯银的勺子在我外婆擦得铮亮的木头桌子上敲打出悦耳动听的旋律。母亲还告诉我，她的几个姐姐总是将最好的衣服让给她穿，比如天鹅绒的裙子、水波纹丝绸的衬衫……家人是那么宠她，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庭就是一切，”母亲坚定地告诉我，“你们要记住。”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母亲现在住的地方离她几个姐姐的住所都不超过20分钟的路程。母亲哥哥姐姐的名字都非常有异国情调，像“费雷达”“西奥多拉”“格特鲁德”，只有“珍妮”相对美式一点。他们常来家里聚会，也常常争吵，但在我看来这都无伤大雅，就像我也会和姐姐吵架，可这并不妨碍我爱她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依然经常想起那张消失的照片，想起它可能带给我关于母亲的故事。我希望它告诉我，母亲在她姐妹中是最漂亮、最有气质的。我还想从照片中知道，父亲爱上母亲之前，她是什么样子——尽管父亲后来改变了主意，变得脾气暴躁。后来，我和姐姐进入青春期。一直关注自己外貌的母亲明白我们的烦恼。学校里的两个女同学嘲笑姐姐的另类发型，她大哭着跑了回来。母亲马上带她去了约翰·罗伯特·鲍尔斯模特公司，给她做了全套的妆容设计。专业人士告诉她，什么是正确而时髦的发型和穿衣风格。母亲特意两次到波士顿市中心的贝尔蒙特理发店和法林商场，用信用卡为我姐姐买了昂贵的烫发器和时髦的衣服。在历史课上，有同学在黑板上画了嘲讽我头发的肖像，把我画成了消瘦版的美杜莎。我回到家后，悄悄地用电熨斗烫头发，想把它烫平，结果不仅弄坏了电熨斗，还烧焦了头发。母亲没有责怪我，而是将我揽入怀中，安慰我，并带我去星星超市买了一盒直发发蜡。

父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我和姐姐都希望母亲找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再婚。我们觉得，她在为别人付出了这么多之后，应该拥有寻找真爱的权利。但是她好像对这并不感兴趣。后来，我和姐姐都各自成家，我们用大量的照片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生小孩以后，我和丈夫开始用照片和视频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这时我又想起母亲那张消失的照片。它是光荣家庭完整链条中缺失的一环。每次回去见到家人，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问那张照片到底在哪里。

在我儿子12岁那年，我母亲那边的家人几乎全部去世了。后来我最小的姨妈珍妮也去世了。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除了告诉我姨妈去世的消息，还用很不自然的语气告诉我：“我在你珍妮姨妈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那张照片。”我们觉得母亲是因为珍妮的去世而过度悲伤，因此对母亲不自然的声音并没有感到太奇怪。我告诉自己，回家后一定要尽量让母亲开心一点。

我和姐姐开车回波士顿参加珍妮姨妈的葬礼，同时也为了安抚悲伤的母亲，顺便看看那张照片。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准备好了吗？”母亲问道，说着她打开了那个一直放在她膝盖上的盒子，慢慢取出照片，勉为其难地递给我们。我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我姐姐什么也没有说。照片比我想象的要大，是12英寸×8英寸的暗棕色照片。照片里的人都站着，我那位俄罗斯外祖母的样子把我吓坏了。她穿着一身及地的天鹅绒长裙，一只手放在我外祖父的肩膀上，那神情仿佛是想把他按进椅子里。我的几个姨妈都留着一头男式短发，穿着流行的直筒连衣裙，站在三个精心打扮的哥哥边上，显得很年轻，很开心，其中一个哥哥甚至穿着粗呢子灯笼短裤。但是哪一个是母亲呢？应该不是像棕色鹪鹩一样躲在角落、永远在最后才会被想到的那个小女孩吧。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女孩是照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穿着不合身的裙子和脏袜子，头发剪得十分粗糙，那表情看上去像是强作欢颜。

母亲坐在我和姐姐中间，指了指照片中那个格格不入的小女孩说：“这就是我！”她缓缓地问道，“我长得很普通吧？”那语气仿佛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盯着那张照片，久久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那不可能是她。我突然很后悔，觉得自己不该为了满足好奇心，这么多年来不断要母亲展示这张照片，最后却只是狠狠地揭开了母亲内心深处最卑微、最脆弱的一面。我凑近看这张照片，突然觉得眼睛无法从小女孩身上移开。

“你是这群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我认真地说。别的人看起来就像一群来参加聚会的宾客，只有这个小女孩显得与众不同，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并且会让人对她的故事非常向往。

“真的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母亲看着我疑惑地说，“只可惜我家里没有一个人这样想。”

“但是我想您当时的家庭生活应该还是很棒的。”我姐姐补充道。母亲叹了一口气。

“可惜并不是那样。”她毫不客气地说。一扇封闭的大门好像被打开了。

母亲慢慢开始了讲述。那些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情节和人物颠覆了我们原先的认知。

母亲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们，她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在她8岁时的一个晚上，她的妈妈把她和她的双胞胎弟弟带到众人面前。“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小男孩很聪明帅气？”我的外祖母说。母亲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等着，然而她并没有得到任何赞扬，也没有人注意到她。“哦，对了，这是那个女孩。”外祖母漫不经心地指着我母亲说，然后就打发姐弟俩走了，自己则去招呼客人。

“这简直太可恶了！”我姐姐说。

“我在他们心中就是个发育不良的小孩，”母亲说，“我的牙长得非常难看，但是我父母舍不得花钱带我去看牙医，因此我长大后不得不自己付钱去矫正牙齿。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那位牙医很善良，愿意让我慢慢还钱。”母亲的几个姐姐，除了珍妮，也都不把她当回事。她以前说过的姐姐给她的漂亮衣服，其实只是几件手肘有洞、边缘处磨破了的旧衣服。母亲是她们姐妹中唯一上过大学并且做了老师的，我和姐姐一直引以为豪，而如今她告诉了我们真相：“我的父母担心我嫁不出去。我要能够自立，因为他们不愿在经济上支持我。”更为可怕的是，她的父亲曾经催促她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成年人的露营活动，目的是寻找男友。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了我的父亲，一个沉默、暴躁、她并不爱的男人。由于家人不断地向她灌输“除了他没人会娶你”，她才无奈地选择了这段婚姻。

我坐在母亲身旁，为母亲的遭遇感到心痛。我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谈恋爱时母亲给的那些建议：要看对方的好，不要安于现状，多注重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貌。

“你的家人简直太糟糕了！”我说。以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的姐姐叫她做这做那时，母亲有时会突然变得不耐烦，现在我明白了。我对母亲说她那时很美，母亲惊讶地看着我。她说她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我的姨妈费雷达逼着母亲住进了外祖母家。“你看，这样可以省钱，”费雷达坚持说，“还能照顾母亲。”多年后，母亲搬了出去，那时她才明白自己被人操控了那么多年，干了那么多别人不愿意干的活。

母亲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一直和我父亲维持着婚姻关系，那是因为在被深爱的男人拒绝后，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男人。她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去世后，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财产或保险，她的那些姐姐离她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却没有一个帮忙或安慰她。她姐姐格特鲁德是这样对她说的：“反正也不是什么真爱，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和姐姐一直坐在母亲身旁听她诉说，直到凌晨4点，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比之前更加难过。我们强作镇定，消化着她讲的这些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故事。每讲一件事，母亲就显得更轻松，也更美丽。母亲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也变得愈加可爱。

我拿起照片放到腿上，指出一个她似乎没有注意到的细节：照片中，她的头发虽然剪得很毛糙，但是她的发质纤细、顺滑；她的裙子虽然很不合身，但是她把袖子卷了起来，乍一看整套衣服显得很时髦。“是的，我很善于把东西打理得整洁、漂亮。”母亲神采飞扬地说。

“可您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呢？”姐姐问。

“因为我不好意思。”母亲答道。

“为什么呢？”我说，“错的是他们，不是你！”我摇摇头，“我喜欢这张照片，因为里面有你。”

听完母亲的讲述，我更爱她了。我明白母亲总是在想方设法地保护我们，她绝不让自己受的磨难在我和姐姐身上重演。她要让我们与众不同，虽然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并不听话。母亲改变不了她的过去，但是，通过为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张悬挂在墙上让她自豪的照片，她努力改变着我们的未来。

一周后，在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两大袋食品。这些东西我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但她坚持要我带着。为我准备食物是她表达爱的方式。

“还有这个你也带着吧。”说着，她拿出那张照片。

“你不自己保存了吗？”

“我更希望你保存它，”她说，“只是要记得复制一份给你姐姐。”

回去后我把这张照片用相框裱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样我就能每天看到它。每当有朋友来办公室，都会被这张照片吸引。他们会仔细审视我漂亮的外祖母、时尚的姨妈，但最让他们无法忽视的是蜷缩在角落里的那个小女孩。这时，我会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母亲。”

我知道这些年母亲给予了我什么。她不仅向我敞开自己的内心，还同意我向外人展示她隐藏多年的秘密。她给我的不只是一张我喜欢的照片，还教会我一些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故事的背后总有故事；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探索、发掘，就一定能找到真相。

（水云间摘自《译林》2020年第1期，沈璐图）

文苑·文苑

愿我的心儿永远

〔美〕肯明斯

愿我的心儿总是向小鸟儿敞开，

它们是生活的秘密。

无论它们唱什么，都比知识更美妙，

倘若听不到它们的歌声，人们便已衰老。

愿我的心灵在饥饿、无畏、干渴和柔韧的四周游荡。

哪怕是星期天，也但愿我弄错了，

因为人们一旦明辨对错，便不再年轻。

愿我不要干任何有用的事，

且爱着你，比真爱还多几分。

还从未有这样的傻瓜，能够抗拒晴天扑面的一抹微笑。

（梁衍军摘）

文苑·文苑

自由地命名

张炜

三十年前有一个小村，让人记忆深刻：小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有古怪有趣的名字。比如说有一家生了一个女孩，伸手揪一揪，皮肤很紧，就取名为“紧皮儿”；还有一家生了个男孩，脸膛窄窄的，笑起来嘎嘎响，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嘎嘎”；另有一家的孩子眼睛很大，而且眼角吊着，就被唤作“老虎眼”；小村西北角的一对夫妇比较矮，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高一些，就给他取名“爱长”。

三十年后的小村怎样了？不出所料，电视之类一应俱全，家家户户无一例外地热闹起来。满街的孩子找不到一个古怪有趣的名字——所有名字都差不多。好像取名时相互都商量过了，本村和邻村都有重名的：如果一个名字好听，别人很快也会取一个类似的。不仅这样，当年的“紧皮儿”“爱长”“嘎嘎”“老虎眼”们，也不喜欢别人叫他们原来的名字。显然，他们为此而感到羞愧。

这就是网络时代。世界变小且空前拥挤——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角落。原来属于个人的空间给填平了，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扼杀了，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命名的能力——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一样：没有这个能力了。

他们过去有更多的想象自由，能够从爱好和心情出发，叫出一串“紧皮儿”“嘎嘎”之类的词语。这个能力既自然又强大，这种能力正是小村给他们的。当时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意去行动和思考，现在则不同，他们不得不与各种思想达成妥协。想想看，每天有多少信息、观念，伴着流行音乐和俗艳的形象往小村人的脑子里硬灌——他们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

小村人是这样，可城市人又比小村人高明到哪里？于是，最后只有极少数人留住了自己的一点能力——为这个世界命名的能力。其奥秘在哪儿？无非就是竭力为自己保留一个角落。过去讲一个人要拥有一片土地，现在不行了，现代人不可以有这样的奢望——现代人能拥有一个角落就很不错了。

实际上，我们在现代世界里的退避才开始。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且回到自己的角落吧，无论它多么窄小。

但人毕竟是强大的，哪怕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都有可能展开自己的想象，恢复一种能力。这个角落既是实指又是虚指：人的精神要有一个角落，我们要在那里安放。的确，一个人要想稍稍像样地度过一生，就得这样。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空间来让自己安静，结果失败了。

有一个了不起的学者说过一句话真是好极了。这句话非常朴素，但是会让我们一生受用。他说：“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前了。”

想想看，我们这些年里凑了多少热闹，周旋于多少场合——回忆一下归来时的心情，真的很糟。喧嚣之声让我们如此紊乱，状态极差——我们常常需要一个星期的安静，才能稍稍恢复到出门之前的样子。

人这一生除了迁就庸常，古往今来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趋炎附势。作家也不例外。但于作家而言，这就是致命伤了。所以作家一生都要像警惕疾病一样，警惕自己犯趋炎附势的毛病。

我经常在海边散步，那里最多的是海鸥，它们一群群喧闹鸣叫。海鸥千里跋涉、海阔天空，飞得很高，有时又能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海边的林子里还有另一种动物，那就是刺猬。我经常看到刺猬，它们走得很慢，想躲都躲不掉。它一挪一挪地走，你走近一碰，它就蜷成球了。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也可以分成海鸥和刺猬两种类型。我们会做哪一种？刺猬比较安静，活动半径小，而且始终有自己的一个角落，在那儿一挪一挪地走，只吃很少的食物，所需甚少。

有一类作家就像刺猬，一生都在安静的、偏僻的角落里，活动范围不大。他们也的确所需甚少。一般而言，刺猬并没有什么侵犯性，若有什么碰了它，惹了它，它也不过是蜷成一个刺球而已。可刺猬唯独怕一种东西，那就是黄鼠狼。近来由于生态失衡，林子里的黄鼠狼多了一些。黄鼠狼常常释放一种恶臭的气体——这让刺猬最不能忍受，于是它会厌恶地走开——它展开刺球时，柔软的腹部就会露出，这就容易使它受到伤害。

所以说，在角落里，刺猬是自由的；它所要提防的只是黄鼠狼。

（许亚军摘，韦尔乔图）

文苑·文苑

白夜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黄灿然　译

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并将持续整个六月。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高纬度地区很常见。

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个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连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都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

在这样的夜晚，人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强，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就像水。

（子衿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小于一》一书，〔苏联〕皮斯卡寥夫图）

文苑·文苑

军令如山

〔美〕雷·布拉德伯里
◎仇春卉　译

1952年盛夏的洛杉矶，烈日当空，旅馆游泳池旁边站着新兵教官和他的队伍。教官大声吼出操练口令，他的队伍严格按照指令行动。

“向前——看！抬头！收下巴！挺胸！收腹！双肩向后！该死的！向后！”

一阵窸窣声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教官身穿一条游泳裤，沿着池边踱步，一双冰水似的蓝眼睛盯着他的连队、他的纵队、他的小分队、他的——儿子。

这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全身僵硬地站着，双肩好像僵住了，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不见踪影的敌情。父亲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绕着他转圈，凑到他跟前大声吼出各种口令，每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

断续闪现的记忆就像破败电影院里放映的一部质量极差的影片。这个记忆片段从何而来，又为什么突然出现？

我此刻身处一列从洛杉矶北上旧金山的夜车。夜已深，我还在餐车坐着，车厢里还有一个酒保和一个酒客。酒客是个神态苍老的年轻人，就坐在我对面，正在喝第二杯马提尼。

那往昔的记忆片段正是因他而来。

九英尺之外，他的头发、面容、一双蓝得惊人的眼睛、受伤的眼神，这一切截住了时间的洪流，将我拉回过去。

我的视线在焦距内外游移，感觉一会儿在火车上，一会儿又回到了泳池旁。我看着这个与我相隔一条过道的年轻人，看着那双饱含伤痛的明眸，耳边响起他父亲几十年前的嘶吼。忽然，那个时而安静、时而活泼的小男孩穿越了几千个下午，出现在我眼前。他还在做各种转身变向的训练动作，时而把想象中的步枪举起行礼，时而又把枪扛在肩膀上。

“立——正！”那位父亲吼道。

“一！二！”儿子跟着吼。

“天哪！”席德叹了一口气。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正和我并排躺在正午的烈日之下，目不转睛地盯着父子二人。

“对啊，天哪！”我喃喃地说。

“这事情已经持续多久了？”

“看起来起码有好几年。”

附近教堂敲响了正午的钟声，又到了池边酒吧开门的时候了。

“队伍……前进！”

这支一大一小两个人的队伍开始行军，大步走过瓷砖地，向露天酒吧半开半锁的小门挺进。

“队伍，停！预备！开锁！一，二！”

小男孩一下子就把锁打开了。

“三，四！”

他把门猛地推开，立即往后一跳，直直地站着，等待长官的指令。

“向后——转！向前——进！”

男孩一直走到泳池边上，眼看就要栽进去了。他父亲的脸上露出极度扭曲的微笑，平静地说道：“停！”

男孩在池边摇摇欲坠，总算及时停了下来。

“该死的家伙！”席德低声咒骂。

那位父亲独自走开了，留下儿子像旗杆一样直挺挺地僵立在池边。

席德突然蹦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父子二人。

“快坐下。”我说道。

“老天，他打算把小孩扔在这里不管了？让小孩等到什么时候？”

“坐下吧，席德。”

“哼，这样多不人道啊！”

“他不是你的儿子，席德。”我平静地说，“你想跟人狠狠打一架吗？”

“对啊！”席德说，“该死的！”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怎么没有好处？我要打这个该死的——”

“你先看看小孩的脸吧，席德。”

席德一看，慢慢就泄气了。水面反射着阳光，照在小孩的面孔上，竟然映出满脸自豪的神情。还有他抬头挺胸的姿势、激情燃烧的眼神、毅然担起严厉苛责的双肩，全身上下处处散发着自豪和骄傲。

正是这种自豪背后的逻辑让席德认输了。他像是被满腔的沮丧压垮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难道我们整个下午就浪费在这里，看着人家玩这个笨游戏……”席德的音量不知不觉提高了许多。

小孩的父亲正在泳池对面整理浴巾，听到这句话，他突然转身，向我们走过来。

“先生，如果你能够小声点说话，”他平静地说，“我会非常感激。我不想让我的小孩感到困惑……”

“我爱说啥就说啥！”席德开始站起身。

“不！你不能胡乱说话！”这人的鼻子像一把枪似的指着席德，快戳到他脸上了，“这是我的泳池，我的地盘！我和酒店有协议，他们的管辖范围只到那道大门为止！我要经营一个干净舒服的地方，所以这里我说了算！谁敢唱反调就给我滚出去！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隔壁健身房看看我的柔道黑带、拳击手套和持枪证。你敢和我握手，我就把你的手腕掰断；你敢再多一句废话，我就让你的牙医花两年时间来修复你这副尊容！队伍，立——正！”

他这番话如飞瀑激泻，一气呵成。站在池边的儿子突然全身僵直。

“四十个来回！开始！”

“有！”小孩大吼一声，纵身一跳。

他全身没入水中，随即开始狂游一通。小孩的顺从完全扑灭了席德的斗志，他郁闷地闭上眼睛。

那位父亲对着席德微微一笑，然后转头看着他的儿子翻江倒海，搅皱一池水。

“我做不到的事情，都在他身上实现了。”他说道，“两位，请。”

他很生硬地向我们点一点头，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开了。

席德无处发泄，只能跑到池边一头扎进去。他游了二十个来回，完败于那个小孩。上岸之后，席德眼中的火焰已经消失无踪，他一下子就摔倒在躺椅上。

“天哪！”他把脸埋在毛巾里，低声说道，“总有一天，这个小孩会反咬一口，把那个王八蛋杀了！”

“正如海明威笔下一个人物说过，”我看着小孩游完第三十五个来回，答道，“想想也是好的，对吧？”

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孩子的父亲依然迈着矫健的行军步伐四处忙碌：他清倒烟灰缸，把桌子、椅子和躺椅摆得整整齐齐，颇有军人的风范；他把刚洗干净的毛巾在长凳上摆放成整齐的小方块，每沓的形状和大小都像计算过那么精确；就连他擦拭地板的动作步伐也遵循着某种几何规律。他就这样来来去去、营营役役、修修补补，在忙碌中偶尔抬头看一眼，确保他的班、他的排、他的连队的战士依然肃立，能够一小时一小时地坚持下去。只见小孩嘴巴紧闭，下巴压低，肩膀后挺，整个人就像一根通枪管的铁条那么笔直。

当时席德早就走了，我独自站在旅馆房间的阳台上，喝着最后一杯，看着楼下的泳池。我的视线被这一动一静的父子俩吸引住了，难以挪开。傍晚时分，小孩的父亲快步跑到大门那里，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事情，转头喝道：“立正！向右——转！一，二！”

“三，四！”小孩叫道。

小孩踏步走过大门，挺进停车场。他每一步都狠狠地砸在水泥地上，仿佛脚上穿了靴子一般。他的父亲随手锁上大门，就像机器人那么熟练。他四下扫了一眼，抬头看见我，稍作迟疑。他的眼神把我的脸烧得火辣辣的，我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肩膀后挺、下巴压低……我的双肩不禁向后缩了一下。为了掩饰，我举起手中的酒杯，随意地向他挥一挥，然后放到嘴边。

我想，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儿子长大之后会杀了他父亲吗？会打老头一顿吗？会离家出走吗？就算他逃，能逃过这已被毁掉的一生吗？

或者，我一边喝一边想，这个小孩长大后会不会也要用这种方式养育自己的孩子呢？他会不会把手枪塞进嘴里，用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把自己当作父亲一样杀掉呢？或者，他会不会只结婚不生子，就此埋葬所有的呵斥、训练和教官呢？我的酒杯已空，夕阳也远去了，还带走了这对父子。

可是现在，在这趟北上的火车里，在奔向茫茫暗夜的旅途上，这二人当中的一个回来了。活生生坐在我对面的正是那个儿子，也就是当年的那个新兵。

三十年后，他坐在我对面，抿着第三杯马提尼。他是一个神态苍老的年轻人，也是一个面容年轻的老年人。

我一直盯着他明亮的蓝色眼眸，还有他受伤的眼神——没错，他的眼神只能用“受伤”来形容。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对他注视得太久，已经到了有些尴尬的程度。于是我鼓起勇气开口。

“对不起。”我说，“我这样挺蠢的，可是——三十年前，我每个周末都去国宾酒店游泳，那个泳池是由一个军人和他的儿子管理的。他，嗯……你就是那个儿子吗？”

这个面容年轻的老人想了想，用一双游移不定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终于露出一丝平静的笑容。

“我就是那个儿子。”他说，“过来坐坐吧。”

我走过去和他握手，然后坐下来，给我们各点了一杯，似乎要庆祝什么，或者追悼什么。酒保把酒端过来，我说：“为了1952年，干杯。那是一个好年头，不算好？不管了，干吧。”

我们一起喝了一口，年轻的老人随即说道：“你在好奇我父亲怎样了。”

“老天……”我叹道。

“不，不，”他安慰我说，“没关系的。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很好奇，都问了这个问题。”

藏在这个老人心中的孩子一边细品着马提尼，一边追忆往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好，你父亲怎样了？”

“死了。”

沉默许久。

“还有呢？”

“还有，”这个年轻的老人将杯子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把一张纸巾以某个特定的精准角度铺在杯子旁，又把一颗橄榄搁在纸巾的正中心，开始从中读出过去的点滴。“你还记得他是怎样一个人吧？”

“历历在目。”

“嘿嘿，‘历历在目’这四个字概括了多少东西啊！”这位年轻的老人轻轻地哼了一声，“你还记得他在泳池旁边操练，前进后退、向左转向右转、立正别动、挺胸收腹、下巴收起来、齐步走、一二？”

“我记得。”

“后来，在1953年，那时候你们那些常来的泳客早就走了，有天傍晚，我父亲又在训练我。他让我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在我面前大吼。我记得他唾沫横飞，喷在我的下巴、鼻子和眼睑上。他对我吼道，一块肌肉也不许动！不许眨眼！不许抽搐！我不让你呼吸，你就不许呼吸！你听到没有，士兵？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听到了，长官！我咬牙切齿地回答。

“然后我父亲转身的时候在地砖上滑了一下，摔进泳池。”

这个年轻的老人停下来，发出一阵很古怪的笑声。

“你知道吗？你当然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那么多年来，他辗转在不同泳池工作，清洗淋浴设备，洗换浴巾，修理跳水板和排水系统。可是，他竟然从来没有，天哪，他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会游泳！天哪！不可思议吧？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而我不知怎的也从来没想到。他向来都是呵斥我、指挥我、命令我。向右看！不许抽搐！不许动！所以当时我只是站着，两眼直直地盯着远处的斜阳，甚至没有向下看一眼。我必须严格遵守命令，只能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我听见他在水里翻腾叫嚷，可是我听不明白他在叫什么。我听见他拼命地吸气、喘气，呛水，再吸气，又不断沉进水里，还发出尖叫。可我依然站直了，压低下巴，收腹，双眼平视，汗滴挂在眉头，嘴巴闭上，屁股也绷紧，脊梁挺得像铁杆子那么直。他还在继续叫嚷、喘气、呛水。我一直等着他叫‘稍息’，他本该叫‘稍息’的，可是他一直没有叫。那我还能怎么办？我只能像一尊雕像似的站在那里。后来尖叫声停了，一切都恢复平静，只有池水拍打着泳池边。我又站了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终于有人出来了。他们看见我站在那里，然后低头发现池底有东西，他们说‘天啊’，连忙转头跑过来。他们都认识父亲和我，所以终于有人说了一句‘稍息’。

“然后我就哭了。”

这位年轻的老人仰头把酒喝完了。

“可是你得明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假装，他以前玩过这种花样。他让我放松警惕，自己假装离开，等一会儿就偷偷回来，蹲在暗处，看我有没有站得像铁杆子那么笔直。他还会装作去厕所，然后突然跑回来揪出我的错，惩罚我。所以那天我站在池边，心里想的是，这是父亲在考验我，引我犯错。所以我只能等着，以防万一，对吧？以防万一……”

喝完马提尼，他把酒杯放进托盘，然后默默地坐回椅子，双眼看着我身后，不知道在看什么。现在故事已经讲完了，我看着他的眼睛，想看看有没有一点湿润；我看着他的嘴巴，想找到一点点悲伤的迹象。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到。

“现在，”我说道，“我已经知道你父亲的遭遇了。可是……你呢？”

“你也看到了，”他说，“我就在你面前。”

他站起来，伸手和我握了握。“晚安！”他说道。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看到了那个在烈日午后等待命令的小男孩。然后我看了看他的左手，上面没有结婚戒指。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孩子？没有未来？可是我不能这样问他。

“很高兴我们能这样重逢。”我听到自己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握着我的手晃了最后一下，“你也熬过来了，真好！”

我熬过来了？！我想，天哪！我？

他已经转身，沿着走廊越行越远。他的身体状况一流，行走的时候步履轻盈，保持着绝佳的平衡，完全没有随着火车摇晃而左摇右摆。走到车厢门口，他迟疑了。他背对着我，似乎在等待最后一句话，等待有人对他吼出最后一个口令。

前进！我想吼叫，齐步——走！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毁了他还是让他解脱，可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一声不吭。只见他终于打开车厢门，悄然无声地滑进门内，大步走进下一节软卧车厢的走廊。他的前方是什么？他是困在那个我能想象的过去，还是正走向一个我不能预见的未来呢？

（彭慧慧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小说选读”，本刊节选，李晨图）

文苑·诗笺

我的目光清澈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程一身　译

看的时候，我的目光清澈如向日葵。

我习惯于走在路上

左顾右盼

有时还向身后看看……

每一刻，我看到的东西

都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

我善于留心事物……

我能够保持一贯的惊奇

一个婴儿如果能真正目睹

自己的诞生，他将会感到惊奇……

每一刻，我都感到自己刚刚出生

出生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上……

我信任这个世界就像信任一朵雏菊，

因为我看见了它。而不是想到了它，

因为思考就意味着不理解……

这个世界的诞生并非为了让我们思考

而是让我们观看并认同……

我没有哲学，只有感觉……

如果我谈到自然，并非因为我懂它

而是因为我爱它，至于爱的理由，

就像在爱情中，你根本不明白你爱的是什么

或者为什么爱，以及爱是什么……

爱就是永恒的纯真，

而唯一的纯真就是不思考……

（炜彤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在你身边看云》一书）

〔比利时〕勒内·马格里特油画

人物·人物

“真”为生命真谛

倪匡

蔡澜有一种罕见的气质，或气度。那些身份，或许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但气度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这种气质、气度，表现在他“好朋友”这一身份上。

桃花潭水深千尺

好朋友不稀奇，谁都有。俗言道：曹操也有知心人。不过请留意，蔡澜的“好朋友”项下有括号：很多人的好朋友。

要成为“很多人的好朋友”，这就难了。与他相知逾四十年，从未在任何场合听任何人说过他的坏话，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凭的，就是他天生的气质，真诚交友的侠气。真心，能交到好朋友，那是必然的事。

以真诚待人，人未必以真诚回报。诚然，蔡澜一生中，吃所谓“朋友”的亏不少，即便他从来不提，大家也知道。更妙的是，让他吃亏的人知道占了他的便宜，自知不是，反而对他衷心佩服。

许多朋友，都不是他刻意结交的，却成为意气相投的好友，友情深厚，何止深千尺！他本身有这样的程度，所交的朋友，自然也不会相去甚远。

这里所谓“程度”，并不是指才能、地位，而是指“意气”。意气相投，哪怕你是贩夫走卒，一样是朋友；意气不投，哪怕你是高官富商，照样不屑一顾。这是交友的最高原则。

这种原则并不刻意，蔡澜最可爱的气质之一，就是不刻意地做君子。有顺其自然的潇洒，有不着一字的风流，所以一遇上可交之友，自然而然友情长久，合乎君子交友的原则。从古至今，凡有这样气质者，必不会将利害得失放在交友准则上，故而交友必广，必然人人称道。把蔡澜朋友多这一点，列为第一值得素描的点，皆因性格使然，怎么都学不来——当然，正是看到他的诸多创意，成为许多人模仿的目标，所以有感而发。

千金散尽还复来

蔡澜对钱的态度是，若用钱能买到快乐，就不惜代价去买；若用钱能买到舒适，也不惜代价去买。这样的态度，自然“花钱如流水”。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自然要设法赚钱。

他绝对是一个文人，很有古风的文人。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文人的影子，尤其是魏晋的文人，不拘小节，潇洒自在。

他很有才能，善于在生活的玩乐吃喝之中发现商机，成就一番事业，且为他人竞相模仿。

他喜欢喝茶，特别是普洱，极浓，不知者以为他在喝墨水。他也笑说“肚里没墨水，所以喝墨水”，结果是出现了经他特别配制的“抱抱茶”，十余年风行不衰。

他喜欢旅行，足迹遍天下；喜欢美食，遍尝各式美味——他把二者结合，首创美食旅行团。在这之前，旅行团对于游客在旅行期间的饮食并不重视，食物大都简陋。蔡澜的美食旅行一出，当然大受欢迎，照例成为模仿的对象。参加过蔡澜美食旅行团的团友，组成“蔡澜之友”，数以千计，有参加数十次者。这种创举不胜枚举，各地冠以他名字的“美食坊”便可以证明。

这些事业，再加上日日不辍地写作，当然让他有相当丰厚的收入。每当我看他那种大手大脚的用钱方式，都不禁替他捏一把汗。但数十年来，只见他愈花愈有。数年前，他曾遭人欺骗，损失巨大（八位数字），但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努力经营，不到三年，损失的就回来了。主宰金钱，却不被金钱主宰，快意人生，不亦乐乎。

真正了解快乐且能创造快乐、享受快乐，当年有腰悬长剑、昂首阔步于长安道路的，如今有背着僧袋、悠然闲步在香港街头的，二者之间，或许大有共通之处。

众里寻他千百度

对人生目标的追寻，可以分为刻意和不刻意两种，众里寻他，也可以理解为对理想的追寻。

表面上的行为活动，是表面行为；内心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是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属于内涵。

虽说有诸内而形诸外，但很多时候，不容易从外在行为窥视内心世界。尤其是一般俗眼，只看表面，不知内涵，就得不到真实的一面。

看人如此，读文意更如此。蔡澜的小品文，文字简洁，不造作、不矫情，心中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真。

乍一看，蔡澜的小品文，写的是生活——他享受的美食，他欣赏的美景，他赞叹的艺术，他经历的事情，大千世界，尽在他的笔下。

试想，他的小品散文，已出版的，超过一百种，即便是擅写此类文体的明朝人，也没有一个人留下这么多作品的，放诸古今中外，这肯定是一个纪录。

能有那样数量的创作，当然源自他极其丰富的生活经历。

读蔡澜的小品散文，若只能领略这一点，虽也足矣，但忽略了文章的内涵，未免可惜。谁解其中味？唯有能解其中味的，才能真得蔡文之三昧。

他的文章中，处处透露对人生的态度，其中的浅显哲理、明白禅机，都能使读者顿悟，把本来很复杂的世情简单化：噢！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可以付之一笑，自然快乐轻松，这就是“蓦然回首”，这就有了境界！

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

看云林先生的画：天高云淡，飞瀑流泉，枯树危石，如斗茅亭，有君子兮，负手远望，发思古之幽情，念天地之悠悠，时而仰天大笑，笑天下可笑之事，时而低头沉思，思人间宜思之情，虽茕茕孑立，我行我素，然相交通天下，知己数不尽。

若问君子是谁，答曰：蔡澜先生也。

和他相知逾四十年，自他处学到的极多。“凡事都要试，不试，绝无成功的可能，试了，成功和失败，机会一半一半。”这是他一再强调的。只怪生性不合，没学会。

“既上了船，就做船上的事吧。”这是有一次跟人上了“贼船”，我极不耐烦、大肆唠叨时他教给我的。学会了，知道了“不开心不能改变不开心的事，不如开心”的道理，所以我一直开开心心，受益匪浅。

他以“真”为生命真谛，行文如此，做人如此。所以他看世人，不论青眼白眼，都出自真，都不计较利害得失，只求心中真喜欢。

世人看他，不论青眼白眼，他也浑不计较，只是我行我素：“岂能尽如他意，但求无愧我心。”

（林冬冬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蔡澜说人生：世间事 贵痛快》一书，苏美璐图）

人物·人物

罪恶之城的骑士

徐敏

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找一位最受作家们喜爱的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可能会排在前几名。欧美作家加缪、毛姆、艾略特都是他的忠实读者，亚洲的钱锺书和村上春树也是他的拥趸。

不出意料，他是个酒鬼

伟大的作家常常有两种出身：一种是家境优渥，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另一种是出身贫穷，且家庭成员关系复杂，有个喜欢酗酒打人的父亲。前者如列夫·托尔斯泰、威廉·福克纳，后者如以硬汉派犯罪小说著称的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

雷蒙德的父亲是芝加哥的一名土木工程师，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酗酒、施暴加上终日与男性工人为伍，导致他回家后也以粗暴的方式弄得家中鸡犬不宁。雷蒙德的母亲不堪其扰，在雷蒙德12岁时便带着他离家出走，先去了爱尔兰，后来去了伦敦。直到20多岁，雷蒙德才回到美国洛杉矶。“可惜的是，尽管雷蒙德对父亲的恶习有着切身体会，可是他自己也没能抵挡住酒的诱惑。酗酒也成为雷蒙德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中这样写道。

离开父亲的雷蒙德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而和父亲决裂的他却接过了父亲的酒杯。1917年，29岁的雷蒙德参加“一战”，经过训练后他还学会了驾驶飞机。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除了密集的战火就是酒。“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在英国空军服役的时候，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到四肢伏地，爬着上床。可是到了次日早晨7点30分，我又变得像麻雀一样欢快，叫嚷着要吃早餐。”战争时期，雷蒙德和战场上的很多人一样，在酒精和解脱之间画上了等号。

1923年，35岁的雷蒙德又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在洛杉矶和好友的母亲茜茜结婚。茜茜比他大18岁，可能当时他并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在那段时间，他很享受婚姻生活、与朋友的交际，以及石油行业的职场生涯，可是他酗酒越来越严重。他对酒精产生了依赖，以至于打乱了生活的平衡。他知道了茜茜的真实年龄而酗酒，酗酒又令夫妻关系更加紧张，导致他喝得更凶。二人曾一度签过分居协议，可雷蒙德始终放不下酒杯。

1931年，雷蒙德因为酗酒而丢掉了报酬丰厚的工作。生活已经土崩瓦解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我真心向往之地，现在我已经走到了它的边缘。我正在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作家。”

端着酒杯，雷蒙德开始了犯罪小说写作之路。当然，我们并不能说是酒精成就了作家。

离不开的烟斗、眼镜和黑猫

开始从事写作的雷蒙德很快意识到，要想成为一名驾轻就熟的小说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起初他曾经亦步亦趋地模仿作家海明威。然而经济状况的窘迫迫使他开始为通俗杂志（也就是廉价惊险读物）撰稿，因为这种杂志不仅允许撰稿人不断地打磨作品，还给他们开出丰厚的稿酬。

不得不说，雷蒙德选中了一个极好的时机为通俗杂志撰稿。20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通俗杂志却迈入全盛时期。这类杂志很便宜，刊登的内容丰富多样，从犯罪、西部小说到间谍、爱情故事，几乎无所不涉及，在男性读者中广受欢迎。《黑面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杂志，以“最上乘的冒险、悬疑、侦探、浪漫、爱情和离奇故事”为宣传语，影响力颇大。而雷蒙德此时也选择为通俗杂志撰稿来磨炼自己，虽然他内心深处仍有一个写严肃小说的抱负。

他的通俗处女作是《勒索者不开枪》，讲述的是洛杉矶的一名私家侦探帮助好莱坞女星朗达·法尔追踪敲诈犯的故事。尽管这部作品看起来颇为粗糙，但它讲述的硬汉故事和引人入胜的修辞还是抓住了读者的胃口。

接下来是很多雷蒙德的拥趸熟悉的情节了。雷蒙德在40多岁时正式开始了犯罪小说的创作，后来发表了《长眠不醒》《再见，吾爱》《湖底女人》《漫长的告别》等一系列作品，在经过一些争议后，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20世纪40年代，屡有好莱坞电影公司看中他的作品并买下电影版权，这让雷蒙德和茜茜的生活有所保障。虽然日子还在酗酒的阴影中反复，不过雷蒙德还是陪伴茜茜走到了她生命的最后。

菲利普·马洛（亨弗莱·鲍嘉饰）

漫不经心并略带几分戏谑的表情，口里叼着烟斗吞云吐雾，怀里抱着一只皮毛黝黑的小猫。这是雷蒙德留下的经典肖像照——当然，他是戴着眼镜的。除了酒杯，雷蒙德人生中几个重要符号就是眼镜、烟斗和黑猫。他钟爱这只名叫“塔基”的猫，称它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享受。在好莱坞和其他剧作家一起修改剧本时，对方常常被他的烟熏得忍无可忍而跑到厕所里躲避。

“生蚝上的几滴辣酱”

在雷蒙德开始写作前10年左右，就有不少专业作者为通俗杂志撰稿，其中不乏杂志社签约多年的固定作者。最终却只有雷蒙德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究其原因，与他的创作观有关。

在雷蒙德开始写犯罪小说的年代，大部分悬疑作家都把心思放在剧情上，用故事吊住读者的胃口。就连注重角色塑造、探索现实主义写作路线的作家达希尔·哈米特，也给了剧情和动作同样程度的关照。雷蒙德则与众不同，他始终把角色塑造置于悬疑之上，而这也成为他成功的秘诀。他在谈到《长眠不醒》时说：“这部侦探小说对人物的兴趣高过剧情，它试图以小说的形态立足，而悬疑要素只是生蚝上的几滴辣酱。”

多部小说中的主角侦探菲利普·马洛的恒久魅力，是让雷蒙德能够轻易超越其他同题材作家的狭窄边界，打开更广阔天地的最重要因素。家喻户晓的马洛以雄辩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极具美国风格的词：孤独。无论读者住在洛杉矶、东京、伦敦还是巴黎，当他们读到马洛在大城市的格格不入时，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在塑造复杂的侦探上下过很多功夫后，雷蒙德又花了很多精力在增加反派角色的深度和复杂性上。以《再见，吾爱》中的反派角色为代表，雷蒙德对他们的动机生出了兴趣，想要塑造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与菲利普·马洛对抗的单向度、功能性人物。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马洛如此评价一个试图赎罪的杀人犯：“他远远不是卑劣如老鼠的人。”仿佛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原谅、被理解的。雷蒙德的作品不仅仅关于谋杀，他还将对腐败、懒惰和自私人性的刻画注入犯罪小说，大大拓宽了这一小说类型的疆域。

1959年，因长期酗酒导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雷蒙德不幸离世。他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他的首部小说问世70多年后，他的创作成了犯罪小说的试金石，不仅代表了优秀的小说，也代表了兼具力与美的写作。

“任凭季节流转，美好的事物自会久存，那些曾经振奋的，如今已黯然且迟钝。哦，那辉煌将由我来创作，只可惜绝妙的思绪来得太晚。”这是雷蒙德在逝世前一年给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十分悲伤。

“所幸，在他的读者眼中，他的为人和成就远不止如此。”《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中这样评价他。

（海城楼摘自《济南时报》2020年3月28日）

人物·名人轶事

人一辈子开心就行

黄永玉

范成元被人戏称为“东三环齐白石”，我并不觉得粗俗。他能顺手画出齐老头各个类型的作品，郁沉、朴实、厚重的，轻快、活泼的，林林总总，无一不像，简直像到了家。他知足，自得其乐，不炫耀、不满溢，大方、厚道，懂分寸、严操守。他的经历、交往、见闻、修养、道德观、吃喝根、朋友缘……丰富灿烂。作品不重价值，有情感观，纵情作品，信手送人。张三李四，白酒啤酒，都是好人，都是情义，于是摊纸倒墨，画将开来。他既不懂市场经济，也不讲供求关系；对画价升降毫不在意，论资排辈视若无睹，来者不拒，见者有份，噼里啪啦，卷了就走……我曾经表示：“朋辈尊长的画作你珍惜尊重，自己的画作倒是闲抛闲掷，真让人难以理解。”他说：“十几亿人口，几张画铺不了那么宽！人一辈子开心就行。”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阅读小组”，黄永玉图）

人物·回忆

见客记

程旸

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我位于北京学院路的家，常迎来一帮独特的客人——当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臧棣、孙文波、萧开愚等先生和女士。我那时读小学六年级，在客厅礼貌露面后，便退回卧室紧闭房门，做起作业。

客厅时常传来高声的谈笑，间或也有争论，却不知他们在争些什么。那时，时兴家庭冷餐，他们来我家，大概是这个目的。偶尔他们也到楼下的小餐馆聚餐。我母亲自然是女主人角色，我跟随吃喝，因此有了近距离观察诗人们的机会。年长之后，我渐渐感到，现实中的“本人”和作品中的“诗人”，还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欧阳江河先生生于重庆，原为四川某军分区参谋，后转业至四川省社科院工作。他个头虽不高，底气却很足，雄辩滔滔，外貌更像是一个刚下战场的军人。饭桌上，他经常力排众议，然而也会因说话被人打断，眼神散漫地看着对方。我不由得想起欧阳江河的诗句，恍然是在梦中。饭桌上他性格外向，诗作里却是耽于沉思的另一个人。饭后回家的路上，星光高远清冷，即将离去的诗人返回现实，竟和普通人一样握手告别，消失在夜幕中。

西川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在新华社《环球》杂志就职多年，后来去中央美术学院，再去北京师范大学。他留着长发，戴着眼镜，虎背熊腰，与记者、教师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举一动，倒与诗人模样更加贴切。他不紧不慢地跟人说话，微低着头，呈现一种声调不高、执意要说服人的姿势。间或，也抬头看对方的反应，有一些商榷的意思。我查过他年轻时写的一首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至少外表上的作者，像是与作品内容融为一体。“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听说上大学时，他与诗人海子要好，诗里不免有神秘的东西。回想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有时坚定、有时迷离的眼光……

翟永明女士平素寡言，外貌高冷，大而深的眼睛盯着人们，有时也插上一两句话，言语极其节省。她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好像是学激光的，这让我想起学医拿着手术刀的鲁迅。工科和医学，严谨苛刻，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这种学科思维，是否也被带进她的诗歌？“从早到午，走遍整个村庄/我的脚听从地下的声音/让我到达沉默的深度”。还有，“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径”。（《静安庄》）她偶尔也会叼起一支香烟，像是在平衡极度紧张的内心。坐着的翟永明就像是一场梦，等她开口，又显得知性和理智。我不太会分辨，作品和现实中的人哪一个更为真实。

臧棣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大男孩，高大，健朗。他眼睛不大，但笑起来就把缺点掩盖了。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当过记者，后来重返北大念博士，留在那里教书。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圈子中，学历最高、科班出身的，大概就是臧棣。我平时读诗不多，为写此文，便去查作者的诗。如果说欧阳江河沉痛，西川辽远，翟永明善思，那么臧棣写的短句就很晦涩。比如《蝶恋花》：“你不脆弱于我的盲目/你如花，而当我看清时/你其实更像玉……”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是太明白作者的深意。又如《报复》：“我们曾像两本参考书一样/躺在床上。我们的作者都不在场。”跟前面几位诗人比起来，臧棣是很“在场”的那种随和自然的客人，接触下来是很让人“明白”的。读这些诗句，我反而觉得他疏远了，朦朦胧胧的，像故意在某一个地方躲着，让你很累地猜测。查材料，我才知道他在北大诗人圈子中，属于声望最高、最受崇拜的。

萧开愚先生我仅仅见过一回。记忆中，他送家人一本刚出版的诗集，还未签名，就赶紧抢过来在上面改诗句。等要签名时，又要过去，一改再改……我相信他是一个有语言洁癖的诗人，非得整得一清二楚才肯罢休，不知生活中的他究竟如何。开愚的诗我没读过——我的生活，实在离诗歌太远太远。这回想起旧事，便找来几首，很草率地阅读，想必诗人们也不以为然吧。

（修远摘自《文汇报》2020年3月18日，张伯涛图）

社会·杂谈随感

奥斯威辛之后

宇平

如果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定不会对纳粹德国奴役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感到陌生。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关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很多，有些人可能或多或少读到或听到过这句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甚至有些人可能按照字面意思解读为：在经历过绝对的灾难之后，再去进行任何诗意化、审美化的活动，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就这句话的出处而言，它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言。

不过，阿多诺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出自阿多诺1949年的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

其实，阿多诺写出这句话不仅基于经历大屠杀之后的悲怆，也有着上下文的语境。这句话是一个哲学命题，不能被断章取义且片面地理解。

惨剧

20世纪，最残酷的莫过于“二战”的发生。

当时的纳粹德国为推行种族主义镇压异己，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既是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40多个集中营的总称，也是所有集中营里最大的一个，由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

营内设有4个大规模的毒气“浴室”、储尸窖和焚尸炉，一次可屠杀1.2万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

所有被囚禁于此的，无论是犹太人、平民百姓，还是战俘，他们的最终命运除了惨遭屠戮，随身财物也被劫掠一空。纳粹把受害者的衣物给德国兵，将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就连他们身上的头发、皮肤都不放过。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地狱般的场景被发现时，经历过残酷战火的战士都震惊了——7000多名形容枯槁的被囚者、人皮做的手套和灯罩、头发做的褥垫、脂肪做的肥皂……时至今日，惨象依然历历在目。

据英国《卫报》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共囚禁过数百万人，有120万到150万人在这里被夺去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阿多诺之问

奥斯威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在带有德国风格的严格精密的国家行政程序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摧毁+根除）。它具备极高的现代性，目的是让一些人不仅从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消失，而且从地球上消失。

再看当时的德国，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影响的国家，是一个高度追求审美艺术的国家，启蒙、革命曾经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坐标。我们今天谈的美学就来自德国，贝多芬、歌德，还有康德、马克思也诞生于这片土地。

而让后人感到讽刺的是，在集中营内，艺术曾被利用，甚至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那些受过艺术熏陶的高素质公民，白天用机关枪扫射数以百计的生命，晚上又欣赏哲学和艺术。如席勒的诗歌会被送往战场鼓舞士兵，巴赫的音乐也曾在指挥官的办公室响起。

因此，到了阿多诺这里，他不得不思考：

倡导哲学和艺术的德国，为何会犯下如此灭绝人性的罪行，并且还打着“科学的基础”的幌子，带着“文明”的伪装，甚至标榜其行为是人类未来的方向？这些以文明人自居的现代侵略者，是否意识到他们自诩的文明已病入膏肓？过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艺术，在奥斯威辛如此“野蛮”的背景之下，是否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无视野蛮

若把阿多诺这句话放在他的上下文语境中理解，当时他讨论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实际上，他还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有学者曾指出，被阿多诺认为是“野蛮”的诗歌，批判的参照物是奥斯威辛之后出现的夜莺式和乌鸦式诗歌。

这两种诗歌，前者有逃避现实的意味，假装灾难没有发生；后者则只对灾难进行幼稚或历史虚无化的叙述。二者都是在刻意回避发生过的苦难，而这样“写诗”被阿多诺认为是“野蛮”的。

无视灾难、无视罪恶和痛苦的作品，的确“野蛮”。阿多诺这句话，给写作增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维度。他看到了艺术及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体西方文化的危机，他真正想探讨的是人类在经历极端厄运之后，文化与艺术该如何延续。

换言之，阿多诺想说：诗歌本身并不野蛮，一个写诗的灵魂，需要正视和感受那些野蛮。

除此之外，如果读诗之人只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侥幸和苟且，不敢正视并选择遗忘，无视人类的苦难而继续安心地过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想法也是“野蛮”的。

奥斯威辛后写诗的可能

写诗，是一种只有人才能进行的活动，更是一种意义的象征。我们写诗，是为了抒发情感、传递思想。

人类固然有丑陋、残忍、黑暗的一面，但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抵御，一种对抗。

真正伟大的文学创作，正是直面那些野蛮的核心。若因他人的野蛮而放弃写诗，则是对野蛮的归降。

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如此评述阿多诺的话：“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

我们不能回避和忽视其中的“野蛮”成分，而应从更深处挖掘它、剖析它，再去对抗它、瓦解它。

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仍然要继续写诗，要直面苦难，要心怀爱意，要坚持信仰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诗歌能够存在，是因为它需要在那里。

（星纬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10期，〔德〕冈特·兰堡图）

社会·杂谈随感

经济学何为

卢周来

美国知名经济学者特吉凡·彼得格撰写的《凯恩斯会怎么做：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一书，通过阐释和对比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对日常生活中40个问题的见解，帮助读者以新颖有趣的方式掌握一些重要经济学理论的要义。

一

细读全书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像纯粹的市场交易这样的事，主流经济学基本适用。对于像社会域与公共选择域内的事，应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必须慎之又慎。而对于涉及家庭、情感、友谊等熟人圈的事，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几乎不能拿来用。

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可否以多付费来换得“插队”的优先权。比如，游乐园允许多付费的游客排在普通游客前面，或为愿意多付费者开辟专门快速通道。再比如，富人为了优先接受器官移植，可能要支付的手术费用是社会成本的5倍。这样，他们可以更快地进行手术，同时也为正在排队的人筹集了资金，使一些本来付不起器官移植费用的人也能付得起。在传统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从富人那里拿钱来帮助穷人，不仅是理性的，还是人道的。

在家庭以及以情感和友谊维系的朋友圈内，也不宜使用经济学。

一对热恋的情侣，在情人节这一天，哪怕男孩只花了一美元买了一朵玫瑰花送给女孩，女孩也会非常高兴。如果男孩送给女孩一美元，让她自主选择想要的东西，女孩一定会拂袖而去。

二

书中列举了一些传统主流经济学失灵，而行为经济学却非常管用的案例。

比如，关于如何解决邻里纠纷。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在深夜仍然开大音量放着音乐，影响了你的睡眠，你应该怎么做呢？按照科斯定律的观点：如果法律规定你享有安静睡眠的权利，你完全可以起诉至法庭，让邻居要么停止半夜放音乐，要么为其半夜放音乐而每晚付你50美元的补偿费。

但是，你真能去起诉你的邻居，强制他要么放弃、要么补偿吗？其结果，不仅打官司过程特别麻烦，而且邻居也将没得做。

相比较而言，此时行为经济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则更为合适。这一方案是基于奥地利行为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提出的所谓“互惠性合作”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如果有人予我以善意，我们倾向于回报以善意；如果有人帮助了我们，我们将把回馈作为义务。基于这一想法，正确的处理办法是友好协商。比如，某天晚上，你可以敲开邻居的门，真诚地赞美他的音乐品位高。然后友善地提醒，因为自己睡眠很浅，如果半夜时分把音量调低些，那将会更好。为此，你敲对方门时，甚至可以带个小果篮之类。这些善意的言辞和一个小果篮并不值多少钱，却能换来安静的睡眠和邻居同样善意的回馈。

人一旦离开，是否应该随手把灯关掉？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假设我要出去玩两个小时，在出门前停下来，先思考一下是否把灯都关了，然后返回每间屋子检查，果然发现共有6盏灯亮着，然后都关掉，共花了5分钟。关掉6盏20瓦的灯，两个小时确实可以节省一点钱。但这值得耗费5分钟的时间吗？

行为经济学家注意到，如果账目真算得如此明了，为何家庭成员还常为是否随手关灯这样的小事而发生争吵呢？

“随手关灯”是战后紧缩岁月里成长起来的那代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选择“随手关灯”，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在自我选择时尊重上一代人的偏好。如果你为了关不关灯去与父母算上面那笔账，你破坏的是家庭的和谐。

因此，行为经济学家艾瑞里说，钱只是令人们做出选择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一些研究表明，获得奖金的企业员工可能一开始工作很努力，但这种效果很快就消失了。决定员工努力的动机有很多。如果管理者对员工具有同理心，给予员工更高程度的信任与尊重，这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内在动力和绩效，而财务激励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点。

（怀信摘自《读书》2020年第2期，刘宏图）

社会·杂谈随感

给跳蚤穿靴子

格非

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沙皇到英国访问。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机械化程度很高。英国人想把俄国的土老帽儿镇一下，就送给沙皇一个礼物：一个很精美的大盒子。沙皇把礼物当面打开，发现盒子里面装着一个普通的盘子，盘子里什么都没有。沙皇很失望，英国人就说：“你要耐心一点，这个盘子里边有东西，只不过你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需要拿个放大镜来看。沙皇拿放大镜一看，里面趴着一只跳蚤。

这只跳蚤竟然是钢做的。然后又来了一个人，给钢跳蚤上发条。发条一上，它就在那个盘子上跳舞。

沙皇心里明白，这是英国人给他的一个下马威，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机械技术，讽刺俄国人造不出这么精美的东西。

沙皇很生气，回国后把大臣们叫来，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造出一个比它更精妙的东西，我要回送给人家。”

大臣们决定把顿河沿岸所有的工匠集中起来，打造一个东西。沙皇耐心地等待，等了很长时间，没有音信。沙皇急了，派人去问，对方说：“快造出来了，再耐心等等。”

终于等到一个人来了，带来的还是这么一个盒子，打开以后还是一个盘子，跟英国人送的一模一样。

沙皇说：“你这个盘子里面没什么东西啊。”

来人说：“陛下，这个盘子里面有东西。”

果然，拿放大镜一照，发现里面还是一只跳蚤，也是钢做的。

沙皇很恼火：“人家英国人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你们就不能搞点别的吗？这拿过去不丢脸吗？”

来人很谦和地鞠了个躬，说：“陛下，您不要着急，这只跳蚤是英国人生产的，我们确实造不出这么精美的跳蚤。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给这只跳蚤所有的脚穿上靴子。”

（林小菊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9卷）一书，小黑孩图）

社会·杂谈随感

燃烧的蜡烛

肖复兴

疫情暴发后，我一直闭门在家，看书成为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断断续续，一直在读《布罗茨基谈话录》和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篇章。对这位“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两位作者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其中，布罗茨基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65年2月15日，阿赫玛托娃寄给他两支蜡烛。那时，布罗茨基25岁，阿赫玛托娃对他这样一个年轻诗人非常赏识，并一直给予关怀和鼓励。在《个人印象》中，以赛亚·伯林记录了阿赫玛托娃和自己的对话。她说：“我们是以20世纪的声音说话，这些新的诗人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会让我们这一帮人黯然失色。”这里所说的“这些新的诗人”和“他们”中，首先包括布罗茨基。这时，布罗茨基正被流放，在偏远的荒野之地收到两支蜡烛，心情可以想象。

更何况，这是两支什么样的蜡烛啊。布罗茨基回忆：这两支蜡烛“来自锡拉库扎，极其美好——它们在西方制造：透明的蜡烛，阿基米德式的……”

我无法想象透明的蜡烛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燃烧的时候，通红的火焰升腾在透明的蜡烛上的样子。因为我见过的蜡烛都是白色或红色的，从来没见过透明的。我也不知道阿基米德式的蜡烛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锡拉库扎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来自那里的两支古典式的蜡烛，无疑是珍贵礼物。对于正在受难的布罗茨基，其珍贵不仅在于感情的古典，同时，也在于燃烧的蜡烛给予他光明的希望。

对于中国人，蜡烛有芯和竹子有节一样，成为感情和气节的古老象征；或西窗剪烛，表达一种情感与期待。

蜡烛，在阿赫玛托娃那里，也曾经是诗的一种意象。记得在《安魂曲》中，她写过这样的诗行：蜡烛在我的窗台上燃烧，因为悲痛，没有其他理由。

这是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那一代人才有的记忆。蜡烛，便不止于诗的意象，更成为生命中的雪泥鸿爪，一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迹。蜡烛无语而沧桑，燃烧着一代人的悲痛，这种诗歌，便具有了史诗的意味。

事过经年，关于这两支蜡烛的细节，晚年的布罗茨基记忆犹新。往事重忆，旧诗新读，别有一番滋味。尤其在武汉封城一月有余的日子里，读这样的诗句，让我不由得想起武汉城中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还有那守望互助的满城百姓，特别是想起那些为救灾而献身的医护人员，那些因病毒入侵而逝去的芸芸众生，更是痛彻心扉。“因为悲痛，没有其他理由”，燃烧的蜡烛，似燃烧着我们共同的心。

夜静心不静，我写下一首打油诗，以抒读后之感：“闭户锁门伤岁华，读诗阿赫玛托娃。春风不解江边疫，冷雨犹开纸上花。樱树花前月空落，安魂曲后夜哀笳。一联蜡烛悲痛在，垂泪替人多少家。”

（孤山夜雨摘自《辽沈晚报》2020年3月13日，金城图）

社会·杂谈随感

科技智人

〔法〕米歇尔·布艾希
◎刘成富　陈茗钰　张书轩　译

我们的变化太大了。不久以前，我们还是一些构造极为简单的生物。那时，我们是能工巧匠，会生火，会打磨石头和尖利的骨头；我们是艺术家和魔法师，会在洞穴的内壁上画画，会以隆重的仪式来安葬死者。我们是智人，智人的“智”把我们和其他没能存活下来的人种区分开来。

后来，一切发展得很快！我们成了一个新物种——科技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科技智人不是自然界中的新物种，而是人为定义的，能否存活下来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如果科技智人走向灭亡，那就只得重新命名，赋予“科技蠢人”的谥号。

智人的“智”并不是指“博学”，而是指“智慧”。智慧是一个遭遇遗忘与贬低的哲学名词。有人会问：“智慧究竟是什么？”答案可能是，智慧是日常实践，而不是知识的话语；智慧是对自我的掌控。科技给我们提出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掌握额外的知识。我们需要的是智慧，是对世界的掌控，也就是对自我的掌控。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正在脱离我们掌控的世界。

今天，科技智人将这一人种定义中的两个要素——智人与科技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将二者并列。科技智人就像我们以进化的人类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人种。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是否为之骄傲，或者说，我们可否这样存在下去。

（刘振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科技智人：从今天到未来的哲学》一书，王原图）

社会·杂谈随感

世上有两种友谊

〔英〕毛姆
◎陈德志　陈星　译

世上有两种友谊。

一种友谊源于肉体本能的相吸，你喜欢你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品质或禀赋，而仅仅是由于你被他吸引。这是不讲理，也无法讲理的。而世事多具讽刺意味，很可能你会对某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可这人根本不值得你喜欢。尽管这类友谊与性无关，但它的确与爱情很相似：它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很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消退。

第二种友谊是知性的。吸引你的是新相识的才华禀赋。他有你不曾有过的观点想法，他见过你未曾见过的东西，他的经历丰富，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每一口井都有底，你朋友也会有不再有新东西传授给你的一天：这便是决定你们的友谊能否继续的关键时刻。

如果他只有些从书本和经历中得到的东西，他就没法儿再叫你感兴趣了。这口井已经空了，你把桶放下去，却什么也打不上来。这就是人们会迅速发展起火热的友谊，又迅速地终结交往的原因。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后来人们会厌恶这些人，因为在发现这些人其实不值得自己欣赏或钦佩后，最初的失望会进而转变成鄙视和憎恨。

不过有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依然与这些人保持不时的交往。如果是这样，想要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应该在两次会面之间留足时间，让他们来得及去获得新经验、新思想，使他们又能像新朋友一样给予你新鲜感。

慢慢地，当初发现他们浅薄时的失望渐渐消失，由于习惯了他们，你也就能容忍他们的缺点，于是你们便能长期保持关系融洽。

如果你发现朋友后天习得的知识虽到了头，他身上却还有其他的东西——个性、情感、活跃的思想，那么你们的友谊将愈发牢固。

可以设想，这两种友谊的对象若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就一定是最完美的朋友。但想要有这样的朋友无异于上天揽月。另一方面，当一对朋友中一方是被肉体吸引，另一方则是被知性吸引，随之产生的只能是不和。

年轻时，友谊非常重要，每交一个新朋友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我猜当时我是发现自己被谁吸引，但这情感只是一头热，而另一个人的思想起初引起了我的注意，最后我却发现，是自己高估了他的智力。

恋爱时，人们应该控制交往次数。如果在尝到爱情的甜蜜之前有些障碍、挫折，爱情将会更加坚不可摧，天长地久。

如果一个人要么因为爱人不在身边，两个人难以见面，要么因为所爱之人反复无常或是冷淡无情，结果没法享受爱情，他便可以想想自己愿望实现之时，收获的喜悦将会多么强烈，于是从中获得一点儿安慰。爱就是这样，如果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一直畅通无阻，他就不会谨慎行事，最终受到的惩罚便是日久生腻。最持久的爱情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

（赵燕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作家笔记》一书，冷冰川图）

社会·杂谈随感

常态化偏见

〔美〕梅根·麦克阿德
◎苑东明　译

假设你正在坠落的飞机上，或者在一场可怕的火灾现场，你会看到什么景象？

你会想象人们正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互相踩踏，一个个陷入伤害和死亡。简单地说，这景象就和你看过的每一部灾难片一样。如果足够幸运，一个头脑冷静、镇定的人——这人或许是由连恩·尼逊扮演的——将挺身而出，控制事态进展，指挥大家逃离危险境地。

但这只是电影大片的戏剧场面，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如果真的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你不必担心被踩踏，因为当灾难真的发生时，人们不会如此疯狂。其实，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不会去做，只是坐以待毙。

在“9·11”恐怖袭击中，数千人在世贸大楼中死亡，很多人到处徘徊，互相商议对策，而不是拿起手袋，马上撤退。很多没有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逃出来的人，是因为被困在屋里无处可去，但也有许多人认为飓风未必有那么糟糕，便自愿选择以不变应万变。按照以灾难为讨论主题的《不可思议》一书的作者阿曼达·里普利的观点，有惊人数量的人在空难中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马上逃生，而是坐在座位上照看着自己的行李。当飞机坠落时，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着火，所以最重要的事是赶快奔向紧急出口，尽早离开飞机。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似乎不相信危险即将降临，最终因此而丧生。

认知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常态化偏见：在事情明明已经变糟的情况下，人们还在掩耳盗铃地认为一切如常。有许多进化理论专家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没有一个解释令人满意。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情况非常清楚，局面已经不同寻常，处于极端状况，人们还是有非常强的倾向要按常规行事。

最终我们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坐着不动的乘客，大概不会计划在他们的余生还坐在座位上，他们有的是办法加快速度逃命。那些对着乘客大喊“赶快逃命”的空乘，比那些冷静、礼貌地指示紧急逃生出口的空乘更令人信服。在危险情况发生时，能拿出一分钟想想紧急逃生方案的人，更有可能成功逃生。虽然有很多方式能让人加快适应新变化，但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是有很多心理刹车系统可能会减缓他们的反应速度。陷于旧常态中的时间越长，这些心理刹车系统的作用力可能就越强。

人们认为，如果处境真的很糟糕，就会有人发出尖叫、到处打转。可是没有，因此看起来还是原地不动更安全些。越是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正常，人们就越有可能认为现状真的很正常。当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时候，大楼起火了。但一开始的起火点离绝大多数人的办公室都比较远，他们的办公空间看起来就和20分钟前没有两样。这很容易让你相信，你还能拿出几分钟向同事征求一下他对局势的看法，而不是赶快拿起自己的随身物品冲向楼梯。

我曾经在一次电话会议期间，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CEO说，他们公司通过出售一些专利项目，弥补了现金流上的漏洞。其实，在他们的储备药物项目中，甚至连有望通过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实在是没有能够创造收入的方法，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花完公司的现金储备。但公司CEO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公司的未来，好像这家公司真的会有什么未来，而不是就要关门歇业。

“这个人显然是疯掉了。”我自忖，“也许这就是他的公司走到这步田地的原因。”

但其他的分析家对此似乎不动声色，他们不是精神失常了，而是对此司空见惯。在写有关下一个10年的商业文章时，他们早就知道了我后来才领会的东西：这只是在形势不可救药时，一家公司再正常不过的表现而已。一个扭亏转型专家会告诉你，当一家公司快发不出工资或者还不上大额贷款时，他们这些专家就会被喊过去。这不是说他们对面临的窘境不自知，其实公司财务部门知道收支在恶化，销售部门知道客户数量不乐观，生产部门知道生产线运转在减缓。“形势一差下来，其实人人都能意识到。”一个和我交流过的转型顾问这样说。

那么，在情况恶化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装作一切如常呢？为什么在还有转圜机会时，他们不改弦更张呢？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关头，只把甲板上的椅子重新布置一下，能起什么作用呢？

当管理层看起来有点健忘时，我们倾向于从公司的具体情况出发来找原因：管理层很愚蠢、工会太贪婪、监管缺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并不是某些公司所独有。对“他们怎么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当回应变化时，一个公司的行为太像一个具体的人了。

你经常能看到分析材料说，当市场份额出现萎缩时，通用汽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对此也有过不少暗示，但这么说未必属实。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确为避免灾难发生做过一些努力。这样的尝试有很多。他们有很小的汽车，也有很大的汽车。他们还与丰田建立了合资企业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目的是要教会通用的员工和经理们变得像日本同行一样灵巧和以质量为着眼点。他们还建立了土星汽车——一个另类的汽车制造公司——它被寄予厚望，将生产出完全不同的美国式汽车，以推进变革。面对变革失败，通用尝试过很多变革转型措施，而不仅仅是一次通宵达旦的马拉松式赛前舞。

当你仔细研究过通用、柯达，或者任何往日产业巨人的发展历程后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像人们最喜欢描述的白痴巨人歌利亚一样。在广为传播的故事中，这些公司（或者公司工会）是那样的自以为是，如同恶作剧电影中贪婪的恶棍一般，从来没有想到完全属于咎由自取的恶报已经泰山压顶。在生活中，他们其实更像那些在灾难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颟顸官僚，这样的家伙几乎让小行星撞上地球——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等小事打扰总统。

这种肯定事物积极面的倾向也许有它的用处。有些人对自己多有才华、多吸引人、多受欢迎，有着言之凿凿的定评。针对这类表现，有个科学的称呼——重型抑郁障碍。在我们庸常的生活中，乐观主义有时是能把我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唯一依靠。遗憾的是，当所有事情都向悲观方向发展时，我们自然的乐观主义倾向会让我们深受其害。事实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明明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我们只会待在座位上，眼看着浓烟在机舱内弥漫；我们不但把自己绑在机身上，甚至还会对前来帮助我们的人大声喊叫，让人家走开。

（大浪淘沙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逆转：接受失败，做一个上行的人》一书，辛刚图）

社会·杂谈随感

相见恨晚

苗炜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死亡诗社》，主演是罗宾·威廉姆斯，他演一位名叫基廷的英文老师，来到一所私立男校教书。学校里的气氛很保守，男孩子们的功课不轻松，要学化学、拉丁文、几何……学生们在基廷老师的影响下，喜欢上了诗歌，组织起“死亡诗社”，聚集在校外的一个洞穴里读拜伦和惠特曼的作品。有一个学生，读诗之后变得更积极主动，追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有一个学生叫尼尔，本来是父母的乖孩子，要上医学院的，被基廷老师“蛊惑”之后，想去演戏，这让他爸爸勃然大怒，父子二人矛盾激发，尼尔最终自杀。尼尔的爸爸认为，儿子误入歧途，学校负有责任，基廷老师被迫辞职，离开这所男校。这就是《死亡诗社》的故事，基廷老师想让孩子们领略到世界的富饶，让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生命的激情，但也的确间接地害了一个孩子。

《死亡诗社》讲的是1959年的故事。我们再来看1968年的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经历，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

1968年，有一个小伙子叫迈克尔·坎宁安，15岁，在洛杉矶一所中学读书。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会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去抽烟，有个女孩也老在那儿抽烟。那个女孩很漂亮，很酷。坎宁安就跟那个女孩儿搭讪，问她，嘿，你喜欢鲍勃·迪伦吗？那是1968年，每个年轻人都特别有激情，都是潜在的诗人，大家都喜欢鲍勃·迪伦。男孩子接着说，你觉得莱纳德·科恩怎么样？科恩是不是比鲍勃·迪伦还棒啊？女孩抽完烟问，那你看过T.S.艾略特吗？看过弗吉尼亚·伍尔芙吗？女孩说得很慢，声音也抬高了些。她说的是这两位作家的全名，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男孩子老实承认，我没看过。

第二天，迈克尔·坎宁安就去了学校图书馆，书架上没有艾略特，只有一本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他就把《达洛维夫人》借回家看。他看不懂伍尔芙在写什么，但他能欣赏那些句子，在坎宁安的回忆文章中，他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读过或者写过这么复杂、这么有力、这么准确、这么漂亮的句子。她的遣词造句就像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拨弄吉他一样娴熟。只有天才才能做到，在率性而为和控制全局之间，在毫无头绪和稳定的形式之间，一次又一次寻找准确的平衡点。”坎宁安说，语言是活着的媒体，那些句子是有伸缩性的，能给人快乐，而且变化无穷。

坎宁安后来成了一位作家，写了几部小说，《达洛维夫人》这本书始终在他脑子里转悠。他写的一部名为《时时刻刻》的小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并由他本人担任编剧。你可能看过这部电影，三大女明星主演——妮可·基德曼、朱丽安·摩尔、梅丽尔·斯特里普分别出演三个时代的女性。

约10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英国小镇上写《达洛维夫人》；过了50年，有个15岁的学生，在洛杉矶自己的家里看《达洛维夫人》。这个学生后来也成了一位作家，写了一个剧本，把《达洛维夫人》变成了电影里的叙述脉络。

有一种说法，说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你不知道谁和谁谈得来，谁又在影响谁，他们不是按照文学史的传承来写作，他们有自己的阅读脉络和喜欢的前辈。我们读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不知道会遇到哪本书，就突然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觉，发现原来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竟被很久以前的某一位作家写过。他穿越时空，讲述他的故事，你捧着书，发觉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贴近你的心，这样温柔熨帖地跟你说话。

（仰岳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5期，袁粒铭图）

社会·话题

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卫 夕

一

最近国际疫情加速蔓延，美国、意大利确诊病例先后迅速超越中国，各种坏消息频传，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很多让人不安的言论，其中有嘲笑、讽刺甚至是幸灾乐祸。对此，我想说，这些人并不清楚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则，他们并不知道国外疫情的水深火热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并不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看到的坏消息并非真相的全部。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础的逻辑——就传播而言，坏消息的传播永远比好消息的快且广泛。

举个例子，在韩国、日本疫情暴发的时候，许多公众号文章都在极力渲染他们不当的应对策略、慌乱的民众以及混乱的秩序；但仅仅两周之后，我们发现，韩国和日本的疫情其实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可是现在又有多少媒体在报道韩国、日本如何井然有序地稳住疫情呢？

没错，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意大利、美国、英国的疫情惨状都是真实的，但请注意，这并非真相的全部，真相永远比你看到的要复杂。

二

当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或许应该回想一下过去两个月我们经历了什么——没错，在疫情初期我们非常被动，个别国家的媒体刻意嘲笑、侮辱中国的同时，一转眼才发现中国对于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转是如此重要——“苹果”全球限购，是因为我们的富士康不能正常开足马力生产；澳洲的龙虾卖不出去，是因为中国的餐馆在疫情期间纷纷关门；泰国的旅游业按下暂停键，是因为中国的旅客待在家不敢出门；韩国的现代汽车工厂停产，是因为中国山东的供应链工厂生产停滞；巴塞罗那国际电信展取消，是因为中国的电子消费品牌无法参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2%；中国是全球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是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同时中国也是全球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记者萨拉忽然发现，自己收到的39件圣诞礼物中有25件“中国制造”。她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于是萨拉开启了一段真实而艰难的“历险”，在经历了无数啼笑皆非的困难之后，她重新回到中国制造的怀抱，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离开中国制造，世界不能正常运转，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世界。

三

当你在为各国疫情严重、美股暴跌幸灾乐祸的时候，或许你并不知道接下来的情况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隔岸观火的时候，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

或许，你没有亲戚、同学在美国，你没有购买美股，美国的疫情似乎和你毫无关系，然而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不是如此简单——美股大跌，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也损失惨重。

过去一个月，中国平安下跌13%、微博下跌19%、阿里巴巴下跌10%，百度下跌21%。股价下跌，公司就需要通过改善其财报来继续维持股价；在疫情抑制需求的情况下，裁员就是缩减成本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计算一下你的公司股价在疫情期间的跌幅，或许失业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一个简单的逻辑——国际疫情水深火热，国际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直接后果就是东莞的工厂订单被取消，工人失业回家；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前两个月的出口量下降了17%，订单退回、工厂倒闭正在真实地发生。

全球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美、英和欧盟是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地输出技术、品牌，中、日、德、意是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地输出产品、实物，其他国家则主要输出上游产品——更多地输出石油、原材料。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供应链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任何一块倒下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世界是一个整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还记得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吗？当一位湖南的农民工失业后坐上火车回到老家的时候，他可能不曾想到，他的失业是底特律无钱买房但依然可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的汽车工人所导致的。

四

联合国秘书长指出，从目前来看，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2500万人失业。国际劳工组织表示，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严峻的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

当“非典”在2003年暴发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而今天这个数字是16%，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要减速。

或许你现在还感受不到，那是因为国外的疫情还远没有到高峰。想一想，中国如此严防死守的策略也用了两个多月才将疫情稳定下来，以国外目前的情形来看，所花时间毫无疑问会比我们更长，影响范围也会更广。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在国内，我们在国外有着众多国人关切的直接利益。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我们在全世界建高铁、运河、港口——总长度超过巴拿马运河的尼加拉瓜大运河是中国人承建的；我们租下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资逾10亿美元开发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我们承建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喀山高铁……

现在，全世界都有着中国的利益，国际疫情暴发，这些超级工程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多的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北美、欧洲、大洋洲……疫情暴发，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安危也直接受到冲击。

我们还有众多公司不仅出口，而且直接在海外经营业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活跃的身影。2018年，中国出境游规模增长到1.49亿人次，这一数字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我们的国家早已融入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早已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荣皆荣，一损皆损。

五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者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理论——戴尔理论，即当两个国家通过广泛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

戴尔电脑生产的供应链横跨多个国家——处理器来自英特尔设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厂，内存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车间；主板由中国台湾和韩国设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电池来自日本设在墨西哥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电脑包则由东莞的某个工厂进行加工；客服团队有一部分在印度……今天，或许这个理论可以修改成“iPhone理论”，《一部iPhone的全球之旅》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部畅销全世界的手机是如何将多个国家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戴尔理论”认为，处在供应链上的国家会在任何可能的战争潜在因素前三思而行——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朝鲜……这些国家并不是全球任何供应链的一部分，如果世界的供应链网络因为疫情遭到破坏，那么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就会增加。

六

我们在过去40年飞速发展，部分原因是有一个和平、稳定、温和的外部环境。

如今，这个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微妙的变化并非这次疫情暴发才启动，只是疫情的暴发加剧了世界的割裂程度。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欧洲出现了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甚至这次意大利疫情告急向欧盟求助，其他26个成员国竟完全不理会，德国则扣押了瑞士的口罩，欧洲的团结变成一个童话。

如今，疫情的暴发让各国左派政治势力都在呼吁“供应链回流”，似乎决意要和整个世界脱钩。著名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尼布利特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

一名学生曾经问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很多学生猜想的答案是鱼钩、石器、火等等。然而，米德的回答超出所有人的猜想。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我们发现了“一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股骨”。米德进一步解释说，大腿骨骨折在动物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如果动物摔断大腿，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它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它很快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而愈合的股骨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来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最后米德意味深长地总结说，在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晏广摘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王青图）

社会·社会之窗

谁偷走了我们的免疫力

张冉燃

疫情对身体素质的大考，让一样人人皆有的武器备受瞩目——那就是免疫力。

种种证据表明，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在这次疫情中更容易“中招”，发展为危重症的速度也更快。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言：“每天都有人问我这个药有没有效，那个药有没有效，其实最有效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病毒、细菌等），并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人体免疫力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情绪、睡眠、饮食、运动等也会影响免疫系统功能。免疫力无法短期内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每个人生活习惯的镜子。如果说生死面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那么病毒面前，免疫力无异于你身上自带的盔甲。我们该如何爱惜这套盔甲、加固这道个体健康的防火墙呢？

永远积极，
同时放松

2020年2月28日，经过20多天治疗终于痊愈的“清流哥”，从方舱医院出舱，转至隔离点，并于3月13日回家。

这位因在病榻上捧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而走红网络的年轻人，打破了国人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刻板印象——他没有愤怒、忧虑、崩溃，而是泰然自若、以“读”攻毒。

不少网友被他的良好心态感染，表示“看到他静静读书的样子，心里多了一份安宁”，也有网友认为“他看的不只是一本书，还是另一种生活状态”。

其实，不烦不乱、能正能静的心态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免疫力。

一方面，心理免疫力的强弱，与时代不无关联。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让人们在物质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但与此同时，巨大的外在压力和诱惑，也在刺激人们的欲望，制造人们内心的冲突。

风靡全球的“生活事件压力量表”显示，不仅离婚、分居、亲人去世这样的“坏事”会给人带来压力，结婚、假期这样的“好事”也会给人造成压力。再加上就业、住房、养老等一口口“高压锅”，人们在精神上难免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置身于时代和社会的滚滚洪流，生活、学习、事业、情感等压力无法避免，烦也不行，乱亦无用，只有面对它、接受它。

另一方面，不烦不乱、能正能静的心态来自接纳和处理压力的能力。压力之下，人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压力不仅有害而且可怕，应当想方设法消除。不过畅销书《自控力》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在TED演讲中说：“研究人员花了8年时间追踪18.2万个死亡案例，发现美国人过早离世的原因并不是压力本身，而是认为压力有害的这个想法。”

她的研究显示，压力本身并不是敌人，如何看待压力才至关重要。比如，如果把压力视作身体在帮助人准备迎接挑战，身体就会信任这一判断，相应的压力反应就会更健康。“所以我身为健康心理学家的目标也改变了，不再想要帮人们摆脱压力，而是让人们更善于处理它。”凯利·麦格尼格尔说。

这意味着，在面对压力、接受压力之后，调整个体对待压力的态度，处理压力，进而放下压力，对外界有接纳，对自己有要求，把压力当助力，就可能与压力和睦相处，增进情绪与心理的免疫力。

好睡让血液干净

疫情紧急之时，有人深夜不眠，不断刷新网页，不肯遗漏任何动态。他们的睡眠防线似乎被新冠病毒攻破了。

脆弱的睡眠并不单单发生在疫情时期。事实上，当我们体验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先进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顺天应时的生活已跟我们渐行渐远。某种意义上讲，睡眠的缺失就是我们为现代生活付出的代价。

马修·沃克在《意识、睡眠与大脑》一书中写道：“100年前，美国只有不到2%的人每晚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现在，几乎有30%的美国成年人是这样。”

中国人的睡眠也不容乐观。《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公众对睡眠重要性的打分高达9.5分（满分10分），但对自己的睡眠满意度只有6.7分。其中，年轻人的满意度低于老年人的。

满意度低，是因为不少人都有自己的睡眠烦恼，虽然这些烦恼可能并不相同。

有的人苦于没空睡。快节奏的生活压缩了人们的休息时间——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到家，让睡一个好觉变得有些奢侈。

有的人贪玩不想睡。在他们看来，睡觉是很重要，但睡前这段不属于工作、不属于家庭，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更为重要。在这个时间段里，公众号要读、抖音要看、游戏要打、影视剧要追、微博要刷……睡前时间总是“余额不足”，以至迟迟舍不得关机闭眼。

有的人发愁睡不着、睡不好。他们明明很困，但翻来覆去就是难以入睡，或者睡眠时间不够长，或者无法一觉睡到天亮，容易在夜间醒来，等等。中国睡眠研究会2016年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且这个数据仍在逐年攀升。

睡不好，身体就会很受伤——整日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情绪不稳定，等等。

2019年11月，波士顿大学科学家首次拍下大脑在睡着后的自我“洗脑”过程：血液周期性流出大脑——脑脊液趁机涌入——清除毒素（包括可致阿尔茨海默病的β-淀粉样蛋白），并且这种“清洗”活动只在睡觉时才能实现。该研究还证实，大脑衰老与睡眠期的脑波活动有关。

是的，就像机器用一段时间需要检修一样，睡眠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总是贪黑、熬夜，大脑里的“垃圾”就会堆积。不要指望在周末睡个懒觉就能偿还一周内欠下的睡眠债——《意识、睡眠与大脑》明确指出：睡眠不同于信用卡，被剥夺的睡眠无法补偿。

吃出免疫力

疫情期间，不少人的厨艺突飞猛进，一个个微信朋友圈餐饮大厨、烘焙大师横空出世。

在微博这样的公共舆论空间，有关“吃”的话题也是独领风骚。“吃”之炙手可热，一方面让人欣慰于美味和烟火气；另一方面，“吃”里的健康问题也耐人寻味。尼尔森社媒研究显示，网友们讨论疫情结束后最想吃什么时，火锅、奶茶、炸鸡、蛋糕、烤肉这些高热量和高糖分食品高居榜单前五位。

在情绪的压力下，高热量、高糖分食物打败医生、营养学家苦口婆心推荐的清淡饮食其实不难理解。研究显示，在应对压力时，人体会分泌更多皮质醇。作为一种糖皮质激素，皮质醇是人体的一种应激激素，或者叫压力激素，当人体处于压力、害怕、恐惧、焦虑等状态时，身体就需要皮质醇帮助释放氨基酸、葡萄糖和脂肪酸，给身体充当能量，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不过皮质醇让人爱恨交加。如果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它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带来血糖升高、食欲增加、体重上升等问题。换言之，当人面对压力时，在皮质醇的作用下，炸鸡酥脆的外壳就会格外诱人，甜香绵软的蛋糕变得让人难以拒绝，而少油、少糖、少盐、不辛辣的清淡饮食则不会让人那么愉悦。

更沉重的是，高热量、高糖分食品并不只在疫情期间才攻陷我们的餐桌，外卖族、甜食党、消夜派的规模在平常日子里就很可观。以外卖为例，尽管高油、高盐、高糖炮制下的重口味是餐饮外卖人人皆知的秘密，但把饮食托付给外卖的人仍然随处可见。《2018—2019中国在线外卖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外卖用户高达3.58亿人，每天大约有5700万份外卖被顾客吃下肚子。

此种饮食方式问题多多。2019年4月，《柳叶刀》发布全球饮食领域首个大规模重磅研究——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这项统计时间跨度近30年的大型研究发现：全球近20%的死亡案例是饮食问题导致的。中国因为饮食结构而导致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位居世界人口前20大国中的第一名。

不得不说，国人在吃这件事上，吃出了文化、吃出了创意、吃出了心情、吃出了机会，但距离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出免疫力，仍然道阻且长。以饮食上最该讲究的“节制”二字为例，“若要百病不生，常带饥饿三分”等养生谚语虽广为流传，但暴饮暴食仍大有人在。

少吃的硬道理其实有一定科学依据。2020年2月28日，中国科学院等研究团队在美国权威期刊《细胞》在线发表研究成果，称超过1/2的衰老细胞和1/4的衰老基因能被“七分饱”逆转。通俗点说，少吃能够减肥延寿。

这篇以18～27个月的大鼠（相当于人类的50～70岁）作为动物模型的论文显示，实验组（“七分饱”组）的大鼠对比对照组（吃喝随便组）的大鼠体重降了1/3，血糖水平没有变化，而且实验组大鼠不管是中位寿命还是最长寿命，都要比对照组大鼠寿命更长。

虽然人类是否适用这一规律尚不明确，但“人到中年不得已”，《细胞》的提醒还是需要参考。

运动战胜惰性

疫情期间，很多人无法外出健走，也不能在健身房锻炼，只能宅在家中，郁闷着“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生命在于运动。大量循证医学数据表明，规律的体育活动能够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预防结肠癌和冠心病，缓解心理压力。从这个角度讲，运动其实是缓解不适的良药，是抚慰疲惫生活的糖果。

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中度的有氧运动就能增强免疫力。有运动习惯的人，其感冒次数会比不运动的人少。即使感冒了，身体不适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不过在运动这一点上，公众的重视程度和现状落差最大。前述《报告》指出，人们普遍认可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评分达9.2分，半数以上的人甚至认为运动的重要性为满分10分，但人们对自身运动状态的满意度只有5.5分，仅有不到1/3的人认为自己的运动现状及格。

不运动的理由当然各式各样。“没时间、伤膝盖、跑不动”都不失为自我安慰的好借口，不过很有可能，医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用“挺严重、还能治、费用高”来“恐吓”你。当你觉得因工作而累得没精神、没力气，很可能这恰恰是在提示你需要建立规律运动的习惯，对抗自己的惰性、战胜自己的“懒癌”。

如果说走到生命最后，是健康决定我们能否体面离场，那么健康，就是对我们坚持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身免疫力的犒赏。它既没有“跨越式”的捷径，也不是每餐沙拉、每天健身、每晚早睡、每日好心情的苦行，而是向着健康付出点点滴滴但又持之以恒的行为改变。

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人，才能汇聚成一个健康的中国。愿健康成为我们民族画像的重要元素。

（灵均摘自《瞭望》2020年第11期，勾犇图）

人生·人世间

带我的那个医生走了

林云

一

凌晨3点，孕妇仍在麻醉中，剖宫产手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器械护士递器械的动作迟缓了，我的视线里出现重影。主刀医生季怀秋在做最后缝合。自清晨8点接班，她已经连续工作近20个小时。现在还要一边缝合，一边说话，驱散护士和一助的困意。

无影灯的光照得她的脸煞白，蓝帽子边缘被汗水浸透，瞳孔里满是血丝。瞬间我有点怀疑，这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人，体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

我是中西医结合妇科方向的研究生，2015年6月毕业后，在上海这家三甲医院的产科跟随季怀秋医生实习。此时已过了一年，实习期满，我继续留在季医生手下工作。

季医生是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3个月前刚刚卸任“老总”——这是医护间的叫法，通常称呼职位处于一般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之间的医生。他们每周6天都要在医院，在院24小时待命，相当于1周值6个班，只有周日休息。

尽管卸任“老总”，升职为主治医师，季医生依然不轻松。俗话讲，累死累活妇产科。在我眼里，季医生是产科里最累的，同事们私下都叫她季铁汉。

手术完成，季医生脱下口罩和手术服，喘了口气。我看着她惨白的脸，问她要不要去值班室躺躺。她摇头说，一会儿还要查房。凌晨4点，医院的楼道异常静谧，头顶的白光笼罩着一切。极度疲惫的时刻，我甚至会有些恍惚，感觉自己踏进了冰箱。

季医生突然冲到洗手间，两手撑住盥洗池边缘，抑制不住地呕吐。我开始还以为她吃坏了肚子，想起前半夜的事，忽然明白了。

晚上12点左右，罗医生拎着一个饭盒给她送消夜。当时我和护士还私下调侃，猜是不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护士猜不是，指着罗医生的鞋子说，他穿的那双运动鞋，看样子原来是白色的，鞋面上布满灰尘，脏得没法看，不知道已多久没洗过，像是棕色的。言下之意是，罗医生忙得连鞋也顾不得换、顾不得洗，哪有时间庆祝结婚纪念日。

季医生和罗医生是院里的明星伉俪。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妇科院校。罗医生曾经也是产科的一员，调到妇科后，成为那里唯一的男医生。因为他手术做得好，被妇科当成一块宝，平时忙得不行，罕有这样的体贴。

季医生说：“我怀孕了，孕吐反应。”

我愣住了，不知为何，觉得“怀孕”这件事似乎和季铁汉不搭。

季医生：“怎么，我不能怀孕吗？”

她冲我一笑，洗了把脸，整理一下衣服，嘱咐我写完术后病程再回值班室睡觉。“我怀疑就是看你写的病历气得肝郁，胸一直疼。”她又说。说完，她像平时那样查房去了。

二

我仍能回想起一年前，和季医生初次见面的情景。那天我早早去了科教科，拿到实习公派后，立即去产科找带教老师。办公室的医生一听说我找季怀秋，都愣了愣。一位年轻女医生说：“季铁汉在10楼上手术，你在手术室外面等吧，她忙，你多等会儿。”

我直奔10楼手术室，坐电梯的时候，脑袋里一直在想，为什么别的医生叫她季铁汉，也许是身材魁梧，脾气火爆？到了手术室门前，护士说季医生还在手术中，让我到走廊里等着。我坐在那儿，每有一位医生路过就抬头看。直到下午1点多，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女医生走过来问：“你是不是找季怀秋？”我点头称“是”。她微笑着说：“我就是季怀秋，你是新来的周医生？”

眼前的人就是我的带教老师。我定了定神，才看清楚她的长相。季医生皮肤白皙，两条弯而长的眉，眼睛不大却黑亮有神，最重要的是，她的身材一点都不魁梧，反而很娇小，典型南方女孩的样貌。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铁汉，意思是她有超强的体力和精神。对她来说，通宵手术、连续工作20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剖宫产手术多在40分钟至一个小时，记忆里最多的一次，季医生一天内上了17台手术。

实习期间，我的工作内容分为两部分。有技术含量一点的，是在剖宫产术中给季医生当手术一助：吸血、暴露术野、提线、打结，这些没多久我就熟练了，常常自诩为“熟手女工”。另一部分是我认为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因此我很抵触，比如新收患者，询问病史，书写病历，等等，我做得很勉强。

上学的时候，我是书呆子型的学生，只知道学习和背书，没怎么接触过电脑，操作不熟练，打字慢，写一份病历往往要花一个小时，感觉又辛苦，又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总是心不在焉。写的病历常常出现小差错，不是这个忘了写，就是那个没问到。季医生总责怪我不认真，经常帮我检查修改，并反复研究患者的病历，几近沉迷。

因为对病历不够重视，我差点造成一起医疗事故。

2015年年底，一名孕妇凌晨入院做剖宫产手术。我忙了一天，非常疲惫，写病历的时候差点睡着了，匆匆把患者资料输入电脑，没有仔细检查。手术时，我做一助，用卵圆钳夹纱块，蘸碘伏准备为孕妇的术口消毒，季医生突然喊我停下。

“你要干什么？”

“消毒啊。”

“有没有询问孕妇病史？不知道她对碘伏过敏？”

我慌了。碘伏是术前常用的皮肤术口消毒剂，手术前后都会用到。写病历的时候，我竟忘了问孕妇有没有食物、药物过敏，孕妇也没有主动说起对什么过敏。我太累了，没有多问，毕竟很少有人对碘伏过敏。

后来我才知道，我写完病历，季医生又核对了一遍，询问孕妇家属，得知孕妇曾经发生过碘伏过敏，看到我仍然要用碘伏给她消毒术口，赶紧制止了我。患者有过皮肤红肿和灼烧感的过敏表现，一旦过敏便很难预测后果，也许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影响手术，导致危险发生。

幸亏有季医生在。直到手术完成，我的心仍在怦怦乱跳。自那以后，对写病历我再也不敢怠慢。医院里没有小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出人命。

三

怀孕后，季医生依然忙碌。我们劝她不要过度劳累，应该把宝宝放在第一位，但她的工作量没有减少，反而因为自己怀孕，更清楚孕妇需求，比以往更严苛了。

她还多了两个之前没有的习惯：一是经常忙里偷闲，轻抚着肚子微笑发呆；另一个就是爱拉着人猜她肚子里的宝宝是男是女。

孕37周后，季医生的肚子变得很大，脚肿得发亮，一按一个窝窝。按照医院规定，她可以提前休产假，但她还是坚持上班。我很担心：“你可是高龄孕妇，这么辛苦吃得消吗？要不申请休产假吧，多休息对大人和孩子都好。”

季医生笑着摇头，说自己没啥不舒服，就是右侧乳房上面有个肿块，挺硬的，刺痛，可能是怀孕之后内分泌改变，雌孕激素增加造成的乳腺增生，不是大问题。我劝她去做个乳腺彩超，她担心会影响胎儿，决定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去做彻底检查。她说：“我就是医生，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

看她那么自信，我也稍稍放下心来。

2016年12月的一个傍晚，季医生主刀为一个大龄二胎孕妇做剖宫产。上手术前，她说罗医生今天也不值班，炖了鸡汤，做完手术回家喝汤。我说你们俩难得有这样的时光，好好享受一下。没想到，孕妇手术过程中突然心搏骤停，屋里刺耳的滴滴声不绝，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变直了。

麻醉科主任第一时间赶到，紧接着，产科主任、副主任、护士长，都赶了过来。这几位是医院里最忙的，平时想见到一个都不容易，那天为同一个患者齐聚，情况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大家担心患者的心脏骤停是因为麻醉平面过高，或者羊水栓塞引起的。前者还相对容易处理，羊水栓塞是极为复杂凶险的分娩期并发症，病死率极高。孕妇已年近四十，加上是二胎，又是异位妊娠，剖宫产手术很容易引发羊水进入血液循环，造成凝血障碍，引起大出血。

手术室里的气压按住每个人的脑袋。季医生立即对孕妇进行心肺复苏。胸外按压20分钟后，产科主任换下她，继续按压15分钟。彼时，心电监护仪终于响了，静谧的手术室发出一阵欢呼声。

产科主任让季医生回家休息，替她完成最后的缝合。她拒绝了，做完手术留下值夜班，整整一夜都在观察产妇情况。后来，我们硬赶她去睡了一会儿，承诺有任何情况立即叫醒她。看着那件后背被汗水浸透的手术服，我陡然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天使”这个词关联起来。

第二天早上8点，季医生交班回家休息。她终于撑不住了，请了一天假。主任看着她的大肚子和肿起来的腿脚，实在不忍心，把她调去产科门诊，不允许她再值夜班。

我继续留在病房，自此开始独立值夜班。

四

2017年1月初，季医生顺利产下一个男宝宝，科室里的同事一起到病房看望她。

在产科那么久，我见过太多凶险的情况，生孩子这件事，就像一句老话讲的——儿奔生，娘奔死。季医生属于高龄产妇，比普通产妇危险更多，加上一直以来工作强度太大，我们都担心她的安全。得知母子平安，大家总算放心了。

季医生躺在病床上，儿子在她身旁熟睡。不知道为什么，她很瘦，一点没有产后应有的丰腴，脸色晦暗，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她的心情倒是很好，笑着对我说，等儿子一满月，就回来跟我同甘共苦，让我先撑住，“我胡汉三马上就回来了”。

可没等到孩子满月，护士长告诉我们，季医生得了乳腺癌，发现时就是晚期，癌灶已经转移至胸骨，目前正在医院化疗，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医院。谁也想不到，35岁的季铁汉，会患上乳腺癌。我没有看到病历，不清楚她的确切病因，不过劳累、内分泌失调，加上孕期激素升高，都有可能是致病原因。

我忽然想起，季医生说过她乳房里有个肿块，还刺痛，那正是乳腺癌的早期表现。早在那时候，她可能已经生病了。我心里难过极了，责怪自己疏忽大意，没劝服她去检查，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河里淹死会水的，我们这些当医生的，面对病患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对待自己和周围的同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7年1月底，腊月二十八，季医生去世了。距离我得知她患上乳腺癌的消息还不到一周。我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没想到，她生完孩子见到的那一面竟是诀别。

医院组织同事参加她的追悼会。罗医生抱着婴儿呆呆地站着，不说话，也不哭。我的眼泪浸湿脸颊，一些片段不断在我脑海闪现：季医生对着病历反复琢磨的样子；凌晨的手术室里，汗水浸透了后背，她还跟我说笑；最后一面时，她说孩子一满月就回来一起同甘共苦。

罗医生怀里的孩子突然哭起来，声音嘹亮，回荡在医院里。远远地，我看着那张小脸，想起第一次见季医生时的情景。恍然间，我觉得自己和那个孩子有点像，我们都是季医生生命的某种延续。

季医生去世后，产科医生不足，罗医生请缨调到产科。据说领导找他谈过，发了火，都没能说服他。后来，他几乎不离开医院。有一回我在楼下庭院看见他，发现他靠着墙在抽烟。

医院领导开始关注临床医生的健康，尤其重视女医生的健康，每年医院例行体检时，除了原有的乳腺彩超，给女医生增加了乳腺钼靶检查。

很久以后，依然有患者专程来找季医生，送锦旗的，带孩子送土特产的，多数是她医治过的高危孕妇。听说季医生去世，她们都不敢相信。其中一位令我印象深刻，她年纪挺大，风尘仆仆，似乎走了很久的路，面容显得苍老而疲惫。我告诉她，季医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她愣了愣，离开诊室。下班后，我发现她竟然还在走廊里。看见我，她拿出一个大玻璃罐。

“这个是柚子蜂蜜，柚子是我家种的，蜂蜜也是自己养的蜂酿的，送给你们。”我连忙推让，她说：“你一定要拿着，我的命是季医生救的，她不在了，给你们也是一样的。”说着，她塞给我玻璃罐，急匆匆地走了。

医院还是像往常一样，有人去，有人来。2017年年底，我开始做“老总”，接过季医生的工作，出门诊、做手术、在住院病房值夜班，带实习医生。新的实习医生和我刚来时一模一样，凌晨3点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电脑屏幕上的病历一团糟。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病历怎么回事？漏掉患者信息，出人命怎么办？”

她醒了，红着脸，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小声嘀咕：“病历有那么重要吗？”

我让她洗把脸，出去逛一圈，自己则坐在屏幕前。我想起季医生，她曾经也是这样叫醒我，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翻来覆去地读这些病历。我揉揉眼睛，将病历表翻回首页，从第一行，开始读。

（真真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宋晨供图）

人生·人世间

告诉家人我患病了大

〔法〕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张俊　译

通常，最难的是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告诉所爱的人。在我陷入这个困境的前几年，我一直都在给我们医院的医生做一个题为“如何说出来”的演讲。轮到自己时，我却发现不那么轻松了。

事实上，我害怕极了，因此一直拖延着不敢说出来。我在匹兹堡，我的家人在巴黎。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避、只能承受的打击。我首先一个个地告诉了我的三个兄弟。令我大感轻松的是，他们的反应都很简单直接，没有惊慌，也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安慰我或者宽慰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说“这没那么糟，你看，你会成功的”这类貌似鼓励，实则是担心对方还能活多久的陈词滥调。我的兄弟都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悲痛之情，令我安心了许多。他们都爱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给父母打电话时，尽管已经与我的兄弟“演练”过了，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我害怕了，遇到困难时，母亲总是很坚强，但父亲已经上了年纪，我觉得他会受不了这个打击。虽然我还没有小孩，但是我明白，发觉自己的孩子得了重病要比得知自己得病痛苦得多。父亲在大洋彼岸拿起了电话，我能听出来接到我的电话令他很高兴。我的心一沉，好像自己将要向他的胸口捅上一刀。

我按照自己教给同事的方法一步步地来。第一步，简短地陈述事实，就像这样：“爸，我发现自己得了脑癌。所有检查结果都一致。病情相当严重，不过还不是最糟糕的那种。我可能还会活上好几年，也不会太痛苦。”第二步，等待，不要说空洞的话。父亲说：“哦，大卫，这不会是……”然后他顿住了，我们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我又等了一会儿，想象他此刻正在桌旁，那姿势如此熟悉，他坐得笔直，准备处理手头的事情，就像他一辈子都在做的那样。即使是最困难的情况，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之抗争。接着，我做了第三步，谈谈实际的行动。“我会找一个能尽快动手术的医生，根据手术的情况，我们将决定是做化疗还是放疗。”父亲一直听着，表示同意。

不久之后，我发觉疾病让我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突然之间，我借助疾病重获了某种自由，从孩提时代就压迫着我的重负现在一扫而光。我从无止境的竞争中解脱了，不用再力争出类拔萃，不用总是要走在研究领域的前沿，不用再担心考评的优劣，也不用再证明自己的能力。头一次，我感觉自己能卸下包袱，自由呼吸。

就在同一周，安娜为我写了一首灵歌，令我感动落泪。当歌声响起时，我似乎感觉自己已为此等待了一生：“我要放下沉重的包袱/走在河滩上/不再沉迷于征战/我要放下剑和盾/走在河滩上/不再沉迷于征战……

（小果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个人的战争》一书，刘璇图）

人生·人生之旅

47 号塔上的男人

马拉拉

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瞭望塔

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号塔的瞭望员，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的森林度过了25年。每年雪快要融尽时，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到林场后，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阿尼塔山。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若去下一个瞭望塔还得走20多公里，这是森林里他和其他人类的距离。

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

从哈尔滨向北走800公里，就抵达大兴安岭林区的边陲——一个被围起来的叫松岭的小镇。这里临近国境线，唯一的主干道骨架一样支撑着对称分布的居民楼，有时候走5分钟都遇不上一个人。

再向下走，就只剩在地图上都能看到的大片森林，在森林里面，天空从树杈间一片一片漏下来。人在林中，只能听到鞋面撞击沙土的声音，像打着节拍。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别的声音了。暴露在森林里，一根树枝断裂的微弱声音也可能意味着有野兽出没。太阳在很远的山尖儿上搁着，空气是凉的，风吹过一丛干枯的野草，枝干没有摆动，但手指尖的皮肤知道它经过了。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人们不再一栋楼一栋楼地住在一起，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冷秋枯黄的平原上，共享着一种怎么走都走不到边的庞大。

刘良松的工作是在瞭望塔上不停地察看森林，他需要及时准确地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他的眼睛可以隔着半片平原，看到第二个山头上面的瞭望塔。

成为一名合格的瞭望员，得有从广阔的森林里找到烟点的能力。

每天早上6点半，刘良松在瞭望塔旁边一座外墙已经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他带着午饭和一瓶水上塔，午饭一般是馒头或者掰下来的生白菜。白天，他在铁塔的平台上一遍遍地转圈巡视，即使平地没风，上面也是2级风。冬天，他即便穿两层袄子，站在塔上也感觉骨头都是凉的。

手机的信号没有彻底覆盖，唯一靠得住的通信方式是和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安全的话，一般在晨间报告之后就没有联络的必要了。一天下来最吵闹的声音，可能来自一只飞到瞭望塔里的蝴蝶——它不停地振着翅膀，撞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窗。刘良松把它捉住，再放飞。

2019年10月，47号塔上多了两名瞭望员，他不用再整年待在塔上，每个月比之前多了10天的休假。然而，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倒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他的房子在城市的背面，离森林很近，是为了让年迈的父亲用上供暖设施才买的。2002年母亲去世，现在是父亲走后的第5个月。屋里只有冰箱的工作声，那里面有一袋他上山前买的桃子，拿出来轻轻捏一下就渗出水来。

“不想回来，回来干吗？回来还是一个人，所以我喜欢待在山上。”刘良松低着头说，然后是一分钟的沉默。快50岁了，他还是一个人。

火

在山上，他是被需要的。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火垛，一到秋天，白桦树的皮变得蓬松，剥下来就能够引燃。一旦森林里有一处着火，顺着风，火能够在15分钟内蔓延20多公里。松岭以及它下面的村落，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深入林区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他们是林场的看护员，每天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5点半，路上有一枚明火烟头都得管。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的复杂些，他是林场的眼睛。“要分得清楚云和烟，云是会动的，横着走，烟是直溜溜地往上跑。松木林着火了是白色的烟，草甸着火了是黄色的烟，如果是混合林或者山谷着火，那就是黑色的烟。”

最容易引发火灾的是夏天的雷击，塔是铁的，不避雷，所以他得赶紧在打雷前躲到平房里，一结束就往塔上跑。每年这样的火灾有五六次。

报告必须准确，罗盘上的数字误报一度，至少会让地下队伍错走两公里。山下近百人的扑火队等着他指路，出现一个起火点，他脑子里需要立即生成一条导航路线。对于那片森林，他的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那是他17岁的时候拿着笔对着山头一个个做标记背下来的。

天气好的时候，刘良松等天黑就下塔了，但有时候得在塔上过夜。几年前，靠近南瓮河的林区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烧了十几天，最近的火点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早晨拿上去一碗方便面用凉水泡着，中午面软了再吃下去。

孤独

很少有人当一辈子瞭望员，要么忍受不了寂寞，中途离开另找出路，要么想办法调入林场内部工作。

刘良松说，为了打发时间，他想出各种法子，拆过对讲机，对着森林大吼，在森林里散步，但上坡的路太难走了。山上不能用手机上网，他以前的手机连微信都用不了。去年，他路过一家五金店，发现店主在用12伏的电瓶看电视，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他定在那里，不停地问怎么弄，问得老板都不耐烦了，才教给他怎么在山上用电瓶借着卫星信号看电视。

早些年，刘良松在山上喝水都要下塔去小河里背，途中他见过三只黑熊。“两只大的领着一只小的，大的看起来有三四百斤，站起来得有两米高。它们一会儿在地上爬，一会儿起身走，你瞅着它，它瞅着你。当时我的头发都一根一根地立起来了，它们要往前走我就准备跑，其实跑也没用，我跑不过它们。不过待了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走了。”

那是刘良松离危险最近的一次。

珍视

“像是睁一下眼睛闭一下眼睛，就过去20多年。”回想起17岁上塔那天，刘良松是这样描述的。2016年，央视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和那时相比，他的脸没有什么变化，圆脸，深色皮肤，但现在的他开始长白头发了。他已经“熬”走了六七个防火指挥，瞭望塔防锈漆的颜色从白色换成黄色，再从黄色变成红色——它也慢慢老了。

这20多年里，他很多次想过要离开。最让他心动的一次，一个在北京的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对方在城市里跑业务，有单位可以给他几单，他自己再找人做，一年下来挣10万元没有问题。那还是政府禁止砍伐、保护森林的“天保工程”出台之前，新天林场还很热闹，一家人做了好吃的会端出去分给邻居。每天伐木队从森林里拉比盆口还粗的大树出去卖钱，一拉就是一卡车。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他的位置，大家忍受不了寂寞，待不住。瞭望员一个月只挣三四百元，伐木一天就能挣100元。

20多岁的时候，刘良松还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袋疼，安静久了，他第一次想下山。母亲劝他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不能半途而废。“我妈对我太好了，以前我从山上下来，给她打电话，她每次都站在门口等，她关心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和，每次回家她都问我想吃什么，然后马上给我做。”从小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母亲，但在2002年，这个习惯被打断。他把母亲送到哈尔滨的医院，医生确诊母亲已到肺癌晚期。

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就去世了。

至今，只要看到有重病筹款的活动，他都会捐钱，不多，10元或者20元。“我随我妈。小时候她看到谁家的孩子穿得不好，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他做衣服，做裤子。有要饭的，只要她看到了，一定会给人家做饭，等人吃完了还问他够不够。”刘良松不在乎那些筹款信息的真假，他只是做和母亲一样的选择。

防火这件事情也是，他和自己说，得好好做。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因为烟头起火，近1.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受灾，近6万人连续扑救了28个昼夜才把火势控制住，最后211人死亡，266人受伤。那时候，刘良松还不是瞭望员，但他看到火车一车车拉过来的都是受灾群众，他们的家当都被烧光了，除了发的帐篷，一无所有。新天林场下面有他从小就认识的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但只要他在林场露面，就会经常被叫住寒暄，这里有一些他珍视的东西。

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

小时候，刘良松在森林边长大。“我们那时候出去玩之前要先劈柴，一群孩子先去一家帮忙，劈完了再一起去下一家，等所有人的柴火都劈完了就上山。”

在2019年5月之前，刘良松屋外的地毯下会藏一枚备用钥匙。父亲身体不好，他常年在山上，遇到下不来的时候，刘良松会打电话给朋友。不管是什么时间，只要他打了电话，朋友都能把父亲安置到医院。如果情况严重，要去城里的医院，朋友会帮他把要住的酒店提前订下来。他和他现在的五六个朋友都是城市的远离者。

城镇在萎缩，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出去打工。新天林场的小学已经停办，居民楼还在，但是没有几家人了，留下的人也在发愁究竟是留在松岭，还是去哈尔滨买房。刘良松也去哈尔滨找过出去闯荡的同学，在圣索菲亚教堂，他按朋友说的拍了一张留念照，走到门口了也没有走进去。

这样的沉闷和在森林里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常常去的庆喜湖边有一艘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小船，刘良松从不知道主人是谁的仓库里搬出来两个电瓶，插上电源就敢在湖里开着玩。只要一贴近林区，他就有一种近乎小孩子的好奇和勇敢。“松花江那儿的水不好看，我们这儿的河多清，云多白啊。”刘良松站在多布库尔河的上游自言自语。

远处的云被太阳镶上了金边，瘦一些的云几乎要被完全照亮，一切都没有目的和意义地流动着。最近，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上了，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听到每一阵风拂过树叶尖儿的轻声，感觉像是在说话似的。

17岁刚上塔的时候，他在瞭望塔的边缘种了4棵西伯利亚大红松，近来有一棵裂皮了，于是他反复叮嘱同事不要把含洗洁精的水倒在附近的土里。25年前给他树苗的人说：“它能采塔，长出来比一般落叶松大一倍。”他守着那几棵树，想等到采塔的那一天。

（孤山夜雨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20年第1期）

人生·人生之旅

海上的父亲

虞燕

父亲每每回家，都携一身淡淡的海腥味。这个深谙海洋之深广与动荡的人，从来不会在家逗留很久，船才是他漂浮的陆地。

漂浮的陆地

那艘木帆船，是父亲海员生涯的起始站。木帆船凭风行驶，靠岸时间难以估算。比起身体遭受的痛苦，精神上的绝望更易令人崩溃——四顾之下，大海茫茫，帆船在浪里翻腾，食物在胃里翻腾，跪在甲板上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尽了，停泊却遥遥无期。吐到几乎瘫软也得顾及船员们的一日三餐。木帆船的厨房设在船舱底部，封闭、闷热、幽暗，父亲一点一点地挪过去，船颠簸，脚无力，手颤抖，连点煤油灯都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他强忍身体的极度不适，淘米、洗菜、生火，实在受不住就蹲下来，靠在灶旁缓一缓，或喝下一碗凉水等待新一轮的呕吐。吐完再喝，喝了又吐，如此循环。

边吐边喝边干活是父亲那个时候的日常。

父亲跟我聊起这些时，一脸的云淡风轻，他说这是每个海员的必经之路，晕着晕着就晕出头了，一般熬过一年就不晕了。

也因为有这样一位海上的父亲，我跟弟弟从小的物质条件算是相对优越的。小岛闭塞，交通不便，父亲带回来的东西，都是那么稀奇。

荔枝最不易保存，却是我的最爱。那会儿船上没有冰箱，父亲每次去海南就会多买一些，装进篮子，挂在通风的地方。到家需驶行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他每天仔细地查看、翻动荔枝，捡“流泪”了的吃掉，将还新鲜的留着，几斤荔枝到家后往往只剩十来颗。看一双儿女吃得咂嘴弄唇，父亲不住叹气：要是多一些就好了。

父亲走出木帆船的厨房，是3年之后了。其时，木帆船已老旧，父亲被调到了机帆船，锚泊系岸、海面瞭望、开舱关舱、手动掌舵、柴油机维护等等，他早做得得心应手。船上经常会为争取时间连夜装货卸货，寒冷的冬夜，父亲和其他船员奋战在摇摆不定的甲板上，分不清劈头盖脸而来的是大雨还是大浪。一夜下来，他们原本古铜色的脸被海水、雨水泡白了，皱皱的，像糊上去一层纸。脱掉雨衣后，一拳头打在身上时，衣服上就会滴下水。

那是父亲海员生涯里的第一次生死历险。夜里11点多，父亲刚要起来换班，突然听到一声天震地骇的“砰”，同时，整只船像被点着的鞭炮似的蹦了起来。父亲的脑袋嗡嗡作响，五脏六腑都像是要跳脱他的躯体。触礁了！他在第一时间冲了出去。船体破裂，过不了多久，海水将汹涌而入，将他们卷入巨腹。全体船员命悬一线。

船长紧急下令，把船上能漂浮的东西全部绑在一起，必须争分夺秒。

父亲跟着大伙疾速绑紧竹片木板之类，制成了临时“竹筏”，紧张忙乱到来不及恐惧。

待安全转移到“竹筏”上，等待救援的父亲才感到后怕。环顾四周，大海浩渺，黑得像涂了重墨，望不到一星半点的灯火。彼时正值正月，寒夜冰冷刺骨，带着腥咸味的海风凌厉地抽打着他们的躯体，父亲的额头却不停地冒汗。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老船员们不断地给他打气：一定要牢牢抓住“竹筏”，掉进海里就算不被淹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就绝不放弃。幸运的是，天亮时，有一支捕捞队刚好经过这片海域，救起了他们。

家人的牵挂

多年后，父亲早已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惊险事故磨炼得处变不惊，而对于留守岛上的人，担惊受怕却从未停止。苍茫大海里不明所向的船只一再成为令我们惊慌失措的牵挂。

每到台风天，母亲都会面色凝重地坐在收音机前听天气预报。我跟弟弟敛声屏气，每一个字都似渔网上的铁坠子，拖着我们的心往下沉。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无措的母亲跟着别人去村委会，去海运公司，那里的单边带成了大家最大的精神支撑。随着单边带的嘶嘶声，话筒不断地捏紧放开，代表船号的数字一个个呼出去，来自茫茫大海的信息一个个反馈回来，我们便在一次次的确认中获得慰藉和力量。

我见过父亲在陆上生活的百无聊赖和郁郁寡欢。父亲所在的那艘2600吨的大货船，货舱高达四五米，进出都必须爬梯子。几次爬进爬出后，不知道是不是体力不支，父亲竟一个趔趄滑倒于货舱底部，导致手臂骨折，被送上岸休养。待在家的父亲看起来羸弱而颓废，埋头从房间走到院子，又从院子回到房间，一天无数次。他三番五次打电话给同事问船到哪了，卸货是否顺利，什么时候返航。他像条不小心被冲上岸的鱼，局促、焦躁、魂不守舍，等待再次回到海里的过程是那么煎熬。

就休息了一个航次，还未痊愈的父亲便急吼吼地赶回船上。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咬牙道：“这下做人踏实了。”

我时常想起那个画面：水手长父亲右手提起撇缆头来回摆动，顺势带动缆头做45度旋转，旋转2到3圈后，利用转腰、挺胸、抡臂等连贯动作，将撇缆头瞬时撇出，不偏不倚正中岸上的桩墩。船平稳靠岸。父亲身后，大海浩瀚无际，寂然无声。

（澹雅摘自《安徽文学》，李晓林图）

人生·婚姻家庭

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张爽

春光总是让人眷恋

“你想哭，我会陪你掉泪，尽管前一刻我的心情其实是雀跃的。你要笑，我会陪你笑出声，尽管我上一秒其实是沮丧的。”在写给妻子村上阳子的情诗里，村上春树温柔多情。

与阳子初识时，村上春树刚刚过完19岁的生日。作为独生子，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猫。他不爱和人打交道，喜欢躲在图书馆里看雷蒙德·卡佛、杰罗姆·塞林格的作品。那年春天，村上春树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看见长发及腰的阳子，年轻的心瞬间震颤。村上春树发现阳子和自己一样爱看《世界历史》系列图书。图书馆里，这部书只有一套，为了让阳子每天都能看到想看的那一册，他总是早早来到图书馆，抢先把阳子即将看的那一册书取出来，等阳子来了，再给她。

村上春树每天告诉自己鼓起勇气表白，但他每次把书交到阳子手上后就害羞地走开。直到阳子读到最后一本《世界历史》，村上春树终于拿出纸笔，写下“我在图书馆门口等着你”的纸条，夹在书的扉页。他把书递给阳子，转身走出图书馆，坐在门口，沐浴阳光。村上春树希望爱情的阳光也能如此洒在自己身上，暖意洋洋。

但当时阳子并不喜欢村上春树，婉拒了他。村上春树非常气馁，不过很快又恢复了自信。遇见阳子，始知眷恋。他偷偷抄下阳子的课程表，每天和她在课堂上打照面。若阳子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助她。一次，阳子因为牙痛满脸愁容，医生也没有更好的止痛办法。村上春树得知后，想到了家乡京都的习俗：当有人牙痛时，另一个人步行5小时走到他身旁，告诉他牙齿收下了，就能够让牙痛的人康复。当村上春树大汗淋漓地跑到阳子面前，喊出“牙齿收下了”时，阳子觉得眼前的男孩着实可爱，便约村上春树在除夕之夜一同听钟声。

新的生活，心的归宿

相处后，两个喜欢离群索居的人，都发现了心的归宿。1971年，尚未毕业的村上春树决定和阳子结婚。两个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阳子喜欢爵士音乐，村上春树便想开一家爵士乐酒吧。为此，村上春树和阳子每天打几份工，终于攒够了开店的钱。位于东京西郊的国分寺爵士乐酒吧生意不温不火，在冬天也开不起暖气，村上春树和阳子只能裹着很多衣服睡觉。“虽然现在面临困难，可是这样的经历也能滋养我们的生命。”阳子的鼓励让村上春树对未来充满信心。到了春天，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几年下来，债务还清了，阳子和村上春树决定把酒吧开到城里最好的地段。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名，到现在我还觉得很意外。”多年以后，当村上春树已经成为日本文坛最著名的作家时，阳子说道。

1978年4月，春暖花开，看着在酒吧厨房里切菜的村上春树，阳子喊他出去走走。村上春树决定去东京明治神宫球场看棒球赛。场上，击球手希尔顿打出一记漂亮的二垒打，村上春树非常激动。棒球运动员最大的价值是击球，而戏剧专业出身的村上春树瞬间觉得，自己的价值应该是写小说和剧本。“心情好的日子，倚倚卧卧喝点啤酒，忽然就涌起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就去买来稿纸和自来水笔开始写了。”村上春树很难解释那一刻的联想，但他实实在在地在那一晚，伏在餐厨桌上，动笔创作《且听风吟》。刚写完几页，村上春树就迫不及待地让阳子作为第一位读者。

不过，刚写出的文字并不有趣，在观察妻子阅读的表情时，村上春树有些失落。阳子没有说不好，而是打开身边的留声机，播放起爵士乐。内心还在波涛起伏的村上春树一下沉浸到音乐中。“爵士音乐是一种即兴的表演，我的创作也需要找到合理的节奏。”

“我觉得，你的文章像西方人写出的日语。”阳子的话让村上春树灵光一现，他开始用英文创作，再翻译成日语，这种独特的习惯，使他形成了整个日语文坛中最为别致的风格。

你的光照亮了我的世界

在村上春树把《且听风吟》的原稿寄给出版社后，他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当他把小说原稿直接寄了出去时，他告诉自己，如果没有消息，那么自己就再也不写小说了。

他和阳子继续过着如常的日子，每天照看酒吧生意、听爵士乐、散步。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突然接到日本群像新人奖组委会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且听风吟》获得了大奖。村上春树难免有些骄傲，幻想起未来的日子。“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好啊。”阳子只说了这一句话，就让村上春树从幻梦中醒来，他更加笃定阳子就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说：“我可以离开我的编辑，但不能离开我的妻子。”

1981年，村上春树将酒吧卖了出去，决定全职写作。当时，很多人劝阻他，只有阳子支持他做出的选择。在妻子的鼓励下，村上春树决定“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

村上春树和妻子搬离东京，每天一起跑步，一起创作。阳子对村上春树的作品提出了很多要求，有时候会要求村上春树把某一章节改五六次，甚至重写。正是这些挑剔的建议，使得村上春树的作品质量越来越高，声名也越来越大。村上春树成名后，阳子却更加低调，连齐腰的秀发也剪成了短发。很难有人捕捉到阳子的身影，除非在村上春树的书里——那些插图都是她拍摄的风景。

村上春树和阳子没有要孩子，他们把生命完全投入对彼此的欣赏和爱中。不久前，有网友偷偷拍下了村上春树和阳子在京都一家小餐厅吃饭的场景：阳子用手撑着头，眼睛望着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望着阳子，目光里透露着真情。二人的头发虽已经花白，眼神却依然那么炽烈。这道光，也照亮了他们彼此的世界。

（灼灼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20年第2期，马明圆图）

人生·婚姻家庭

爱的圣徒

刘志琴

一

健太，一个俊朗、健壮、豪爽的日本青年，他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他与我外甥女惠惠的姻缘。

惠惠，我那可爱的惠惠，在我身边长大，她那圆圆的小脸，滴溜溜的眼睛，人见人爱。我太喜欢她了，不想做她的姨，要做她的妈，所以从小就教她叫我“亲妈妈”，意思是亲如妈妈。她在爱意融融的家庭中长大，一帆风顺，在日本留学8年，获得硕士学位。不论是学业还是工作，惠惠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好人缘，并在毕业前夕结识了健太。这样一对天造地设的恋人，引得多少人羡慕。上帝真是太眷顾她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她学成归来、初展宏图之际，厄运从天而降——惠惠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而且是中晚期，这对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无疑是当头一棒。震惊之余，她首先将病情如实告诉健太，并决意分手，希望他再去寻找幸福。岂料第二天，健太就从日本飞来，一下飞机便直奔医院，手捧99朵玫瑰，当众向惠惠求婚。为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健太毅然辞去日本中学教师的工作。当他知道惠惠化疗会掉头发时，率先剃了光头，与惠惠相配。他睡在走廊，吃在走廊，衣带不解，日夜侍候，惠惠为之感动，终允婚事。这件事在中日友好医院一时传为佳话。

二

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令人艳羡的事，可健太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医生嘱告，为维持医治疗效，惠惠不能生育。健太毫不迟疑地同意，要知道他也是父母钟爱的独生子。可贵的是，他的父母不仅表示尊重健太的选择，还给惠惠写了这样一封深情的信：“……惠惠，你所遭受的痛苦，非同一般，如果可以，我们真想替你分担。但是身体的疼痛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对这种不能由别人分担的痛楚，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你有所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健太、你的父母和我们俩。不管什么时候，几点钟，只要你想跟我们说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陪着你聊天，跟你一起寻找信心，让我们一家人同心协力地走出困境。我们已到东光寺为你请了一个护身符，每天为你祈祷……”他们又向健太表示，为了照顾惠惠，他可以留居中国，他们老了进养老院，不用他操心。这是多么可敬的一对老人啊！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如此深明大义。后来小两口到日本补办了婚礼，在教堂圣洁的乐声中，分别播放了记录惠惠和健太从小到大的成长录像，互相宣读了致对方父母的感恩信，人们为这一对恋人的深情与父母的厚爱流下感动的泪水。

三

继续接受治疗，需要大量的费用，尽管惠惠的父母有能力支付，但健太认为这不能靠父母，他有责任承担。因此，他到一家日本公司就职。没多久，惠惠病情反复，他要照顾惠惠，又不能影响上班，二者难以兼顾，他便断然放弃即将晋升的职位，辞职回家。为了自谋生计，健太在SOHO地区开办了名为“云飞象”的日式小吃店。可他初来异国他乡，不了解国情，所以经营并不得法。善于管理的惠惠不得不亲临坐镇，为此他担心影响惠惠养病，又关店歇业，当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给日本儿童当家庭教师，这样既可以挣钱，又能空出自由的时间。他节衣缩食，自己用一两元也会精打细算。可对惠惠出手大方，但凡惠惠有任何需求，即便是深夜，他也会开车走遍北京，不买来决不罢休。他认为妻子能花他的钱是他的福气。有一年的结婚纪念日，他花费1000多元买了英国王室的瓷器——一只茶杯，送给惠惠。即使这并不实用，但只要惠惠喜欢，他就心甘情愿。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惠惠幸福地生活了7年，这是晚期癌症患者较长的生存期，也是上帝给健太苦心的报偿。每当惠惠因疼痛辗转反侧时，健太就陪她到天明，日夜不息地为她按摩、逗她说笑，以减轻她的痛苦，日复一日，无怨无悔；她一度大小便失禁，满床污秽，健太不让惠惠的母亲和护工插手，非要自己动手清理。他说，只有他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惠惠舒服一些；惠惠弥留之际，他抱着她不停地诉说，因为说的是日语，其他人听不懂，但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已经不省人事的惠惠眼里泛出了泪花，这定是人间至情感动了上苍，给了他最后的回应！健太苦苦地哀求大夫尽力救治，哪怕惠惠成为植物人，也要守护她一辈子。

四

天不遂人愿。惠惠最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健太紧紧地抱着她的遗体，亲吻着她的脸颊，不肯撒手。我见到憔悴的健太时，心有不忍地对他说：“这7年苦了你了。”他猛然大声地回了我一句：“不是这样的！这是我最幸福的7年！”我听了不由得热泪盈眶。

惠惠走了，健太唯一的要求是在西山选一块墓地，并留给他一个墓穴，上面书写“詹松惠冈崎健太之家”，这是他给自己预留的归宿。汉白玉的墓碑上刻有“我在天国祝福你”七个大字，这是惠惠临终的遗愿。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问苍天：在当今浊浪滔滔的尘世中，有多少人能像健太那样爱得如此痴情、纯真、忘我、执着？

当我沉浸在静静的冥想中，仿佛听到从天宇飘来一句话：“健太，你是爱的圣徒！”爱的圣徒！是的，健太！我终于找到与你相配的称誉。

（此文由毛丹青的母亲为纪念惠惠而创作）

（竹之语摘自新浪网毛丹青的博客，周尤图）

人生·青年一代

第一次约会

马良

少年总是渴望长大，板着脸装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如今总算熬到了曾经沧海的年纪，对自己的成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突然想起自己的第一次约会，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纪念的，我“腥风血雨”的爱情生涯那天便开了头。

大约是十七岁吧，我已经上高中了，却想起初中时的“绯闻对象”。其实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只是两个名字被人生硬地拉扯到了一处。也不知道最早是谁在墙上画了一柄小伞，伞下是两个竖着写的名字，那是当时流行的套路，意思就是“奸情”暴露了。然后大家如恍然大悟一般，从此有板有眼地将我们撮合成了一对儿，胡乱开起玩笑来。

那姑娘长得漂亮，又是尖子生，我一个差生哪里敢高攀，于是总急急地辩解。谁和我开玩笑我就和谁红脸，平时凡事都故意要和她划清界限，一副避犹不及的样子。后来她终于恼了，不知道是为了那些闲言碎语，还是因为我每天指天赌咒硬是想脱了干系的蠢样子。某天下午，一向文静柔软的她竟冲到我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质问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个明白，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烦死我了。”我那时如果敢大声说个“有”字，也许就能提早几年做个好男儿了，可惜我那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缩货（上海话里“软蛋”的意思），即使在那一瞬间，在她质问我的一瞬间，我便无法自拔地喜欢上她了，嘴里却说了三个字：“不喜欢。”

我原来以为这样才是硬汉的姿态，没想到一句话说完便懂了什么叫“追悔莫及”。她眼里似乎泪光一闪，但在片刻间就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模样。她狠狠地对我，也对众人说：“大家都听清楚了？以后不要再传我们的闲话了。”那天后，果然不再有同学传我们俩的闲话，而我也从此落下了心病，几年之后再想起她来还是心慌意乱，认定自己辜负了这姑娘，而且心里无从着落，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她。

后来我便托了关系到处找她，那时还没有手机，我托了家里有电话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希望她能帮我搞到这个姑娘的联系方式，想也许写封信能说个明白。当时那女同学只是答应去问问，几天之后再给我回复。我忐忑不安地等了几天，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拿起听筒，传来的竟是她的声音，我一时语塞。她倒是很大方，说在那个女同学的家里。她和我随便聊了几句，突然就问我要不要第二天一起去游泳。电话那头，她平静地说：“你教我游泳吧。”电话这头，我激动得都快流鼻血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了，做了无数个俯卧撑，心里把要说的话排练了无数遍，直到可以轻松连贯地背出来，才出门去了约定的游泳池。但那天我等了整整一下午，她和女伴都没有出现。我悻悻而归，强压着心里的失落，却不想打电话去询问。直到很晚，电话又响了，我那女同学笑着告诉我，其实她们去了游泳池，但远远看到我在焦急地、魂不守舍地等她们，便故意没有过去，是为了出一口气——那几年她心里一直憋着的一口气。就这样，她远远地看了我一下午，直到天黑才走。我听完这解释，心里倒是有些释然，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提早离开。那女同学接着说：“明天下午一点，去某路某号她家窗下叫她的名字，她想和你去看电影，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愿意，挂电话的时候，我开心得都要晕过去了。

第二天，我依计而行，准时到了她家楼下。我清了清嗓子，本来想高声地呼唤她，不料喊出来的声音竟满是心虚。环顾四周，好像马路上所有的人都看出了我形迹可疑的样子，可唯独她的窗帘纹丝不动。此时箭在弦上，已无退路。我壮胆又喊了几声，她这才探出头来，不过只一秒钟的样子，说了一句“等我啊”，便又关上窗退了回去。我太激动了，突然意识到这一小会儿之后，我便成为一个会约女人的男人了，无限的骄傲涌上心头。

时间过了好久，她却还没下来。我突然想起那天急着出门，根本就没想着换身衣服，只穿了一套学生的行头；也突然不满意那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来，后悔没有去理个发，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一些；鞋子也不对，穿着运动鞋，应该穿皮鞋才好。唉，我这样想着，突然觉得路上的行人都像在笑我这个心急却要吃热豆腐的小笨蛋，悻悻然觉得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开始这场约会。可是，人已经来了，便不能退缩了，想着这因前一天在游泳池门口死守而获得的来之不易的“艳遇”，我让瘪了气的自己再次振奋起来，还偷偷瞄了一眼她家的窗子，发现她并没有在帘子后面。又等了很久，直等得我心慌意乱，好不容易鼓足的气又快要漏完了，心里不停打鼓，莫非这一回她还是要考验我？不来就不来吧，我甚至已经有些暗自希望她只是想要再让我空守一场呢，倒也算是我的解脱。可突然间，她出现了。

我美艳动人的约会对象突然就出现在门口。在我几乎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她就那样以“五雷轰顶”的效果出现在我恋爱生涯的最初几秒。街边站着的呆小子在那一刻灵魂出窍，毫不夸张，那就是我回忆里的感受。美艳的她，一头学生时代看惯了的长直发，此时成了一头蓬松鬈发。她涂了鲜艳的口红，还有蓝色和褐色的眼影，显然是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地打扮过的，和我看的香港武打片里的女侠一样，英姿飒爽又五彩斑斓。她的紧身短裙，闪着亮光的丝袜，红色的高跟鞋，还有亮光闪烁的小坤包，大红的指甲油……这一切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还是个孩子。那一刻，我彻底地承认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望着这个一瞬间成了大女人的她，所有我用于伪装成熟的小胡子，脸上的、心里的，一瞬间就被狂风吹散了，一根都不剩。那个光溜溜的小软蛋根本无法接受与自己约会的对象竟然是如此成熟明艳的尤物。我站在街边望着她唇间的血色微笑，魂飞魄散。

那个下午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已经不记得了。大约是太紧张了，无论买电影票时，还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都像僵尸一般面无血色。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对我来说简直是无孔不入的煎熬。我几乎不敢看周围人的目光，觉得自己像一个愚笨的罪犯，在一场精心布置下的圈套里，把自己活活勒死了。当然，这段关系是没有下文的，她对我失望极了，我竟一句像样的话都没有说，一句夸她的话都没有讲。她非常后悔那天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与一个没有发育好的男生约会。后来她大约是这样和朋友说的，反正那另一个女同学也不愿理我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约会，完全没有准备好便仓促上阵，可惜了一个那么美妙又早熟的对手。对此，我总是心怀歉意，却再也无法补偿她了。少年时，觉得爱情必然要爱得死去活来，不承想死去又活过来的事儿少之又少。大部分的爱都是死了便永远地死了，活着的是造化，是要珍惜一生一世的吧。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间卧底》一书，黄思思图）

人生·两代之间

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冯唐

上次和中学同学见面，有些人已经不止十年没见了。老胡原来是我的小组长，轮到我们小组打扫卫生的那天，他负责分配工作：谁扫地，谁擦地，谁倒垃圾。毕业之后，在我们班所有同学之中，老胡第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用钱挣钱。他对汇率和北京房价的判断永远比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准确。他第一个结婚，找了一个长得像观音的姑娘。他第一个生孩子，是个男孩儿。老胡曾经非常得意地和我们说：“我儿子非常壮实，五岁时就追着打我。”

这次中学同学在火锅店见面，我估算了一下，老胡的儿子应该二十岁左右。我和老胡说：“国家放开二胎了，你不再要个孩子？”

老胡回答：“不要了。儿子十九了，还追着打我，学习不好，我太累了。”

“儿子学习不好，你累什么啊？”

“儿子得抑郁症了，纯宅，社交恐惧症。他研究了全球一百多个大都市，认定地球上只有东京这座城市适合人类居住。

“他要我给他在东京买房子，如果住习惯了，就满足父母和爷爷奶奶及姥爷姥姥的要求，在东京找个大学上。”

“你儿子在东京能自己生活？”

“儿子对于自己有切实的理解。他说自己无法生活，要求他妈去东京陪他。”

“如果你不答应呢？”

“精神科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他是个病人。”

聊到这个时候，火锅已经吃得很热闹了，一瓶茅台也快喝完了。我索性更坦诚一点儿，接着问老胡：“咱们理论推演一下，如果你儿子五岁的时候追打你，你也追打回去，让他知道世界其实是有某种秩序的，他现在还会追打你吗？如果你儿子十岁之前狂要的东西，你有理有据地拒绝，让他知道诸事无我，他现在还会逼你买东京的房子吗？”

“他上学很苦，总是学习不好。爷爷奶奶把他安排到了北京最好的小学，然后是最好的中学。他一直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回家总是哭，我觉得应该多体谅他一点，多满足他一点，他太不容易了。他经受的这些痛苦，是你们这种学霸体会不到的。”

我忽然意识到，老胡同学在教育孩子上犯了成年人常犯的两个错误：生活上太纵容，学业上太严苛。

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我脑海中一直在想，一些了不起的年轻人（比如盖茨比）第一个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尽了全力，即使有了全部的运气，即使做到最好，你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一切，甚至一个女子，甚至一个夜晚的安宁。”

再延伸想，所有小孩子第一个需要明白的是：“你不是世界的中心，哭闹得不到一切。”

父母应该做的第一点，就是让孩子们明白：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一切，世界不是围绕你来旋转的——尽管你偶尔有这种错觉——你最好平静地接受这一点。

父母应该做的第二点，就是和孩子们说好，不必成材。人生三个基本目标：不作恶，开心，自己养活自己。如果能达到，就是很好的一生了。

（田剑平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春风十里不如你》一书，尹成伟图）

人生·两代之间

与母亲相守50 天

明前茶

前几日，看到武汉的女友莉君发朋友圈，才知道，她因为武汉封城，已经在娘家——湖北天门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了整整50天。

莉君与母亲都是能干且犟脾气的湖北“九头鸟”，秉承的人生哲学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因此，往年春节，莉君回娘家过年，待上5天，便是她忍耐的极限。她40来岁的人了，工作与婚姻都经历过大风大浪，拿现在的时髦话说，也算是“御姐”一枚，可一回娘家，她一定会被60多岁的老母亲当14岁的小姑娘管着。

早上睡个懒觉，挨管；晚上11点钟还在刷剧，挨骂；怕胖，少吃一口肉菜，要管，说是白白胖胖才吉利；做瑜伽伸展得像一只软腰猫，要管，说是万一闪了腰，村医那里可只有几帖土膏药，拍个X光片还要上镇医院。

1月23日，莉君刚到天门娘家两天，平地一声雷，武汉封城了。见女儿一脸的震惊和恍惚，母亲脱口道：“这下可好，你不得不多陪妈一阵子了，可走不脱了！”莉君略有点不快地说：“留在这儿干吗？留在这儿跟你吵架呀？”话一出口，她就有点后悔：父亲已经故去多年，母亲从村小退休后，独自在山中过活，家里空旷而冷清，盼着儿女们春节回来多陪陪自己，也是人之常情。况且，自己回老家忍受着网络不稳定、洗澡没浴霸的不便，难道母亲就没有不便吗？按母亲的话说，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媳妇孙辈，光是坐下来吃饭，就是整整一桌酒席。武汉一封城，儿女们都回不去了，光是张罗那么多吃食，和儿孙要用的文具、电池、拖鞋、睡衣，就够母亲忙的了。

莉君的心，被愧疚扯了一把。依照她的脾气，也不可能说什么软话。尽可能帮衬母亲，维持这一大家子的正常运转，就成了莉君给自己分派的主要任务。

每天，她帮母亲将100多斤腊肉、咸火腿扛出去晾晒。母亲欣慰地说：“幸亏今年没嫌土猪肉贵，依旧腌了这么多肉，不然这会儿村镇都封了，可上哪儿去买肉。”莉君听得惭愧，往年，回武汉前母亲要往她车的后备厢里装满米、油、腊肉，她的内心可全是嫌弃。

每天，她还帮母亲侍弄小菜园。往年，母亲四处张罗菜种、粪肥的时候，她都要取笑母亲，说没事干还要往武汉儿女家快递蔬菜，快递一公斤10块钱，比青菜价钱贵两倍多，当真是不会算账啊。母亲却总是说：“劳动不休，筋骨不锈。再说，你爸走了，去菜园还能听听鸟儿歌唱，晒晒太阳，解个闷儿，你们年轻人不懂的。”这一回，菜园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莉君与母亲收菜锄地，忽见菜园里的一株野茶树生出新芽，她那么多天焦虑憋闷的心情，忽然也透入了一股清气。她猛然理解母亲不想闲在屋里，非要出门劳作的心情了。

每天，母亲上灶炒菜，做馒头、发糕，莉君就蹲在灶口帮她烧火。母亲说火软一些，她就挑松柴火，只放枯枝败叶；母亲说火硬一些，她就燃起硬柴，将火烧得旺旺的。如今她仿佛回到了14岁，唯母命是从。她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自己脱去了成年人的生硬铠甲，母亲脱去了老迈垂暮的卑微，母女俩诉说往事，对上了只有她们俩才知道的暗号。炒完够一大家子吃的菜，母亲自言自语：“真是怪哉，以前一个人吃饭，在电磁炉上炒两个菜就腰酸腿疼；如今一烧大柴灶，这八大碗菜做下来，倒也不觉得小腿沉重，这是咋回事？”莉君笑道：“老妈，灶口暖和，比电热小太阳还管用。要不，猫一过10岁，为何就喜欢偎着灶口？”母亲望了她一眼，说了平生第一句软话：“闺女，等你也要靠偎灶驱寒，你就回妈这儿。妈这儿别的没有，大灶柴火管够。”

莉君眼眶子发涩。令她眼眶发涩的还有最近的一件小事：10天前，母亲上山拾柴归来，挑出一小截软木，严正警告众人，尤其是莉君两个弟弟家的皮猴儿，不准动她的木头。谁都不知道她要用这一小截软木干吗。10天后，莉君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母亲手工制作的木雕青蛙。只见青蛙蹲在荷叶中央的筋脉上，蓄势待发，准备腾跃而去。母亲说：“我总惦记着欠我闺女一份情。你小时候，干活有你的，玩具没你的。你要过一个发条青蛙，我和你爹都没有满足你。37年过去了，你难得回来这么久，这只青蛙该给你了。”

莉君接过青蛙，看到母亲的牵挂和叮嘱，仿佛在木雕的每一线光影中流转。

（李金锋摘自《西安晚报》2020年3月20日，李旻图）

人生·两代之间

父亲的墨水

步明

我的老家在苏北一个叫“东湾子”的村庄，地处偏僻，常被人说成是“龟不生蛋的地方”。

穷，是那个年代的缩影。在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年代，能喝上“墨水”是了不得的大事。父亲是家中老大，老实巴交的爷爷竟然送他去私塾。父亲肚子里的“墨水”，是志学之年打的底子。

父亲在私塾读书，他的同桌后来便成了我的母亲。后来听母亲讲，父亲当年因背书写字没少挨先生的戒尺。现在看来，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多亏了严苛的塾师。

我上学之后，每到过年前，父亲总会为庄上人家写春联，一写就是好几天，惹得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母亲不悦，抱怨说忙年倒为别人忙了。对父亲来说，写春联是十分讲究的。即便是写传统的诗词歌赋对联，每副对联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与时政呼应的，有跟农村生产契合的，有为求字者私人订制的……小小的一副对联里，写出的不只是喜庆，更有父亲对复杂时局的审慎，对人情冷暖的关怀，对古老文字的敬畏。

父亲给人家写春联时，正赶上我放寒假，于是就经常去帮他掭笔添墨、牵纸裁纸，学会了用手裁纸的功夫，算是当了许多年的小书童。有时牵纸慢了、牵得不正，他就会训我几句；书写时若有旁人说笑，他会咳嗽两声，暗示别人严肃点儿；偶尔写错、写漏了字，他会自责一番，再来一遍；为安妥一字，他久久沉思不语，这时谁都不敢出声，待他捉笔落纸、一挥而就，围观者才敢高声喝彩。

古人讲心正则笔正。父亲的一生正应了“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文革”中，父亲为自己写下几大捆辩词，反复申辩和廓清的是自己并非“三青团”成员，也从未“瞒产”。他恨不得把仅剩的一把米、一碗粥都送给穷苦人家。在当村支书的父亲眼里，广大生产队员的冷暖就是他的命。但莫须有的“罪名”接二连三地落到父亲头上，抄家，批斗，戴“大高帽”游斗的情景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是个性急的人，受不了一点冤枉。在那段不堪的日子里，他在无助、焦灼、痛苦中完成了这些文字，字字洇着泪、和着血。用淋漓墨水与黑色时光抗争的日日夜夜，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挨过的。运动结束后，父亲平反，他眼眶湿润地说，相信共产党，享到福了。

父亲这一生，有党恩守心、有风雨沉浮、有人间情暖、有幸福晚年。父亲一生执笔，但还没有写够，因为他老人家的笔太直太硬、太真太切，太有生命张力，正如他肚子里的墨水，从未干涸。

父亲年轻时没工夫专门练字，八十岁后才开始每天抄《古文观止》。终于回到他童年握笔的追梦时光，他想写就写，无拘无束，笔笔中锋，干净利落。

父亲对我书写的忠告，只有四个字：铁画银钩。当真是“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与他一生的行事风格一样。现在想来，我的笔墨意志，也是从小在父亲跟前所受的耳濡目染，给生活抹上了一层墨水的五色气象。

送别父亲时，我取了一支他老人家生前用过的毛笔，带回放在案头笔搁上。今晚笔影飘逸、墨香幽然，取笔、捻管，觉得它还带着温度。父亲，儿想你了！

（李小光图）

生活·心里人生

和这么多人为敌

李敖

1987年4月1日，邓维桢写信给我说：“和这么多人为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这不只是敌人多而已，许多朋友会因你树敌太多而不敢和你做朋友。”不过，从戏谑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

我常笑自己说，别人整天搞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有八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

王尔德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即便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而出站在我身边，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看来我标准太高了。

（王树芳摘自豆瓣网）

生活·心理人生

邻人之窗

郁喆隽

窥探他人隐私虽不光彩，却令人着迷。一对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普通中年夫妻，被一日三餐、孩子的屎尿折腾得精疲力竭。他们偶然地发现，对面大楼里搬进来一对新婚宴尔的小夫妻。后者时常你侬我侬，激情似火，而他们的窗户毫无遮掩。中年夫妇不由自主地想要时不时窥探一下对面的窗户，甚至翻出许久不用的望远镜。这是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真人短片《邻居的窗》中的情节。

一段时间后，中年夫妇发现，对面的丈夫脸色苍白，好像消失了一阵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妻子发现对面的丈夫剃光了头发，卧床不起。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时，妻子看到对面的丈夫溘然离世，殡葬车停到了楼下。她来到对面大楼前。不料对面的年轻女子竟然认出她来，问她是不是住在对面的大楼里——年轻女子和她刚过世的丈夫，经常看着对面大楼里这一家五口，觉得这家的三个孩子特别可爱。他们也曾想要孩子……说到这里，两个妻子相拥无言。《邻居的窗》道出了一种反向的“围城”——你在嫉妒别人的生活时，别人也在羡慕你的生活。那一刻，你成了我，我成了你。

说实话，在如今的城市里，几乎没有人关心别人家发生了什么。即便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也多半拿着手机各自“刷屏”。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长假，手机好像突然变成了别人家的窗户。通过手机，我们看到的不是对面的大楼，而是另一座城市的千家万户——叹息的、谩骂的、网上求援的、捐献的、千里驰援的、病中跳舞的、阳台敲锣的、雪中值守的、睡车库的、直播吃鸡腿的……方寸间，见众生，见天地，也见自己。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同理心大概不单属于人类，更是高级哺乳动物共有的能力。不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疑是人类“轴心时代”的伟大成果。同理同心，而后才有同类，但无法反过来。两个隔窗相望的人，只有走到一起，才发现彼此是同类。凝望无法代替相拥。有人说，人间不值得；有人说，要让人间值得。

如果没有同理心，即便走遍世界，你也看不到人，而只能看到你的工具、手段、代价和障碍；如果有了同理心，即便世上所有的窗户都被堵死，你也能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在看别人的时候，看到的其实是自己。邻人之窗就是自己的窗。

（暮春摘自《书城》2020年第3期，曾仪图）

生活·经营之道

记在心上

尤今

红山熟食中心有个卖海鲜的小摊，生意极好。那天中午，我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还不见食物端上来，忍不住前去提醒。那位摊主尽管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空抬起头来，温和淡定地看着我说：“你刚才点的是豆腐鱼片米粉汤，我已经记在心上了。”

“我已经记在心上了。”这句话真叫人安心，叫人放心。

虽然客似云来，可是，每一个顾客在他心目中都占有同样的分量。他把他们的话都“记在心上”，像履行一份份重要的合约。他依照“先来先得”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把食物煮好端上，谁也不会被遗漏、谁也不会被忘记。只要你等，就一定有。

这便是他成功的最大秘诀了。

有些人，对别人的事漫不经心，许过的承诺转瞬即忘，唯一放在心上的，是他自己的事，还有别人对他的许诺。渐渐地，失去友谊、失去信任，而他在失意之余、沮丧之际，却还不忘愤愤不平地诘问：

“为什么他们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为什么？为什么啊！”

（大浪淘沙摘自《广州日报》2020年3月26日）

文明·史海拾贝

用人之策

唐宝民

黄霸是西汉名臣，在地方为政时政绩突出。他关心百姓生活，亲自制定安民条款，规劝黎民遵章守法，就连家常琐事也考虑得周到得体。“细小之事，起初极为繁多”，而黄霸正是一个善做具体工作的人。一番治理之下，工作很快见了成效，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汉宣帝见黄霸将地方治理得如此之好，认为让他只在地方任职实在大材小用，便动了提拔之念。于是，他先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后迁升他为御史大夫，直到丞相、封建成侯。那么，黄霸受提拔后政绩如何？他当上丞相后，依然像在地方任职一样，关注琐碎事务，比如男女不同路、子弟当尽孝等等。一个丞相理当掌管国家大事，而非时时为小事操心。如此思路之下，他在丞相任上自然政绩平平。《资治通鉴》评价他：“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

清代有位学子叫惠士奇，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考取举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广东学政。这个职位很容易腐败，但惠士奇“校士公明，一文不取”。时任两广总督杨琳对他特别欣赏，上奏雍正皇帝：“臣遍历各省，所遇学臣中，仅见者有此清操特出之员。”雍正深感清廉人才难得，试图让惠士奇担任更重要的行政官职。

但他没有立即这么做，而是向杨琳进一步了解：“惠士奇观其人，吏治可以用得否？”杨琳如实回奏：“惠士奇未做过临民之官，臣与之共事三年，观其作用，惟有衡文乃其所长，恐非吏治之长材也。”雍正一听，就让他继续做广东学政，将其调回京师后，也是继续用其所长，任命他为专管文史方面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来又任命他担任侍读学士。惠士奇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颇有建树。

领导在选人用人上有一种弊病：就是以为某人的一方面能力突出，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定能胜任，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之上，结果却适得其反。人各有所长，岗位各有特点，必须讲究人才与岗位的匹配度，再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及长处加以任用。

（元月摘自《北京日报》2020年3月31日，喻梁图）

文明·史海拾贝

状元十年放不下

陆春祥

罗念庵中状元后，脸上经常有喜色。他夫人问他：“状元几年一个呢？”罗答：“三年一个。”夫人笑了：“如果三年一个，那也不止你一个状元呀，你为啥这么高兴呢？”罗则自言自语道：“我呀，‘状元’二字，胸中十年都不能排解。”

由此可以看出，罗念庵也是实话实说。功名利禄的吸引力，即便英雄豪杰，也难抵挡，几无例外。

江西吉水人罗念庵，嘉靖八年（1529年）的状元，明代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从史料上看，罗中状元后，授修撰，但因看不惯朝廷的腐败而离开官场，隐居山间做学问，甘于淡泊。而淡泊之人，理论上不应该有十年不忘状元之事。

这则笔记中，江盈科后面的几句评论，其实已经点中要害。面对功名利禄，一般人的确放不下，不仅罗如此，其他人也是如此。

突然想起，清朝李调元《淡墨录》中，有一则《状元是何物》，妙趣横生。

江苏吴县人陈初哲，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进士，这一年，他殿试中第一甲，也就是头名状元。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里，陈状元请假南归。走到甜水铺的一个小村子，槐树浓荫，野海棠在路的两边盛开。他神情惬意，着迷了，一边走，一边看，越走越远。

忽然，村子的尽头出现了一座农家小院。

只见竹扉半开，一个漂亮的少女，很闲适地倚门而立。她手上拿着几根柳枝，边搓边玩，不时地嗤嗤笑着。

见此情此景，陈状元魂飞色夺，一时愣在那里。好长时间终于回过神来，状元才鼓起勇气，和女孩搭讪。

女孩很淡定，笑而不语，只是喊她母亲出来。见到她母亲，陈状元开始自我介绍了：“我是状元。”女孩母亲问：“状元是什么东西啊？”陈状元答：“进士的第一名，我们的名字都是要登在金榜上的。”陈见这对母女连状元都不知道，竟结结巴巴不知道如何解释了。女孩母亲又问了：“几年出一个啊？”陈状元回答：“三年出一个。”那女孩子就在边上笑了：“我还以为状元是千古一人呢，原来只三年一个。”

陈状元确实是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不管她有没有文化、懂不懂什么是状元了。于是他拿出两块金子给女孩母亲，想作为聘礼。女孩母亲拿着金子，摩挲再三，又好奇地问了：“这是什么东西啊？闻着没有香味，放在手上还冷冰冰的。”陈状元心里大惊，这对母女是什么人啊，连钱也不认识：“这个东西叫黄金，你们得到它，天冷了可以用它来买衣服穿，饿了可以买粮食吃。”女孩母亲恍然大悟：“我家有桑树百株，良田数亩，不会受冻挨饿，这个黄金，还给你吧。”说完就将黄金丢到地上，不再理陈状元了。

陈状元的心情一定很糟糕。好好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不喜欢状元、不喜欢金子的人？

这对母女，只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慕名，管他状元榜眼；不慕利，利我自有之呢。状元是什么东西啊？一千年出一个吗？

这样的当头棒喝虽不是晴天霹雳，却也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月亮狗摘自《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22日，黎青图）

文明·文化茶座

与人为伴

周文翰

狗是人类最好的伙伴，这句话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

在采集狩猎时代，狗是猎人最好的朋友，陪伴他们到森林、山地、草原中，寻找猎物、指示方向、协助猎杀，这是莫大的功绩，有狩猎传统的部族常常把猎犬奉为神灵。在狗被驯化之前，人们靠自己的体力、智力和彼此的协作进行捕猎，同时也在不断改进自己的工具。

狗的驯化让猎人有了第一个“动物工具”：它们善于根据气味发现动物的踪迹，给人以指示，帮助人们围堵猎物。使用猎犬的一大好处是让少数几个猎人出行获取猎物的概率有所提高，对大集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到了1万多年前人类发明弓箭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单个猎人背着弓箭、带着猎狗，也可能有不错的收获。

从那时起，一直到16世纪广泛使用火药猎枪之前，狗、马和弓箭一直是欧亚大陆上猎人最好的工具。猎人也怀着爱意对待猎犬，在西伯利亚发现的8000年前人狗合葬的墓中，主人和自己的两只爱犬安眠于地下，狗的身旁还有项圈和汤匙，可见墓主人非常珍视他的狩猎伙伴。

狗和男士的关系就是狗和猎人关系的延续。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绘画中的狗是贵族狩猎时跟从的配角，后来则是各位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肖像画中显著的陪衬物。尤其是大中型猎犬，它是狩猎能力和男子气概的主要象征，象征着勇敢、忠诚。

狗与女士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紧密。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狗的价值主要在于狩猎、看家护院，而不是给人做伴。这一时期绘画中描绘的狗通常是象征性的符号或者装饰性的小细节，并不是画面的主体，它们的表情、动作也相对简单。如在15世纪充满象征隐喻符号的挂毯《少女与独角兽——致我唯一的愿望》中，少女身着红金华袍，簇叶繁花环拱着她，独角兽与金狮护卫在两侧，垫子上的长毛小狗则是坚贞纯洁的象征。这可能是某个贵族为了订婚或者结婚，专门从弗兰德斯地区（今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部分地区）定制的，上面有祝祷文“致我唯一的愿望”。当时狗常出现在描绘婚姻或爱情仪式场景的绘画中，作为忠诚的象征。

《查理五世和他的狗》〔意〕提香布面油画

《少女与独角兽——致我唯一的愿望》弗兰德斯织工挂毯

在唐代，宫廷贵妇已经将进口的“拂林犬”当作宠物饲养，之后则发展成为著名的宫廷狮子狗。在与狗长期的相处中，人们开始赋予狗拟人化的形象，比如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许多“义犬”的故事。

《十二生肖之狗》（明） 佚名玉雕

《红袖戏犬图》陈少梅绢本设色

南北朝时的《搜神后记》记载，杨生特别喜欢自己的狗，可谓形影不离。有一次，他走夜路，不慎掉进一眼枯井，他的爱犬就在井口彻夜吠叫。第二天早上有人路过，听见狗对着井口叫个不停，感觉奇怪，走近一看就发现了杨生。杨生对行人说只要救出自己，定会给予厚报。这人也是奇怪，提出自己只想要这只善待主人的狗。杨生想到这只狗多次救助自己，舍不得送给别人，却见那只狗低头示意，杨生明白了狗的意思，于是答应那人以爱犬相赠。杨生被救了上来，那人也牵着狗离去。狗走几步就回头看看，5天之后，这只狗半夜又回到了杨生的家里。

此后，类似的义犬故事常见于各种小说，有些还被写入正史。人们逐渐赋予犬类以文化上的意义，并在感情上给予其拟人化的对待。

到了17～18世纪时，欧洲狗文化的一大改变是贵族中同时兴起了饲养猎犬和宠物犬的风尚，前者的参与者主要是男性，后者的参与者大多是女性。这使得整个家庭都开始关注狗，狗在家庭中扮演着日益活跃的角色，是父母、孩子们逗趣的对象。人们在吃饭、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分享食物给爱犬，甚至爱犬本身也成为社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一只新宠物狗常常引起全家人和客人的兴趣，他们围绕它进行谈论、喂食、娱乐。

19世纪时，居住在城镇中的西方中上阶层普遍在家里养宠物狗，并把它们当作家庭成员对待。在上流社会，孩子和狗的肖像、女人和狗的肖像非常流行，体现出家族的和睦繁荣以及消闲富足的生活方式。主人对狗的感情促使社会舆论和法律上有了相应的改变。

《丁丁历险记》分册封面〔比利时〕埃尔热

《红衣女孩和猫、狗》〔美〕艾米·菲利普斯布面油画

《陶俑》 塞浦路斯出土 赤土陶器 公元前600年

《母亲与孩子在十字路口》〔美〕莱瑟·尤里布面油画

1824年，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上至女王、下到普通人都需要维护动物权益。1835年，英国有了世界上第一部保护动物的法律。此后，其他欧美国家也陆续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许多地方的人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的爱犬。

（思衡摘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这幅画里原来有狗——8000年艺术史中的狗》一书）

文明·生物世界

孤独的52赫兹

Ent

故事的开始是在1992年12月7日，惠德比岛海军观测站的中士维尔玛·兰奎捕捉到一个信号。它并非来自某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潜艇。它是一首鲸歌。

但是这首歌的频率是52赫兹。

这不对。就声音模式而言，它有点像蓝鲸，可蓝鲸的频率在15～20赫兹。没人记录过这个频率的鲸歌。

所以她和她的同事开始追踪这首歌。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歌声的频率逐渐降低，从52赫兹降到50赫兹，但始终清晰可辨。论文里这样描述：“北太平洋海盆，任何水听系统的声学数据均未识别出类似特征的其他呼叫。每次仅有单一序列的呼叫得到记录，没有重叠……轨迹和其他鲸物种的位置及运动均未表现出关联……”

在最后的讨论部分，作者写道：“也许很难接受的是……它可能是广阔海洋里唯一一只这样的鲸。”

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海洋学家威廉·阿·沃特金斯，是他提出使用海军闲置设备追踪鲸迁徙的想法。他为维持这个项目的运行而竭尽全力，但“9·11”改变了这一切。海军重新部署，原来的经费和岗位都没有了。

2004年8月，论文被《深海研究》接收。一个月后，沃特金斯因癌症逝世。他的同事开始收到关于这篇论文的信。这些信和过去的学术往来截然不同，它们均来自普通人。悲伤的人，心碎的人，在鲸歌里听见了自己的人。

52赫兹鲸的传奇就这样诞生了。

人们想象它是一只孑然一身的蓝鲸，在大海中独自游动，唱着无人懂得的歌。人们想象它毕生都在呼唤自己的另一半，却始终没有回应。人们想象它是一支独一无二的号角，面对大洋深处，发出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再有的呐喊。

但是没有人见过它。沃特金斯去世后，再没有人系统地追踪过它的声音。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物种或者种间杂交，不知道它是否有同伴，不知道别的鲸能否听懂，不知道它有没有繁殖过，不知道它是不是孤独。鲸会觉得孤独吗？人所谓的孤独又到底是什么呢？

而它对陆地上的一切毫不在意。它的故事进入人类的世界，但它首先是一只鲸，还在游动，还在歌唱。

2010年，另一个研究团队在多年后再一次捕捉到符合这种频率的鲸歌，而且同时在两个地方。

一次检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这意味着希望。也许52赫兹终于找到了同样歌声的另一个自己。也许它其实一直是特殊鲸群的成员，只是喜欢时不时单独行动。甚至也许，在20年的漫游后，它把自己的歌声教给了其他的鲸。也许它将不再孤独，也许它从来就不曾孤独。

也许，等待另一只鲸的出现，需要的不过是时间而已。

（澄泓摘自《格言》2020年第6期，视觉中国供图）

文明·体育之窗

我是这样成为科比的

科比·布莱恩特

训练哲学

初入联盟时，我只有17岁，那时就开始训练举重。那是一点儿也不花哨的、最基本的、久经时间检验的举重训练。每一次上举，都专注地调动一组肌肉同时发力，直到完成规定次数。纵观我的整个体育生涯，无论在赛季期还是休赛期，我都在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各做90分钟举重训练，风雨无阻。我所说的举重，是那种很重、很难、练到手臂失去感觉的举重。练完之后，我才能去球馆做投篮训练。

多年来，我的例行安排与时俱进，但训练哲学始终如一。如果有些事情已经被其他伟大球员证明有效，而且对你同样有效，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另辟蹊径？如果有效，就坚持到底，哪怕它不再流行。

午夜特训

午夜特训是有意为之，是我平衡事业和家庭的折中选择。

我始终认为，如果提早开始工作，每天就能练得更多。如果训练从上午11点开始，练几个小时，休息4个小时，下一次训练只能安排在下午5：00到7：00。但如果从早上5：00练到7：00，就能在上午11：00到下午2：00、下午6：00到8：00各练一次。早点开工，每天就能多一次完整训练。一个夏天下来，能多练无数个小时。

与此同时，提早工作有助于平衡篮球与生活。孩子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我陪在他们身边，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刚从球馆练完回来。到了晚上，我哄他们入睡后，再回去训练。我用掉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不是他们的。

完善细节

在很小的年纪，我就开始研究能拿到手的各种比赛录像，如饥似渴，乐此不疲。说到底，有一些人喜欢欣赏手表，另一些人却乐于研究手表的工作原理。

这些事总是让人感到其乐无穷：观看、研究、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看比赛录像时最关心的部分悄然改变——不再关注看到的事物，转而观察本该出现却没出现的事物；不再关注发生了的事情，转而去思考本该发生却没能发生的事情。研究比赛录像最终变成对备选方案、临场应变和其他选项的想象，同时完善各种细节，深究为什么有些行为能奏效，另一些却是徒劳。

找到导师

通过阅读、在训练中集中注意力和努力工作，我的专注力得以不断强化，最终磨炼出让我聚精会神、不开小差的能力。

与阅读同等重要的是，跟前几代伟大球员保持良好的关系。看看我的退役仪式有哪些大人物出席，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能让你明白，为了取得球衣退役这样的成就，我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你会看到比尔·拉塞尔、卡里姆·阿卜杜-贾巴尔、“魔术师”约翰逊、杰里·韦斯特、詹姆斯·沃西。他们对我不吝赐教，帮我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有如北极星，让我随时都能抬头仰望，得到指引。

为之痴迷

想要精通某事，必须对它真正上心；想在某个领域出类拔萃，必须为之痴迷。很多人说他们渴望成就伟大，却不愿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他们关心的事太多，无论重要与否，都浪费了太多精力。这没什么不好，归根结底，伟大并非常人所能企及。

我所说的是，成就伟大绝非易事，需要投入很多时间，需要自我牺牲和艰难抉择。不仅需要你做出牺牲，还需要你所爱的人做出牺牲，所以你必须拥有善解人意的亲人和朋友。

在痴迷于钻研技艺和履行家庭责任之间，总有种奇妙的平衡。就像走钢丝一样，你的双腿颤颤巍巍，竭力保持平衡，一旦往一个方向倾斜太多，就得赶紧回身，努力往另一个方向倾斜。走直线，不可能成就伟大。

勤学好问

我的好奇心很强，渴望进步，想要用篮球运动的各种历史知识来充实头脑。不管跟谁在一起，教练、名人堂球星还是队友，不管当时在做什么，比赛、训练还是度假，我都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很多人对我的好奇心和激情不吝赞美。他们欣赏我不是为了问而问，而是真心渴望得到他们的答案，收集最新信息。与此同时，有些人没那么善解人意和宽宏大量，我也觉得无所谓。在我两手空空、一个总冠军也没得过的时候，我的心态总是这样：宁可现在尴尬，也别以后出丑。

只管去做

对我来说，日常准备是不需要额外考虑的标准动作，我从不为“做还是不做”犹豫不决。如果想把比赛打好，就非做不可，准时到场，直接去做。

我的例行训练残酷至极。从清晨到深夜，从拉伸、举重、训练、投篮、恢复到录像分析，需要付出大量努力，花费很多时间。实话实说，这令人疲累不堪。正因如此，为了养精蓄锐，很多球员会在赛季期间逐渐减少举重量和训练量。不过，我不会这样。我发现，日复一日的大运动量训练的确让人吃不消，但经过又苦又长的一整个赛季，它足以使我更加强壮，更有准备。

有时我难免精疲力竭，那就找时间打个瞌睡。不管接下来是训练，还是打总决赛；是在球队大巴上，还是在康复台上；是离开赛还有5小时，还是只剩1小时，只要我感到疲惫，就小睡一会儿。只需小憩15分钟，我就能补充足够的能量，从而打出最高水平。

教练如师

教练就是老师。有些教练——层次较低的那种——会尝试告诉你一些事情，但优秀的教练能教会你怎样去思考，并传授给你必要的基本工具，以便你能正确执行。简单地说，好的教练能确保你了解如何做到双手并用，如何正确阅读每一个回合，如何真正理解比赛。好的教练“授人以鱼”，告诉你“鱼”在哪里；伟大的教练则会“授人以渔”，教会你怎样才能找到“鱼”。不管你处在哪个级别，道理都是一样的。

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在一场比赛之中，好的教练会传达可执行的信息。他们会明确指出，具体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哪些是无用功。基于教练的指导，以及自身对比赛的感觉，你可以马上应用其中的一些信息，同时把另一些信息放在心上，为比赛的关键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砰！

（果果摘自金城出版社《曼巴精神：科比自传》一书）

悦读·幽默小品

谁还需要钱

◎夏建清　编译

本基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得益颇丰，成就亿万身家，还得到女皇的嘉奖——授予他骑士爵位。这天，本基又谈成一笔大生意，欣喜之余，当即决定带妻子萨迪去以色列，于是叫秘书卡若尔安排。

卡若尔拨通了特拉维夫大酒店的电话，找经理讲话。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骑士本基先生将携夫人于下周入住贵店。鉴于本基先生非常富有，他们的入住环境要百分之百的私密，需要预订贵处整个酒店，钱不是问题！您能安排吗？”

经理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我把其他客人请到我们的分店。”

卡若尔：“贵店有海滩吗？”

“有！”

卡若尔：“沙子是什么颜色？”

“银白色。”

卡若尔：“这可是个问题……本基骑士一直坚持要金黄的沙子……”

经理：“这不是问题！我来处理。附近有个采沙厂，我叫他们在沙滩上铺上金色沙子。”

卡若尔：“还有，本基先生喜欢蓝天，天上不能有云彩，下周你们那儿的天气会很好吗？”

经理：“没问题，我会请以色列空军驱散云层。”

一周后，本基和萨迪躺在空旷无人的黄金海滩上晒太阳。本基看看四周的风景，抬头望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蔚蓝天空，说：“亲爱的萨迪，看看这周围的一切，真是太美了！这是我们的私密空间，其他一个人也没有，酒店里寂静无声，沙子干净漂亮，金灿灿的，惹人喜爱，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萨迪，你说，有了这一切，谁还需要钱？”

（余娟摘自译者的博客）

悦读·言论

散伙饭、开工酒、红白喜事、谢师宴。

——吃是中国人记忆大事的一种方式

别人拿手机给你看照片时，不要随意滑动。

——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人与人的疏远，从不回消息开始。

——成年人的走散，往往是无声无息的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世界对女性最大的恶意。

——我是妈妈，是妻子，是女儿，可我最想做自己

请待在沙发上，你就是拯救人类的超人。

——俄罗斯让民众居家隔离的宣传语

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

——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

藐视下一代。

——唯一一个每代人都具备的特征

直播太多，观众都不够用了。

——朋友圈里看到的感慨。都去拍视频，还有多少人看书

“嗯嗯”“好的”“行吧”。

——中年夫妻的日常对话

别来无恙，终于变成“你别来，我无恙”。

——手机让很多人患上社交恐惧症

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

——语出电影《绿皮书》

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是因为心里酸。

——只有弱者才逞言语之强

思考时，要像一位智者；讲话时，要像一个普通人。

——亲和力的具体表现

电影不是济世良药，只是一片阿司匹林。

——导演吕克·贝松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

——庄子之言，也是人生之道

念念不忘，才能生生不息。

——有些人永远留在这个冬天，是为了让更多人迎来春天。铭记他们，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过幸福生活，公司一直提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没说过要在生活上艰苦。

——任正非谈“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必然驮住了无数次日落。

——余秀华《荒漠》

红色的情欲之爱，蓝色的游戏之爱，黄色的友谊之爱，绿色的现实之爱，紫色的占有之爱，橙色的奉献之爱。

——加拿大心理学家将爱情分为六大类型

年近半百我才明白，能睡是第一要义。

——冯唐

头发很多，满屋都是，就是不在头上。

——压力让人早早就陷入脱发的苦恼

做过于轻松的事情，过于懒惰而无法做好事情，欣赏太多艺术，喜好怪诞异常的东西。

——伏尔泰如是说颓废的成因

不服从自己的人将被他人控制，服从他人比支配自己要容易得多。

——欧文·亚隆《当尼采哭泣》

悦读·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身教

“孩子学什么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作为家长，我们要言传身教。我决定，在儿子放假这几个月，咱们分别将自己最拿手的技能教给他。”妈妈对爸爸说。三个多月过去了，儿子跟着妈妈学会了打麻将，跟着爸爸学会了吐烟圈。

做自己

外卖员：“您好，我是刚刚给您送餐的骑手，麻烦您给我一个好评，我们有任务，谢谢！”顾客：“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做自己就好。”

拥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穷和丑却能同时拥有，胖和矮通常如影随形。

问题

车上听到一个女孩给男朋友打电话：“如果我和你妈一起……”听到这里，我心想：这女孩真俗，现在还问这种问题。但她接下来的话让我惊呆了，“……坐月子，你先照顾谁？”

转发

嘴馋了，我偷偷地用外婆的手机给老妈发信息：“闺女，妈想吃榴梿了，待会儿买一个回来吧。”万万没想到，老妈又只字不改地把这条信息转发给了我。

 物流管理

“小何，听说你学的是物流专业？”“是的，领导。”“那好，给我送个快递。”“领导，请尊重我的专业……”“那好，你说说基于CRITIC方法和熵为权重系数的物流系统内部子系统协同模型如何建立集协调度层次划分的机理？”“快递在哪儿，领导？”

身份

在杂志上看到穷亲戚多可怕、多黏人，我跟父亲说：“爸，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父亲沉默了片刻，说：“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送花

情人节过后，小丽向闺密抱怨：“我老公真小气，就送了我一支玫瑰花，还是团购的。”闺密说：“有玫瑰花就不错了，我老公送我的是苏轼的《蝶恋花》。”

差评

买家评论：“黑心老板，店家的手机壳质量特别差，我女朋友生日，我送店里的手机壳给女朋友当生日礼物，女朋友当天就跟我分手了。”卖家回复：“3.9元还包邮的手机壳您拿来当给女友的生日礼物？冲您对我们店产品质量的这份信任，这个差评我认了！”

装死

老婆今天生气了，简直是气急败坏，因为我开玩笑说，她胖得像头狗熊。她开始疯狂地砸东西，并不停地咬我挠我。我现在正躺在地上装死，并祈祷《动物世界》没有骗我。

忠告

给男生的忠告：男生找对象一定要脸皮厚，因为“厚会有妻”。

没影了

我养了一只宠物龟，闺密养了一只宠物兔，我们俩决定举行一次龟兔赛跑。当我们把乌龟和兔子放在起跑线上后，我的乌龟没有动，但闺密的兔子立刻跑没影了。现在，她还在找她的兔子……

尴尬时刻

快放寒假时，宿舍楼里两拨人约架，一大帮人挤在一个宿舍里，战事一触即发。突然“咣”的一声，副校长带着众老师突击查寝，双方都蒙了，整个宿舍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我舍友居然张口就唱：“祝你生日快乐……”所有人就像找到救星一样，一起唱了起来……

面具

悦读·影像

千姿百态维纳斯

相传，维纳斯是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的女儿，出身高贵。

乌拉诺斯何许神也？这就要讲到宙斯——天空之神和创世者，乌拉诺斯是宙斯的祖父。如此一来，维纳斯的神格就很高了，辈分比宙斯还要高，属于第二代神王系统。

其父乌拉诺斯的性欲异常旺盛，连大地之母盖亚都难以忍受。于是，在盖亚的鼓动下，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小儿子克洛诺斯，也就是宙斯的亲生父亲，一刀割掉了命根子，然后被大卸八块，扔进爱琴海。

乌拉诺斯碎裂的身体飞进海洋，在海里激起的白色泡沫中，诞生了金发碧眼、拥有魔鬼身材和白瓷般肌肤的阿佛洛狄忒，也就是爱与美的女神——优雅迷人的维纳斯。

维纳斯为画家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每个画家都有着自己理想中的维纳斯，维纳斯在画家笔下多姿多彩、柔情似水。

《维纳斯的诞生》亚历山大·卡巴内尔

《维纳斯的诞生》桑德罗·波提切利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本斯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提香

《维纳斯的诞生》布罗

《镜前的维纳斯》委拉斯开兹

《维纳斯的诞生》布格罗

《火神呈现为以尼雅手臂的维纳斯》布歇

点滴·意林

山的意义

〔法〕圣埃克苏佩里
◎马振骋　译

你们中间若有人坐了轿子去过千座山，看过千种风景，这样的学生我不感兴趣：首先，没有一座山是他真正认识的；其次，千种风景也只是浩瀚天地中的一粒灰尘。只有这样的人我感兴趣：他在登山时让自己的肌肉运动，即使只登过一座山，但他有准备去了解今后所有的风景，这就胜过你们那种对千种风景一知半解的假学者。

再说一遍，当我说到山，意思是指让你被荆棘刺伤过、从悬崖跌下过、搬动石头流过汗，采过上面的花，最后在山顶迎着狂风呼吸过的山。

（王树芳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塞》一书）

点滴·意林

公鸡和珍珠

〔法〕让·德·拉封丹
◎何如　译

有一天，一只公鸡扒出了一颗珍珠，随便把它拿给一个珠宝商。

“这颗珍珠，”他说，“我想是真的，可是一小颗粟粒对我更有帮助。”

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继承了一部手抄本，把它拿到他的邻居书商家里。

“这部手抄本，”他说，“我想是有价值的，可是一小块银币对我更有帮助。”

（陈海蓉摘自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拉封丹寓言选》一书）

点滴·意林

捐献

黄霑

有位教徒，穷极了。每次望弥撒，有济贫箱递过来，他总没有钱财捐献，所以他心中非常不安，于是忍不住问主堂神父。

“我实在连一毛钱都没有，”善心教友说，“又体弱多病，天天咳，每个月都捉襟见肘，但我想，一定有比我更穷的人。帮助不了他们，我内心很不安。”

“你为什么不试试先捐一点？”神父说，“也许以后会有什么意外收入。”

教友想了想，点头。

他向神父告辞，步出教堂，走过门口的济贫箱，掏出十块钱，放了进去。

月底算账：咦，为什么会剩余十块钱？于是，他细心地逐项查开支。原来，这个月他少买了一瓶止咳药，那种药二十元一瓶。他捐了十元，还多出十元来。咳嗽，忽然不治而愈。

（秋水长天摘自华人文化出版社《开心快活人》一书）

点滴·意林

真痴

王德峰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故事《阿宝》的主人公叫孙子楚。他天性很痴，痴呆、痴傻，当然不是智商低的那个痴傻，而是专注、执着。这个人最后有一个好结局：他娶了心爱的美女阿宝，拥有万贯家财，坐得高官显位，还曾一度死而复生。

在故事的结尾，蒲松龄评论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意思是，痴情的人意志十分专注，所以书痴的文章一定很高明，艺痴的技术一定精良，世上那些落拓无成的人，都是自以为不痴的聪明人。由此可见，聪明过头了，才是真的愚痴。

（尹成荣摘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寻觅意义：王德峰人文讲座）

点滴·意林

蛇与仙鹤

古龙

阿飞八九岁的时候，看到一只仙鹤被一条大蟒蛇困住，那仙鹤喙虽利，却始终不敢反击。

他本来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仙鹤最知蛇性，因为这蟒蛇盘成蛇阵后，首尾呼应，如雷击电闪。它的钢啄若是向蛇首直啄而下，双腿就难免被蛇尾卷住；它若啄向蛇尾，又难免被蛇首所伤。

所以，这仙鹤一直站着不动，等到蟒蛇忍耐不住先出击时，仙鹤的利喙便有如闪电般啄住了蟒蛇。

阿飞在旁边树上看了一夜，这才明白“首尾相应”固然是行兵的要诀，但若能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这八个字，便能稳操胜券了。

这道理他始终未曾忘记。

（司志政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小李飞刀：多情剑客无情剑》一书）

点滴·意林

无赖

张宗子

早上啃面包时，读萨特的短篇《艾罗斯特拉特》。艾罗斯特拉特是古代艾菲斯城的一个平民百姓。他梦想着像大英雄一样出名，但他一无所长，于是放火烧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狄安娜神庙。艾菲斯城的统治者大怒，决意不让他“名垂青史”的诡计得逞，于是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提起艾罗斯特拉特的名字，违者处死。

千百年过去了，艾罗斯特拉特不仅没有被遗忘，还出现在众多文艺作品里，并成为一个词语。萨特在小说里借主人公之口，问一个爱好文史的人：“你知道狄安娜神庙建筑师的名字吗？”那人说：“不知道。”“可是你记得艾罗斯特拉特。”

你瞧，无赖的事业就这样成功了。

（亦瑶摘自商务印书馆《梵高的咖啡馆》一书，〔英〕Tom Gauld供图）

点滴·点滴

声名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西川　北塔　译

倘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某个高度俯瞰，那么梦想成名这一人类的愚行就会显得可悲并且值得同情。

我不妨在此说说自己的经验，说说我在维尔诺求学和从事文学活动的开始。在预科学校，我的作文好像写得还不错。我也曾在一次文学比赛中获奖，好像凭的是一首十四行诗。然后是上大学，写作班，“灾祸派”，急切地希望博得同行的赞许。这种赞许是我所需要的。至于那些不懂诗歌的公众，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怎么看呢？我想要得到的是行家对我价值的肯定。

渴望得到认可是人的基本需要，你可以从这一点入手来研究不同的社会，问一问人们都用什么手段来确保自己雄心的实现——爵位、荣衔、封地、金钱？交战的士兵勇于拼杀，难道不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即使不能在自己的队伍中争先，至少不能落后？

声名的本质在于它虚无缥缈。如果人们说到一个人的鼎鼎大名而不知其大名何以鼎鼎，那么这个大名有什么意义？说到底，这就是每一座城市里的大多数纪念碑的命运——它们变成了符号，内容却蒸发了。人的数量越多，越能显出声名的专业局限性。这就是说，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会知名于其他天体物理学家，一名登山家会知名于其他攀登过众多山峰的人，一个象棋大师会知名于其他象棋大师。多元的文明唆使人们区隔成不同的小团体、俱乐部、小圈子、秘密社团的分会、诗歌读者会，甚至更狭窄：俳句爱好者或五行打油诗爱好者、摄影师或皮划艇赛手。当然，诺贝尔奖会带来某种规模的声望，但一个人不应该忘记，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为什么某人会获奖，因为在人群当中，诗歌读者的比例并不大——不同国家的诗歌读者群也只是略大一点或略小一点。

（彬蔚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一书，〔马来西亚〕Tang Yau Hoong图）

点滴·点滴

书的尊严

马未都

1981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内办公。出版社的后院是图书室，最大的一间房，一层房有两层高。图书室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虽然老木板地早已被踩得凹凸不平，中心部位早都没漆了，露出木筋，但每天被工作人员拖得干干净净。无论图书室有多少人，都是没有声响的。即使说话，每个人也是低声细语。年轻时，我不知道原因，今天想起来，原因挺简单，不是读书人有修养，而是书有不能描绘的尊严。

（夕梦若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厕上篇》一书）

点滴·点滴

仰巴脚效应

〔捷克〕米兰·昆德拉

“出丑效应”是指才能平庸者固然不会受人倾慕，而全无缺点的人，也未必讨人喜欢。最讨人喜欢的人物是精明而带有小缺点的人，此种现象亦称为仰巴脚效应。

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通过实验发现：当同学们分成小组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内部最有本事的人往往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

也就是说，一些微小的失误不仅不会影响人们对优秀人士的印象，相反还会让人们从心里感觉到他很真诚，值得信任。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完美无缺，我们从外面看不到他的任何缺点，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真实，降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信任度。

他们只有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他们只有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他们只有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意图”）

点滴·点滴

急救

〔澳〕达伦·波克
◎陈荣生　译

托尼·坎波罗博士是一个有天赋的讲故事高手，他不断地用故事来鼓励我们迎接生活的挑战。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座城市。当时，该市举办了一个急救技能培训班，对志愿者进行培训。这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这座城市被轰炸，将无法为受伤的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

培训班上有一位女士，她似乎对所教的一切都感到厌倦和冷漠。她出现在那里只是出于责任感，但对学习没有热情。

有一天，这个特别的女人带着热情来到培训班。她说：“直到昨天，这门课对我才有了意义！昨天，我坐在我家的前廊上，看到在我家门前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车祸。两辆车迎面相撞，人被抛到了空中。受伤的人躺在地上，到处都是血。场面很可怕，我差点晕过去。然后，我想起我在培训班里学到的知识——我感到庆幸，我没有晕过去！”

很明显，这个女人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关键点。

那就是，她学习急救不仅仅帮助了自己，而且具备了照顾他人的能力。

同样，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应对个人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情绪，还要做好准备以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

（舒窈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

点滴·点滴

我的命运是一座花园

熊培云

我读过的小说不多，难得的是，总对一些印象深刻。譬如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小说讲的是主人公威尔逊和另一个威尔逊的故事。他们不仅拥有相同的名字与面容，而且出生于同一天。他们朝夕相处，互相竞争。而当一个逃跑，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时，没多久另一个也来了，目的是劝说前者改邪归正。不幸的是，前者不堪忍受，竟然将后者杀死了。

最精彩的是小说结尾，倒在地上的威尔逊对另一个威尔逊说：“你赢了，我败了。不过，从今以后，你也死了——对人间、对天堂、对希望来说，都死掉了。我活着，你才存在；我死了，看看我吧，这正是你自己，看你把自己谋杀得多彻底。”

据说这是一部有关双重人格的小说，而我更愿将两个威尔逊视为正常人的两端：一个正一个反，一个零一个一，一个幽暗一个光明，一个污泥一个高洁，一个油门一个刹车，正是他们演绎出人生的丰富性。

我的命运是一座花园。这里不曾阳光普照，但所有的欢欣与痛苦，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都是我生命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相同的重量。

（六月的雨摘自新星出版社《慈悲与玫瑰》一书）

点滴·点滴

两地问

石才夫

移居加拿大的师兄，说起在温哥华的华人新移民见面会时问：“什么时候回去？”他们回到国内，见面时也问：“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哪里才是家。

（留痕摘自作家出版社《流水笺》一书）

点滴·点滴

书之外

黄永武

现在小学课本仍爱以车胤为例，说他因家里太穷，便捉萤火虫来代替油灯，这“囊萤照书”的美谈，成为家喻户晓的勤读故事。

但不知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读到这一段，会真去捉几十只萤火虫来做一次实验。看看《晋书》里记载的“以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是否真有可能。

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做过这件事。他年少时，让人捕捉了几百只萤火虫，盛在一个薄纱制的大囊中，夜晚用来照书。结果他发现，“囊萤”不可能“照书”，根本无法辨别笔画。他这才明白，书上的记载不可以照单全收。

　　乾隆皇帝读书时，也极重验证。当他读到《诗经》“泾以渭浊”时，想知道泾水和渭水究竟哪个清，就查阅了很多典籍。后来他发现，古人对此记载的也不一样：潘岳说渭水清，杜甫说渭水清，朱熹也说渭水清，但苏轼诗说渭水浊。乾隆皇帝迷糊了，下令陕西巡抚秦承恩就近切实调查奏报。调查的结果是：泾水河床是石子底，水清的季节多；渭水是沙泥底，水浊的季节多。最科学的是各在水流湍急处，取水一石，泾水一石的泥沙沉淀是三升，渭水一石的沉淀物为一斗多。根据实验，乾隆皇帝证实了泾清渭浊，所以，潘岳、杜甫等都是以讹传讹。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读书细心，注重书之外的实验，对后来乾嘉学派的考据风气有着巨大影响。只可惜后来大多数学者只会“从这本书抄到那张纸”，埋首在故纸堆里，注意书之外的学者太少了。

（一米阳光摘自九歌出版社《山居功课》一书，黎青图）

点滴·点滴

谣言的配方

余秋雨

谣言的传播也有配方。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R=I×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和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非常含糊和暧昧，谣言便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带有一点隐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果果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君子之道》一书，〔马来西亚〕Tang Yau Hoong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