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

- 也许是我们执念于为下一代营造美好假象

- 美国政客不关心病毒

- 美国除了航母还有空中枪骑兵

- 美国

封面人物

- 张立宪 聪明与笨拙

- 阅读本身是一种冒险

社会

- 陆铭 大国大城是市场的选择

- 张宝艳以孩子的利益优先

图片故事

- 疫情下的“小龙虾第一村”

文化

- 白希那下雨天里找童话

- 亚历克斯·卡茨在我面前的就是最有趣最神秘的

- 再见语言，再见吾爱

- 从都柏林到贝尔法斯特的旅行

明星

- CP粉的夏天

后窗

- 斯莱戈 冬日晚歌

- 跃出虚空

- 担起生活之轻比超英拯救世界更有分量

专栏

- 伊尔姆·赫尔曼禁锢与生长

也许是我们执念于为下一代营造美好假象

《罕见遗传病患者的艰难生育路》发出前几天，受访者张皓宇告诉我，他们在301医院旁边找了个房间短住，为了方便妻子王琳打排卵针。几天后，他们要进行第一次取卵尝试。

这短短几句话看着简单，但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恐怕很难知道对瓷娃娃夫妇而言，“取卵”这两个字背后，可能意味着多少折磨。先不论每次去医院的路程都是一次漫长考验，由于长期坐轮椅，医生检查后发现王琳的骨盆有些变形，导致输卵管也随之变形，普通的取卵针很难直接进入。如果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取卵，他们只能选择经腹取卵——通俗地说，就是开刀。

而且，光开一次可能还不够。女性每月排卵数量有限，就算排卵顺利，能取出两三颗也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但在后续的三代试管中，结合而成的受精卵是否健康、是否未携带成骨不全基因，都是未知数。一旦不成功，如果想要继续尝试，王琳要再遭受一次经腹取卵的痛苦……如此反复，直到成功，或者放弃。

王琳的排卵情况并不是很理想，乐观估计，他们想要一个健康孩子，王琳可能至少要挨三刀。

就算是这样，也要继续尝试吗？我想，如果是我，大概会在这可怕的取卵面前就选择放弃——拥有一个孩子，真的这么重要吗？比过好自己的生活还重要吗？

皓宇作为男性，他也有些发怵。他担心妻子受太多苦，但王琳坚持。两人恋爱前，曾在咖啡馆聊天，王琳问皓宇，你想要孩子吗？

皓宇其实没有太强烈的倾向，但王琳很肯定地说，“我是想要的。”从小，王琳就喜欢给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她会假装自己是妈妈，照顾小宝宝——在她看来，自己想生一个孩子的理由非常朴素，不被谁绑架，只是出于自己的天性。

何况，每个人的生活价值排序不盡相同，别人哪有资格决定和评判另一个人的选择呢？固然有人把享受自己的人生摆在第一位，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成为母亲的经历也是重要的人生体验之一，哪怕它同时意味着许多磨难。

磨难，也理应是人生的一部分吧？责任，也是如此吧？无论我们多么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无忧无虑长大，无论我们多么希望用最好的学区房为他们铺好路，无论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少走弯路，但他们也或早或迟要面对人生的难，要撞上那些不可避免的南墙，咬牙担起自己肩上的担子啊。

只是在生育这件事上，不同性别的声音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舆论。皓宇深知这点，他庆幸，他俩的选择不会被公众视作“被大男子主义绑架的生育执念”。实际上，在经历了大半年基因检测、跑医院的波折后，夫妻俩现在的态度非常“佛系”：“走到哪算哪。”

“孩子有没有先搁一边，”皓宇最后和我说，“有这篇文章作为我们行动的证明和给后来者病友的指引，也算是这次尝试的一个成果了。”

总要冒失败的风险，可人如果不曾追求过自己想要的东西，才真正会追悔一生。

美国政客不关心病毒

美国政客不关心病毒

【英】 《伦敦书评》

5月初，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7000人，厕纸仍然短缺，慰问卡已经售罄，生日卡无人问津，此时，美国总统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处境。在林肯纪念堂，他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认为自己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比林肯还委屈，并随即在推特上发文吹嘘自己抗疫得当，还转发了自己旗下的高尔夫球场获选英国和爱尔兰地区最佳场地的消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最关心的也不是疫情应对，而是一个年轻的极右翼律师能否获得法官任命的问题，这个人此前已经被美国律师协会取消了资格。参议院已经复会，但首都的卫生官员称，由于试剂不够，无法为这些普遍年迈的议员全都做新冠测试。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坚决反对社交隔离，要求立即复工，重新开放健身房、理发店、文身馆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他们的口号包括：这是一场假危机;新冠病毒是谎言;我的身体我做主;信仰基督就是疫苗;要么给我自由要么给我新冠;我要理发;人民有选择死亡的自由。

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的信念之战

【德】 《明镜》5月30日

政客劳特巴赫是位科学家，他非常清楚病毒学家德罗斯滕（被称为“德国钟南山”，也是Sars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正在经历什么：“现在他正遭受攻击，人们试图抹黑并破坏他的声誉。”德罗斯滕是柏林夏利特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他的建议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因此他几乎成为一位政治人物。在这个职位上他很快坠入深渊：周一《图片报》攻击他，周二他收到装着标有“阳性”新冠病毒试管的包裹，还附上一条信息：“喝掉它你就免疫了。”新冠的应对政策使政治、科学这两个鲜有联系的系统相互结合，在致命病毒的驱使下，政客们急需科学知识，为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支持。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不再只是学术问题，在新冠危机中，其答案可能对数百万人造成影响。而政治和科学会陷入冲突，德罗斯滕成为政策的替罪羊，人们高估了他在其中的作用。新冠暴发初期，德国许多地方发现的病例相对及时地被确认为新冠病例并成功追踪了感染链。德罗斯滕认为这其中也有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很早就发出了新冠病毒警告。劳特巴赫建议德罗斯滕尽管遭受攻击仍要继续研究。“如果他继续公开、清晰、透明地处理他的科学成果，而不是屈服，他就会渡过这场危机。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和一流的科学家。”

库什纳画像

【美】 《名利场》6月

在过去3年半里，作为白宫顾问的库什纳从岳父特朗普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实权，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政府关门、中东和平进程、夏洛特维尔种族暴乱、新冠疫情应对和当下蔓延多地的种族暴乱等重大政治议题上，他为特朗普做前锋，接触各方，试探风向，施加影响，可以说是权倾朝野。而库什纳之所以能处在那个关键位置，不是因为有远见卓识和长时间的经验，而仅仅因为他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并且恰好娶了当今总统的千金。2006年，库什纳收购了《纽约观察家报》，在曾经为他工作过的编辑记者眼里，库什纳喜欢对编辑方针发号施令，这让他们很难做;他并不认可这份报纸，只是想通过拥有它来获取影响力;他不喜欢人们对他说“不”，因为他从小养尊处优，周围尽是笑脸和奉承他的人;表面上，库什纳和妻子都彬彬有礼，打扮时髦，和特朗普暴躁易怒的性格不同，但實际上同样傲慢无知，夫妇两人以为自己今天的一切都是奋斗出来的，与裙带无关。

美国除了航母还有空中枪骑兵

近日，美国空军的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德州基地出发，抵达关岛附近海域，执行战备巡航任务。另有两架B-1B轰炸机几乎前后脚从美国南达科他州起飞，飞行32个小时进行远航训练。

美国国防部证实，轰炸机群这一连串的行动是美国新动态力量使用战略（THE DYNAMIC FORCE EMPLOYMENT，简称DFE）的演练，旨在验证枪骑兵轰炸机的动态力量使用能力。那么到底DFE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构想，其中又有何玄妙之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军方此前使用过什么方略。众所周知，美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力量，军事基地和战舰可以说是遍布全球。每当有地缘政治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军的战舰、战机或地面部队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附近。美军根据地域共有六大联合作战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简称UCC），其中非洲、欧洲和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都在美国本土之外，并且有常备配属兵力，比如中国人熟悉的第七舰队就是印太司令部的常备海军舰队。

除了三大司令部之外，美国在中东、朝鲜半岛也有驻军，以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从以往的战例来看，如果发生地区性危机，事发地周边的驻军会承担救火和控制事态的任务，然后迅速调动机动兵力驰援。航母打击集群就是美军最常使用的机动兵力，所以危机发生后，从美军在周边部署的航母兵力规模基本就可以看出美国是否打算大规模介入。

比如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军在波斯湾和红海地区部署了六个航母打击群，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一般而言，发生危机后，美军至少会出动两个航母编队部署在前沿，作为警戒兵力存在。如果航母打击群数量在三个以上，那么意味着美军已经具备对一个中等实力国家发动进攻的兵力。所以各国情报机构通过美军航母的动向，基本就可以判断出这是武力恐吓还是来真的。然而这种部署往往需要美军提前把航母长期派驻在热点地区周边，以保证能够迅速驰援危机爆发地。

DFE战略是上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在任期间提出的，他对国会解释时说过，该战略依赖于快速调动部队力量，以反映美国的战略重点，并动态地动用该部队以威慑全球竞争对手和区域侵略者。马蒂斯认为DFE具有战略上的可预见性，但操作上是不可预知的，让对方无法判断美国具体的武力规模。

马蒂斯对众议院议员解释自己的理念时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明：“DFE不只是简单地制定轮换时间表，在过去，我们定期让两艘航母在太平洋部署长达半年，并且三年内它们都会在这个区域活动。然而现在，我们会缩短部署时间，比如今天在太平洋有三艘航母，两周后其中两艘可能会出现在印度洋并且向红海运动。”

2018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邓福德将军也解释了DFE战略的意图，就是 “通过动态力量使用，将敌方决策者引入不可预测性战略态势中”。实际上，美军一直在改进DFE的兵力运用方式，尤其是2018年开始，将战略轰炸机队列入DFE的主要兵力。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共同协调战略轰炸机的飞行计划，他们开始尝试更快速的战略轰炸机轮换，以测试空军在全球部署重型轰炸机的敏捷性。 美國空军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

除了更快的轮替之外，美国实际上正在从前沿基地撤离重型轰炸机，比如B-1B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被部署在关岛基地，针对太平洋地区进行威慑。现在尽管枪骑兵轰炸机还会经常在太平洋地区出没，却是直接从美国本土的基地起飞，并且不会把关岛作为落脚点。

由于美国已经装备了JASSM和LRASM这类新一代的对地和对海攻击导弹，其射程超过1000公里并且具备隐形和智能化设计，而一架枪骑兵轰炸机可以携带24枚此类导弹。由两架轰炸机组成的空中特遣队就可以发射近50枚导弹，足以摧毁一个登陆船团编队或者前沿基地。

由于射程超远，轰炸机完全可以在敌方船团的防空火力之外发射导弹，然后从容地加速逃逸。因此，挂满反舰导弹的枪骑兵轰炸机，可以说是任何国家海军的噩梦，即便航母上的舰载机也很难提前拦截。

在疫情暴发后，由于美军多艘航母出现感染者，不得不靠港防疫，枪骑兵编队这样的DFE兵力自然也就成了战略威慑的主力。

美国

美国

5月31日，抗議者在旧金山市政厅前抗议。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由此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连日来在全美持续蔓延，多地发生骚乱和暴力冲突。图/刘关关

美国

5月30日，佛罗里达州，人们观看搭载着载人版“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升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30日首次进行载人试飞。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次使用国产火箭从本土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图/Charlie Riedel

张立宪 聪明与笨拙

第七个仓库

因为强直性脊柱炎，张立宪的背弓得越来越厉害，现在已经不会疼，但基本上失去弹性。有时候他拿手机回消息，手臂往前伸着，为老花的双眼找到一个合适的看屏幕的位置，又弓着躯干，风迎面一吹，他好像能顺势抱住那团风。

2005年底，他创办杂志书《读库》，到2020年3月，《读库》第100期完成。在豆瓣网站上，七成评分高于8分。《读库》每期约30万字，一共3000万字都经由他编校。编辑部扩展到十余位编辑，由读库出版的其他图书上百本，也都由张立宪终审。

《读库》十周年时，张立宪发现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故事后，最大的感触是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他想打破人们对他孤胆英雄式的“造像”，让《读库》去人格化，去老六化（张立宪与数字六有缘，干脆与之结为好友，自称老六），“但是你最后发现这个根本不现实。你在微博上发的一条几十字的小消息，它背后流淌的就是你的基因，躲都躲不掉。你还是必须为它负责，它就是与你相关的。”

索性，就这样了。

2019年十一期间，得知北京的库房不能继续使用，张立宪几经辗转，找到现在这间。11月4日，为了给搬家筹措资金以及减轻库存压力和搬迁成本，《读库》发出求助信，将几乎所有产品八折出售。在一场声势浩大的促销、整理后，2020年4月，四十余辆载重卡车每车拖上30吨书籍、纸张或员工的物品，行驶1200公里，整体迁移至此——这是《读库》第六次换库房，一步步从北京的三环外到四环外到五环外到六环外，最后落脚长江口北边的江苏南通。

这里位于苏州和南通交界处，周围都是农地。天气闷热起来，下午去附近一间临时工房办公室开会时，大家拎着一个西瓜，沿着空无一人的马路走，油菜籽已经收割，稻子还没成熟。

纸箱被堆积在库房里，18组货架3300个货位上码着“读库1906”“巴赫”“莎士比亚”“玄奘”“黄昏”“塞尔达三十年”等等，都是2015年出版的图书。张立宪面庞通红，看起来心情不错，尤其是站在这些货架之间。听作者朱石生说，张立宪昨晚顺口说起到南通收拾新库房，晚上喝多了。 2007年，张立宪办 《读库》 的第二年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库房最大的问题是消防，这一个门槛就把大多数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场地否决了。以前我们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纸书的消防标准属于丙二类，要配多少立方米的消防水池，喷淋烟感系统要达到多少，防火分区要做多少……”两天前的电话中，张立宪大概给我普及了10分钟的消防知识，末了讲，“我是个编稿的，按理说何必对丙二类什么的这么了解啊。”

话是这么说，消防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他大松一口气。除此之外，新库房最让他得意的地方是引进了一套智能分拣系统，一进大门便能看到，黑色的双层传送带尽头连接着一个白色的圆形钢架设备，圆形中间立着一支机器手臂。一位专家看到，说，千万（元）级别的。

“我去过那种阴暗拥挤的、甚至很脏乱差的仓库，我就舍不得我们的书被放在那样的地方，我也看过那种巨无霸式的仓储，感觉书在那里头——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有点没有生命的感觉。” 张立宪说，“我觉得我们的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有这个条件，我是愿意把它放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头。”

傍晚采访结束，他踩着平衡车慢慢滑过去，在自动分拣设备旁边停下来，弯下腰。组装近一个半月的机器进入到测试阶段，张立宪站在那里咂摸一下，说，“我喜欢工业文明。”他起身正准备往前，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笑说，“农耕文明中长大的孩子的迷恋。”

一个做书的

大概到初中为止，能吃上馒头对张立宪来说都算得上一件不错的事。他在河北农村长大，父亲在县城有一份工作，收入不多。家里即使拮据，仍然订阅《旅游》《文史知识》等等杂志，以及专供他读的《中国少年报》和《中学生》。

他的父亲念书成绩不错，直到15岁失怙，辍学养家糊口。父亲始终对知识抱有渴望，后来参加自考、函授，“是真正在学。”读书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后来张立宪读得更多，尤喜19世纪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影响至深。

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张立宪被分配到《河北日报》，住集体宿舍，有大把空闲时间，打麻将、喝酒神聊。一个朋友经常借医院的救护车，大家开着救护车去图书批发市场买书。

往后几年，他的大学同学、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张斌及刘建宏一同创办《足球之夜》，他也来到现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辗转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和出版社各种传媒形态，各个工种和职位。

2004年11月28日，紀录片导演陈晓卿在一次水煮鱼饭局上见到张立宪，此前他只看过张在博客上写的文章，“很干净，在里面又从来不吝啬于自嘲，所以给人的感觉特别真挚。”他几乎以一个粉丝见偶像的心态去认识张立宪。

两人之后关系变好，有时候一周有五六天都在一起吃饭。自此陈晓卿认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都是有点儿古怪、但是很有才华的人”，渐渐有了“老男人饭局”。

也是在那时候，张立宪遭遇了精神危机，许多年后他在“正午故事”的采访中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外表看起来还不错的我……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做，什么人都懒得见，我想给一个人发短信，这条短信我可能要劝自己两天，才能发出去，就是老觉得自己的生活什么都不值一提，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

直到2005年，张立宪36岁，他在“众神之车”（他的朋友、戏剧导演牟森语，张立宪原本是坐一班大巴从河北前往北京接受一份薪资不错的新工作的，结果在缓慢的大雾迷漫的路途上盘算了人生，决定放弃）上想到了要做书的主意，然后像洪秀全落第之后一样昏睡好几天，产生了许多想法，完全沉浸在那个主意当中，最后诞生了关于《读库》的基本框架——刊载市面上极少见的三五万字的文章，每年六本，外加一本幕后花絮版的内刊。

做《读库》这件事把他从狼狈不堪的精神状态中捞了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读库》的编辑、校对、发行都由张立宪一人完成，库房就是他的家，把印刷好的《读库0600》搬到家里时，他幸福得直哼哼。再往后，“厨房与餐桌之间，仅剩一条羊肠小道可供驰骋;电视机与沙发之间，垒起了一道半人高的长城，六嫂便在长城上用书堆砌起一个坐档，比《权力的游戏》里的铁王座舒服多了。”他每天在家里写信封、装包裹，然后拎着两个袋子去邮局寄书。几天后，读者们就收到了“大白胖”——十几年前，把书包得那么厚实属少见。

他并没有宽裕的资金。他后来见到一个人，记得曾对此人怀恨在心，“因为合同中的一笔钱，两万块以内的，他应该给我，但没有给，我的月供就供不起了。别人也欠过你钱，可是那時候就是让你一下子陷入痛苦、陷入窘境。”没钱了，他就去给朋友的一个网站做主编，每个月能有一两万工资。

“然后又投入到《读库》中吗？”

“只要能付月供，就还是做《读库》了。”

打捞一部分碎片

《读库》自有它的准则，当然这来自张立宪。

他为《读库》制定过“三有三不”准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办《读库》的第二年，张立宪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他说，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作家姜淑梅60岁开始学写字，七十多岁写文章。姜淑梅的女儿艾苓在绥化学院讲授写作，有时候把姜写的文章发给编辑朋友，但得到的大多数回复都说是“老年人写作”。艾苓又辗转联系到一家杂志，对方说，从来没有一个新面孔凭空出现，让她帮母亲写一个小散文介绍一下。到了终审，艾苓的散文留下了，姜淑梅的没有。

她于是把那些文章发在博客里，在一家杂志社供职的马国兴看到了，“文字很干净，没有说辞，没有成语，就事说事”，他一直订阅《读库》，心想合乎《读库》的选稿准则。他找到艾苓，等到姜淑梅写完一万三千字，打包发给张立宪。暑假发去，8月份得到张立宪回复：拟用。次年4月刊登在《读库》上。

姜淑梅大受鼓舞，“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往前跑起来了”。艾苓呢，也在《读库》上发了《咱们学生》，写在绥化学院遇到的学生们。过去了六年，张立宪仍在综艺节目《圆桌派》中提到：“相比于清华北大的学生，大部分二本三本四本的学生，你说他们认命吗？要我我也不愿意，的确那种上升的空间、机会又很少，他们那种挣扎，远远不是清华北大学生能体会到的。”而他意识到，这部分才是大多数。

张立宪自己也写，写的时候他才能把自己整理清楚，“我可能只有本事用文字来表达。”

2020年5月底，张立宪做了一次阶段性总结，列举《读库》十八条编辑方针，其中一条是：“故事有什么魅力？我们看那么多故事，图的是什么？正如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首先，它一定是反战的;其次，它是告诉人们在生死之际，一个体面人会怎么做。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倾洒自己的笑与泪，就是要看看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体面人是怎么做的，以及警醒自己不体面的行为是什么。当面临类似情况时，内心可以调用一种行为模式或情感反应，或者说，人格养成就在其中。”

他仍在继续拍摄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家赵荣琛的关门弟子，青衣演员。2006年，张立宪带着摄影师开始拍，2010年他们曾从6万张照片中挑选出几百张出版，包括跟张火丁去各地演出拍的、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舞台连着五天拍的、进到后台拍下的演员另一面……取名《青衣张火丁》，它更像是一次程派大戏的展示。

拍到现在，照片的数量多到他已经记不清。

“它应该存在。这跟京剧式微不式微没关系，因为没有的话，会感觉缺了那一块。” 在14年的拍摄中，张立宪与张火丁本人的接触寥寥无几，但他向《经济观察报》描述过一个场景，是《锁麟囊》中张火丁上场那刻：舞台装置完毕，灯光调好后，先暗下来，再亮起时，薛湘灵从后台袅袅婷婷出来，唱了一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张立宪坐在台下，几乎流下泪来。

他曾经讲到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我不愿意用聪明来表达聪明，我不愿意用热情来表达热情，而是用笨拙表达聪明，甚至用一种冷静来表达我的热爱。

张立宪毫不避讳暴露自己的笨拙和努力，他曾经在《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文中写道：一些人不认真，是因为他不敢认真，他怕自己的认真反倒成为一个笑话，所以就做出一副不屑认真的样子，其实是一种逃避……“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这是钱钟书先生说的。认真也很较真，许多人认真不起。

“脉脉含情的默契”

被张立宪暗地里称作《读库》作者群中“70后四大金刚”之一的作家刘勃自嘲，“基本上我应该就代表《读库》的一个下限，就是轻浮到这个样子，不能再轻浮了”，憋不住用上些网络词汇，有时候张立宪会把他文章中过热的东西摘掉，“如果我们写一个东西要为未来负责，希望它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000年左右，刘勃正要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班毕业的时候，“很迷茫，整天在BBS泡着。”“那个时候我们还挺狗屎运的，活得那么稀里糊涂，基本按照自己的兴趣瞎搞搞弄弄，居然日子也过得不是特别那个（糟糕）。”

毕业后，刘勃到南京三江学院任教，如今他在《读库》先后发表过将近20篇作品，出版了八本书。当然，这些不能算作科研成果，也不能用来评职称，他至今仍是讲师。当然，他也不觉得自己汲汲于这些。

“我写东西其实就是我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但是好这个我不把它做出来，我难受。然后我就这么写了，然后有人看，啊，我非常地开心。”刘勃说，“《读库》可能也有这点意思。”

BBS时代，张立宪的形象是“京城交际花”。导致后来见了面，刘勃反而不觉得张立宪像他想象的那么能说，反倒是一种让别人愿意相信他、愿意把东西交给他的天然气场凸显出来。 新库房18组货架3300个货位上放满15年里出版的图书 图/江建华

“他从来不会对命题指手划脚，”朱石生说，他与《读库》一起完成了医学大神系列丛书。朱石生给张立宪发了第一批三篇稿子之后，继续写、继续发，写到南丁格尔的时候，张立宪说，要不咱做一个丛书吧，就按目前这个体裁，一本大约五六万字。朱石生说行，列好名单，14位人物。张立宪说好。

朱石生居住在加拿大。四五年间他们邮件往来，直到最近张立宪才知道对方的年龄、性别。甚至书已付印，出版合同还没签，等着朱石生回國再补上。

在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张立宪说跟朱石生的交往靠的是“脉脉含情的默契”。“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朱石生揣度，“他给我的印象是：你们作者负责写，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写。我负责选，看到好东西我就发。写得不好就搁着。就是说，把作者当作者对待，而不是因为自己有发表平台，就拿这个作权柄，把作者当文字工匠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懂文字、珍惜文字的人才会有的态度。”

为了认识一个人，张立宪会大量阅读对方作品，陈晓卿通过张立宪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甚至重新认识了身边原来认识的人，“所以说老六的个人魅力，其实是他特别善于与人沟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或许也因此，《读库》和它周围的人维持着一种恰如其分的友谊。

《读库》在北京的库房旁边，曾造过一栋房子，由在《读库》出过书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毕业生袁牧设计，农村草台班子建筑队搭建，用作办公楼。完成后，张立宪开玩笑说要给袁在那儿立一个碑，注明是他的作品。袁牧说好啊好啊，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没有甲方干涉、完全被信任的，虽然细节有瑕疵，但是他最满意的。

“不管怎么样，这条路上还得继续跑火车呢”

2019年11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读库》按例举办年会，四下无灯，只台上给两束顶光，张立宪和白岩松坐在一大块红色布景前对谈。

张立宪讲到2019年是《读库》遇到问题最多的一年，“被敲诈，被暗算……再一件一件去面对、去申辩、去解决，可我本来就是个编书的啊。有一段时间，《读库》真有不能再做的可能，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比较轻松地接受这个现实，反正自己饿不死，以团队兄弟们的能力也能找到新的饭碗，不能做就不做吧。可就是在大概两个月前，就在鼓楼西这个场地，我在台上，台下有一位大姐，她说为什么《读库》出得这么慢，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不做了？我当时本来想回答她，确实不能做了。可这几句话还没说出口，突然就有了一种心如刀割的感觉。我就没再说。《读库》不能不做，死活也得做下去。如果《读库》真不能出，我自己也要按现有的固定周期把它先编出来，哪怕暂时不印、不出版呢。”

那一年《读库》年会的主题叫“不管怎么样，这条路上还得继续跑火车呢”，这句话出自张立宪的女儿最爱看的动画《托马斯和朋友们》，“我觉得不要说我，可能所有做事情的人，他内在的精神内核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本身是人之常情，我觉得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我们老说一个身患癌症的人多么热爱生命，精神多么强大，他必须得强大啊，要不他不就死了，对吧？”

过后再谈起那件事情，张立宪说：“人是不可能掌控一切的。我平时也会有这种评估，《读库》还能不能活下来？但是真的事到临头，你发现你舍不得它不做。”

他真的和书打交道太久了，乃至妻子怀孕七个月他们去拍孕照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原来跟一本书一样一样的，每个流程都能高度对应。想到这里，特别想在妻子的大肚皮上签下曾经写过无数遍的：可付印出版。

“他选择的路，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但他的个性是‘别给人添麻烦’，压力再大他也不会诉苦卖惨。”朱石生说。

陈晓卿与张立宪结交多年，也从未听他说起如何难。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读库》在房山的库房被冲毁，他费尽心力积攒的书、纸不告而别。陈晓卿想去帮他，他说没事儿，这有什么事儿，我们从头再来。

2019年底的求助信息一发出，陈晓卿转到自己朋友圈，大概四五个小时里，有各行各业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北京有闲置的库房，想捐给张立宪。陈晓卿一一转给他，后来他专门打电话说：“你不用再告诉我啦，我不想用情义来换取这个，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出版公司，我还是希望用商业来解决商业的问题，不想用友谊来解决商业的问题。”

他总是信心百倍的样子，这大概是他从大学同学张斌那里学来的——要让人放心、踏实，会罩人，也罩得住人。

你放低一点，放低一点

张立宪现在稍微老一些了。

按照60岁的退休年限，51岁的张立宪还可以做9年，那么“再编个一两百本书，眼睛就看不清了，脑子就没那么好用了。如果有一本书纠缠时间太长，就不能和它纠缠了，除非它格外值得，死缠烂打好几年你都愿意”。有时候他又把一天当作一块钱，那么还有三千块钱。有一次与《读库》的员工开会，他突然说到自己的这种记账方式时，“不无嫉妒地看着旁边生于1996年的同事，想他还可以战斗小40年，就是一万四千块，“壕”啊。又自我安慰：哼，他得用五年时间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成熟的编辑，这就要花掉一千八;他还要安身立命成家立业，这又得花掉好几千……于是又不无心疼。但这些万元户是没有什么紧迫感的，所以大家哈哈一笑散会。

张立宪 （前） 与陈晓卿 图/受访者提供

他就想，人生不是匀速的。尤其是，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衰老是瞬间的事。

“就像你看到这个桌子上有一支笔正在往周边滚，年轻的时候你伸手一抓就把它抓住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抓不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它滚。或者我正坐在候车室椅子上看书，抬起头看一眼我的车子是不是要检票了，年轻时你一抬头一睁眼就能看到，然后你低头继续看书，等你到了这个年龄，抬头的瞬间眼睛是花的，要调整半天才能看清屏幕上的字，再低下头去看书，又得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整。你就老了。”

2017年他生了一场病。用增强CT看到的脑部小阴影，导致他晕眩，失去平衡能力，尤其是劳累的时候。那时候，妻子怀有身孕。他不敢告诉妻子，每天自己悄悄去社区医院输液。直到现在，妻子仍然不知道这件事。

他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想，父亲在这个年纪是什么样的，然后发现没有办法用父辈的那种生活、人生轨迹来规划自己。也是在那一年的年底，父亲去世了。

张立宪看到家里一本平时没人翻的小册子，是父亲为村子里每个家庭梳理的家庭成员关系，“爷爷叫什么，奶奶叫什么，类似于家谱一样。我们村子有几百户人家，他干这个，可能就是平时寻开心。”父亲去世后，朋友们来为他守灵，聊天时翻出这个，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家庭，忍不住拿手机拍一张照片，说要记住自己家是什么樣的。虽然他不觉得这会起多大作用。

他就想，父亲做了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对这个村子也毫无价值，只是他自己高兴。张立宪原先做书的理念一直是让书像书，看到父亲的小册子，他觉得要让书更像书，“所谓的艰涩、所谓的冷僻，也不再顾虑，就这么做吧。你要喜欢，读就是了。”

你看，年龄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也不全是坏事。

陈晓卿觉得《读库》带给老六的比老六带给《读库》的可能会更多，“《读库》给了他快乐。”

认识张立宪之前，陈晓卿除了与电视行业的人一起吃饭，就是与拍摄所在地的官员，“互相说些仰慕的话。”“和老六在一起之后，所有的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以揭穿对方和损人为目的，他们有一句名言——瞧您又把自己当人了。

每当陈晓卿大谈纪录片的宏大主题，张立宪就说，你放低一点，放低一点，你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只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阅读本身是一种冒险

张立宪在新库房的智能分拣系统前 图/江建华

你有没有想编大部头书的冲动？

有时候人会求大求全。写小说的人都有长篇小说情结，好像写短篇对自己没法交代。相对来说，我在这方面比较克制，这种克制主要是因为我认为读者需要的是小书，不是大书。厚的书看起来很过瘾，看大书也让人觉得很性感，但我觉得它真正的阅读率很低，能让人读进去并产生影响的是少部分。普通读者更需要桥梁。这种桥梁是通过转码或者说翻译工作，让读者乐于理解、接受，我们做的是这种桥梁。

你说的“让书像书”和“让书更像书”这两句话里，书的指代有什么不一样吗？

抱歉，我觉得这有点太过于计较了。我所说的我父亲的故事可能是让我可以做得更坚决一点吧。因为说真的，一本书搁在现在市场环境下，卖五千本和卖五万本有什么区别呢？即使能卖五万本，放到整个的滚滚洪流、信息海洋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觉得原来我们看重的一些东西，其实完全没必要那么看重的。当然对我、对《读库》来说也没那么清高，清高到我可以不去计较这些，不去考虑这些，但是不要把它的权重放得那么大就行了。

你为《读库》选稿时追热点话题吗？

主要是追不上，尤其是现在自媒体时代，一件事超过了应该有的传播率，带来的后果就是极容易疲劳。

有人说技术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会导致数字元媒体上更多只是呈现、堆砌、涌现。

所以我想至少目前来看，纸质书不会消亡，抛开这种情怀和价值判断，而是从事实判断来讲。像皮亚杰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是帮助你获得知识，也是帮助你架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是流媒体时代不能给你的。书，尤其是一本结构相对完整、有深度的书，至少会让你领会到一个事件背后的思维方式。而我们日常的其他閱读，屏幕上的阅读，得到的是一种情绪、一个金句、一个段子，能刺激感官的东西，背后的思维方式、逻辑链条是不知道的。

说到网络，最早你们在西祠胡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氛围？

在没有网络之前，你的生活被“三同”所占据，同学、同乡、同事，这个人你再不喜欢，你也得跟他交往。有了网络之后，你忽然可以找到一个远隔十万八千里但和你特别默契的人，恨不得拥抱在一起。最初的网络形成了对人群的筛选，也不能说良币驱除劣币，就是你一看人家发言你就不敢说话了。眼前有景题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对问题的探讨极有水平，大家相互碰撞、相互激发，有思想的快乐、交锋的快乐。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对我自己的文风、三观形成了很大冲击。

那个时候是“搜时代”，你会迫不及待去找这个人，找这个文章、博客，去交谈。现在叫“推时代”，主动推给你的信息你都消化不了，你就懒得求结识什么人了。现在我看你是看得起你，给你贡献流量啊，完全是上帝心态、施舍心态，这个心态很害人。另外就是同人，你找的都是跟你相似的人，结果你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为你自己。

怎么去应对这些呢？

阅读。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它会冒犯你的某些观念、某些意识，但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冒犯，或者试图去理解这种冒犯，是一种自我成长。说真的它不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儿，对文字进行阅读、理解、消化和重组，其实是很吃力的。

那你会通过《读库》去培养读者的一些阅读习惯吗？

我觉得没有人有自信说我能够培养别人，对吧？我觉得更像相互寻找吧。我们有这种需求，也有一部分读者有这种需求，我们相互能找得到，然后一起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就行了。如果支撑我们这个想法的这些读者过于少，那我们就活不下来了，可能我就去干别的养家糊口了。如果现在市场条件还允许，读者的群体还足够让我们维持良性运转，我就继续做下去。

你说现在看过的东西特别容易忘记，这个变化是生病导致的吗？

是到了这个年龄，短期记忆能力就是在下降。所以我就说读书必须要趁早，十几岁、二十几岁读的书会渗透到你的血液、骨骼、灵魂中。真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再读的书，就是披在你身上的衣服，是一个装饰品，你可以引用一下或者启发一下，但成不了你自己的东西了。

这话听起来真是残忍啊，对于不再年轻的人……

但是如果不去读书的话，你连这种受刺激、被激发的可能都没有。

陆铭 大国大城是市场的选择

“我的胆子比较大吧！其实我想得很简单，我们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就是这样，错的对不了，对的错不了，时间可以来检验。”

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下发后，许多媒体把电话打到了陆铭那里，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中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等一系列涉及人口政策和城市发展的政策指向信息，正是包括陆铭在内的一批学者持续呼吁的。

我国城市化程度曾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尽管自1980年开始，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变为发展，但对特大城市的发展始终严格控制，并采用行政手段通过对土地指标、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配给的管控，严格限制了大城市人口流入。在强力限制的同时，大城市的发展却又势不可挡，写进计划的城市人口规模一再被突破，按照控制规模做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也常常落后、匮乏，以至于中国大城市尚未充分发育，就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城市发展，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中国要持续增长就要给大城市松绑，”陆铭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指出目前出现的“城市病”大多来自于行政管控和治理水平不够，以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适应人口增长。“有时候，论文投到一个刊物，他们内部都会激烈地争论，有的说这个不能发啊，跟上面精神不符，也有编辑会力挺，‘这完全属于学者正常的学术讨论范畴，有什么不能发的？’”

2016年他出版了《大国大城》，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这本书在2020年1月，已经第14次印刷。“我很感谢那些思想开明的编辑和刊物，正是他们的坚持，将我，还有和我类似的声音，推向了思想市场，让我们可以参与思想竞争，为决策提供更多的维度。”

“你讲的都是美国的”

“现在看起来，我们以前有些做法和提法还是没有把城市发展的规律给搞清楚。”陆铭笑着说，这两年会遇到这样讲的地方领导，“能这样说是很开明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听到的更多是反对。在地方政府组织的会议上，有参会者听到一半，“腾”地站起来，“陆老师你讲的这都是美国的道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充满“中国特色”，在意识到城市化对社会经济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就达到了50%，美国达到这个水平用了一百年，英国则用了两百年。与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主要通过市场形成聚集和扩散不同，城市形成和治理中强烈的行政力量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显著特色。

陆铭强调，“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特殊”，“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普遍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解决劳动力、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中国快速发展强大。”

特大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进程证明大城市（特别是其中的特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会自然趋向于更快发展。陆铭和诸多学者倡导城市政策制定者尊重并遵循这一全球性的普遍规律。

“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就是要建设性地批评，”陆铭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通过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地的城市规模，以及不顾实际地在人口流出地加大投入、大建新城，追求区域间“撒胡椒面”式的均匀发展。

在陆铭看来，“我们很多时候不太强调城市化，甚至有人认为城市化已经快封顶了，这肯定是不对的，除非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会停止，否则城市化率还会进一步提高。”

他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写道，“制定公共政策如果不讲效率的话，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的损害可能比腐败更为严重。”

“户籍不应该变成特权”

“我并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但我非常害怕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而这个声音带来的决策又可能出现错误，那么代价就太大了。”

无论是赞是弹，他一直坚持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理论”，换句话说，大城市的增长有“规模不经济性”，但正面的规模经济性更强。即使城市存在“城市病”，也不能直接將其归结于人口过多，而是应该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治理效率等供给侧找原因。因此，他主张逐步降低外来人口落户城市的门槛，直到将户籍完全转变为一种常住地的居住登记制度。“这一路冷暖自知，也有过气馁的时候。”

《意见》公布后，陆铭感到欣慰，他认为这体现了中央决策层的灵活性。按照《意见》中“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的要求，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外，人们在国内各城市群内将实现更便利的人口流动。

陆铭解释，“户籍制度最终只行使一个常住地注册的功能，不因身份差异而导致公共服务的差异，且这种迁移没有制度成本，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之为人口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人口自由流动，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等制度的推出是一种过渡到最终目标的中间状态。”

因为呼吁户籍改革，他“出圈”了，“一些公益慈善组织找到我，他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与留守儿童、农村发展、扶贫有关，这几个问题都跟城市化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应该鼓励农民进城？还是鼓励他们返乡就近工作，兼顾家庭？不同的发展理念带出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些做慈善的朋友非常痛苦，不知怎么做是对的。比如到底应该在城市里帮助农民工子弟入学呢？还是向农村投入更多？”

陆铭坚定地告诉他们，乡村空心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最终只需留下少量具有文化或经济价值的村落。他和从事公益慈善的朋友们并肩而立，呼吁大城市降低低技能劳动者的落户门槛。“一个城市需要高技能人才，同样也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少了低技能劳动者，“实际上使得城市服务业价格上涨、城市生活成本增高，同样也留不住高技能人才。” 2019年8月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和贵州村寨联盟一起在贵州调研

“现在大城市上学就医就这么难，放开还了得？”这样的问题，他不知道回应过多少遍。“教育、就医这些都属于城市公共服务，我们的城市公共服务都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但需要这些服务的其实是常住人口。”他说，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个投资问题，只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以相应增长。

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使得城市户籍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身份特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就连我的同学跟我讨论时也说，这是‘公交车理论’呀，我先上车的，我就应该有座位。你后来，那么你就站着吧，别抱怨。”

许多人以为，陆铭常常为外来人口发声、关注底层低收入人群的公共福利，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事实上用他的话说，“我们肯定是公交车上有座、并且算是占着好座位的人，每个人都是在既有制度下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学者不能这么讨论问题，而是应该去寻求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发展道路。”

陆铭的爷爷是上海人，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举家迁到安徽马鞍山，“我是博士读完后，留在上海，这样获得的上海户口。”三代人上车下车，重新获得“座位”并不容易，但他没有紧捂着自己的户籍福利，“对某种优越身份的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他反对用公共服务歧视的办法来控制大城市人口，呼吁警惕城乡身份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正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利于效率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政策的放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人口流动除了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会带动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陆铭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谈到，长期来看，未来超大型城市也得大幅放开落户条件，不可能始终存在比别的地方高的门槛。

社会科普帮助公众具备常识理性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带出一个新问题：大城市在释放聚集效应的同时，是否也对公共卫生安全形成了挑战？从春节到现在，陆铭参与了多场线上分享和讨论，厘清“人口规模密度”与“社交距离密度”的关系，“上海2500万人口，疫情防控做得怎么样？防疫要通过减少社交距離意义上的密度，而不是城市的人口密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讨论都没有理清基本逻辑。”

他深感中国当下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科普”，“公众需要通过学习，学会理性思考，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具备常识理性。”这几年，他花了不少时间做“科普”，“知识传播的渠道在变化，我最开始做音频，后来B站找到我，说年轻一代更喜欢视频，我就开始做视频，在B站大师课系列中开了一门入门级的经济学课程。”

“对于职业学者来说，做这些东西并不在我们的考评体系里，我自己也会问自己，还有那么多课题和重要的工作，做这些是不是不务正业……”但朋友和学生的正反馈给他很大激励，“学者就是要传播知识，过去的知识渠道是讲台和书籍，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鉴于社会学科普的严重短缺，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也还是要利用新的渠道做一些传播，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区。”

他希望年轻一代知道什么是成本收益分析、什么叫现代化、怎么去理解现代经济。5月22日，他在B站直播讲座“制度与增长：让我们回到原理和常识”中对“后浪”说，“这个时代是需要常识的时代，是需要共识的时代，是需要强调普遍性的时代。”

我也看了那场直播，满屏的弹幕围绕着这个用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影响年轻人的“前浪”，令人感动。陆铭说，他并没有事先拟好稿子，“但这是我脑子里最近在转的事情，要防止滑向‘中国特殊论’，加入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还是要强调普遍性，我们才能融入全球化，对吧？甚至我们未来领导全球化，也需要强调普遍性的东西。”

“我相信对绝大多数有意愿去把握世界规律的公众来说，只要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就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张宝艳以孩子的利益优先

張宝艳在通化市幼儿园做防拐宣传

连续两年，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的提案建议都出现在微博热搜中，被广泛讨论。2019年，张宝艳建议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刑点调至十年以上;2020年，张宝艳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建议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新发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之中，这是一个希望清除人口买卖盲区、从源头打击买家的建议。

2007年，张宝艳和丈夫创立了公益网站“宝贝回家”，这个网站目前有三个板块：“家寻宝贝”、“宝贝寻家”和“流浪乞讨”，服务于寻子的父母、寻亲的孩子，以及发布可能被控制的乞讨儿童信息。在与公安部门的打拐数据库合作之外，“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多用最为质朴的方式帮助寻亲的人们：搜集所有可能的信息，然后用人工比对的方式在“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中碰撞出可能性。截至目前，“宝贝回家”已帮助6277人找到家，其中走失被拐3340例。张宝艳坦言，这些被找到的孩子中，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寥寥无几。

在“宝贝回家”，找到亲人的最有力因素在于两方亲人都向外界提供了寻人信息。“单向寻找都是很困难的，”张宝艳说。故而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如果彼此被迫分离，都要站出来寻找对方。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对张宝艳的采访，谈及近年的寻亲打拐工作，以及对保障离异家庭孩子的亲情权的思考。

地方政府的担当有助于从源头打击人口贩卖

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你建议将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新发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之中，并与干部提拔任用、公务员绩效工资等指标挂钩。如果当地主动上报、干预、解救，可以在考核中加分，如果等到外部举报介入，就应当减分。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建议？

其实很多孩子被拐之后，当地是知道他们被拐的。有的孩子的外号就是自己被买的价格，像广东有个孩子叫万三，实际上他就是被以一万三千块买来的;山东聊城有个孩子叫八百元，就是30年前用八百元买来的。还有些孩子，在村子里很受歧视，小朋友们一打仗，就说你是野孩子、你是买来的孩子。你想就连其他小朋友都知道他是被买来的，当地村干部可能不知道么？我们有个寻家的孩子跟我们说，他们那个村子本来就不大，谁家耗子下个崽大家都知道，家里有个孩子大家能不知道么？

所以说这么多年，其实有一些基层组织在这方面是不作为的，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前段时间接到一个被拐妇女的求助，她13岁就被拐去当童养媳，现在16岁。她曾经向村民求助，村民去举报，结果刚举报完买主就知道信儿了，把这位妇女藏起来了。

如果能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比如说等别人解救了，或者本人求助了，或者被我们这样的机构发现了，就应该对当地基层组织追责，进行责任倒查。如果说是基层组织主动发现了，就可以有奖励政策。如果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能有担当，打击人口贩卖的买家，这个事就能从源头上进一步控制。

你这里说地方政府，包括农村镇村以及城市里的街道社区？

是的。虽然多数妇女儿童是被拐卖到农村，但也有部分是卖到了城市里。比如广东的潮汕地区，比如茂名、河源都有买的，我们在广州、深圳、东莞都有找到过孩子。

广东这里，大部分孩子被卖到和福建交接的地方。闽粤交界处部分地方的风俗是家里没有儿子就抬不起头，所以有的家庭二胎生完不让生了就买。还有的地方是考虑家族势力，要是家里男丁兴旺，在当地就有话语权，所以有的家庭在家里有男孩的基础上还要买。

在城市里，有的人买了孩子还开出生证明，甚至有的人能开出双胞胎证明，还有孩子落户口、上幼儿园和小学等等，有很多关口是可以察觉、介入的。

从你的感受而言，这13年来，寻亲打拐的工作有什么进展和变化？

宏观上来说，自2009年公安部实施专项打拐行动后，现在新发案件很少，每年不足20起，我们主要还是在攻坚一些旧案陈案。现在DNA、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的技术运用广泛，2015年时，公安部门就通过人脸识别一个孩子的双胞胎哥哥的面容，帮我们这里的一个父亲找回了被拐20年的孩子。

对于旧案，其实单向寻找是很难的。有些孩子虽然说他在找家，但是他的父母可能是在很偏僻的农村，不懂网络、不知道来登记，甚至可能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出意外不在人世了。我们以前在重庆找到一个孩子，他家里就一直以为这个孩子掉河里死了，每年还去河里扔一些孩子小时候喜欢吃的火腿肠什么的。

无论是家长找孩子，还是孩子找家长，需要两边都站出来，都来登记信息。这些工作也很需要基层干部来帮忙，我们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宝贝回家”。

我们的工作也是在抢时间。以前我们找到过一个孩子，这边刚通知找到了，家里人就说妈妈刚去世，在殡仪馆，孩子回去的时候就碰上妈妈的葬礼。我们帮助过年纪最大的老人，当时她91岁了，我们帮她找到了她妹妹。她是七岁被拐，拐走的时候还是民国时期呢。有的人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直到过世那天都要找。

“我们找到的这些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寥寥无几”

“宝贝回家”的首页上不仅有父母找孩子，也有孩子找父母。主动来寻亲的孩子大概是什么年龄，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

目前来说，寻家的孩子以80后90后居多。这些孩子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特别是有一些自己成家立业了，可能就理解父母的这种感情了。

有的孩子记得自己被拐的过程，有的孩子是在村子里玩的时候其他小朋友说出了他的身世;有的孩子是自己慢慢长大之后，通过别人的话很敏感地感知出来的。比如我们有个寻家的孩子，就是别人说他和父母长得不像，他就来找我们，说他自己也觉得和父母长得不像。我们说你给我们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他说他家找不到他小时候的照片，我们就说你可能是被拐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家里应该有孩子小时候的照片。这个孩子一直很犹豫，我们用了快两年才把他说服，把血给采了。采完了一化验，他就是一个重庆丢的孩子，被拐去福建24年。

为什么这个孩子很犹豫，不愿意采血？

孩子终究在是在养父母身边长大，跟养父母也有感情，他有各种顾虑。不仅是舍不得或者说怕伤害到养父母，当地也会有人对寻亲的行为另眼相看，骂他们是白眼狼，养不熟。再有一个，有的养父母也会对孩子进行洗脑教育，说你是父母遗弃的，是私生子，父母离婚了不要你，你家里穷父母把你卖了等等。这等于向孩子们灌输了一些仇恨，这些孩子就一直很犹豫要不要找亲生父母。

想寻亲的孩子找到亲人之后，如何面对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呢？

其实说实话，我们找到的这些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寥寥无几。养父母家是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有的孩子要是混得比较好，上了大学，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话，他的身份是需要改变的，包括他的毕业证、身份证等等证件都是要改的，很难回到从前。

再一个，很多亲生父母找孩子都找得倾家荡产，家里很穷。而养父母的条件普遍好于亲生父母，要抛开富足的生活，对孩子来说很难接受。此外，很多孩子找到家之后，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会有一些纠纷，孩子夹在中间很为难。 “宝贝回家” 工作人员合影

也就是说，即使孩子找到亲生父母了，也可能回不去了。但至少亲生父母知道孩子在哪里了。好多亲生父母最后也找我哭，说你看孩子又回到那头了，我说那至少你看着了，你想他的时候可以打个电话或者见个面。像我儿子前两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就回来两趟，我这是亲生的我不也天天看不着么。你就当孩子出去工作了。

“我们有很细致的访谈，志愿者去比对信息，寻找能对上的”

对于想要寻亲的父母或孩子，你们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我们的志愿者会很详细地了解情况、录入数据，还会去做一些走访和信息核实。

很多父母和孩子不知道要描述什么情况，我们有一个问卷问得非常细致，比如手指上有几个簸箕几个斗，是不是断掌纹，头上有几個旋儿，身上有没有疤、胎记、烫伤等等。还有家里有什么人，喜欢吃什么，家附近有什么典型建筑物，有没有江河湖海，是农村还是城市，哪年生哪年丢的等等。我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做到问卷里，一点点地问孩子、家长。这个问卷其实就是个采访提纲，最快也要聊几天，你要不断启发他们。

这其实要求家长对孩子观察得很仔细。

对的。有的家长就挺细心的，但有的家长可能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和实际就不一样。像前些日子有个孩子找到之后，已经做完DNA鉴定，这个家长就是一口咬定这个孩子有个痣在左手上，但这个孩子的痣在右手上。前面提到的那个被拐的重庆孩子，我们志愿者和父母说了就是这个，但父母出来一看，说他们家孩子眉间没有痣，这个痣位置不对。但DNA做完了，这就是他们家孩子。

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会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发一个有关这些信息的详细帖子，帖子会有固定的模式，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对应的分区里找。我们的志愿者也会里在面找对应的信息。

志愿者的工作也是分区的，像有的孩子说喜欢吃折耳根，我们就在云贵川那一带找，孩子说小时候喜欢吃凉皮，这可能在陕西，还有孩子记得方言里的一些词，我们也能判断。还有一些说法不一样，我们也都要去查一查，比如可能有人说有个胎记，另一个人的形容是有颗痣或者瘊子等等，就需要尝试各种条件去检索。

最夸张的一次，广东的杨婷婷登记了被拐14年的女儿，一分钟后我们志愿者就想起来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真的就找到了。

你们和政府部门如何合作？

我们和公安、民政部门都有合作。2009年我们和公安部建立了打拐合作机制，我们将线索或者举报反映给警方，也会协调来寻求帮助的父母或孩子去当地警方采血验DNA。公安部有一个打拐数据库，这些数据点都会入库。

我们和民政部门也有合作。有的救助站收留了一些被遗弃的孩子、智力障碍的成年人，或是一些痴呆的老人，我们也会帮助寻找亲属。

我们自己也会去了解一些因病因残流浪乞讨的孩子，联系一些公益组织去救助，治好病了就不用乞讨了。

然后你们也帮助这些乞讨的孩子找到家人吗？

其实有一些孩子就是家人领着乞讨的，或者说家人允许的。我们的志愿者曾经发现三个山东的姐们儿，先天性白内障，一直在太原乞讨。我们发现之后把孩子送回去，发现这三个孩子没有爸爸妈妈，就跟着奶奶生活。丐头跟奶奶租的，一个孩子一天十块钱。 失踪儿童家长刘利勤赠送锦旗感谢张宝艳

后来我们联系当地民政，把这几个孩子的低保解决了，完了还送到福利院。中国福利基金会捐了钱，在北大医院给三个孩子的眼睛都做了手术，都治好了。

“这么多年，人贩子骗小孩的手段都差不多”

2019年，“宝贝回家”一共帮助了1567个家庭团圆，其中502个是被拐和被遗弃的孩子，其余一千多个家庭是什么情况呢？

其余的是被拐妇女、失联的成年人和一些被遗弃的成年残疾人或老年痴呆症患者。成年人与家庭失联有很多种情况，多数还是家庭内部沟通不太好，比如处对象家里不同意、和家里人闹矛盾，或者出去打工混得不好、觉得没脸回去见父母就不联系家里。我们找到之后就告诉双方信息，下一步工作需要他们自己去做，我们去调解也没用，解铃还须系铃人。

你在之前的采访里提到，你们有个工作人员自觉教育孩子很到位，但在你们的演习中，孩子被志愿者骗走了三次。人贩子通常会用哪些手段去骗小孩子？你对防止孩子丢失有什么建议？

其实这么多年，人贩子骗小孩的手段都差不多，就是给点小礼物。比如给小朋友整个小乌龟或者玩具枪，拿个小汽车或者给看看手机上好玩的，还有让小孩子帮忙指路的。像我们有个志愿者，他们家姑娘对糖没有免疫力，给块糖就能骗走。演习完了他就打，打完了、“教育”了，给块糖姑娘还是能骗走。我就和他说，你就别指望姑娘自己保护自己了，你要保护好她，不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其实拐儿童更多时候是用強制手段，在没人的时候，强行给抱到摩托车或者面包车里。所以我觉得给孩子教育防拐的同时，更应该教育的是家长，教他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希望以孩子的利益优先，不能因家长间的恩怨而伤害孩子”

你今年还有个建议是保护离异家庭孩子的亲情权。基于部分离异家庭中儿童缺乏父母双方或一方亲情关爱，甚至有父母一方将孩子藏匿作为筹码的情况，你建议应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享有亲情权，对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一方依法入刑;对藏匿儿童或多次阻止探视的一方剥夺监护权并纳入社会征信系统。这个建议的提出由何而来？

“亲情权”应该说还不是一个严肃的法律用语。只是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感觉这是孩子应该享有的一种权利。孩子不能因为父母离婚，而成为父母相互攻击的筹码。

这个现象最开始是有家长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有这么一个群体，离婚之后，虽然自己有探视权，但是看不到孩子;有的是获得了抚养权，但是对方把孩子藏匿起来。他跟我说他们也是一个被拐孩子家长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孩子被亲人给拐走了。

后来我进了他们一个微信群，我发现群里居然有的家长十多年没看到自己的孩子。我感觉这个事情真的挺让人没法接受的，自己生的孩子你看不着。不仅是家长，其实孩子也可怜，十多年见不到父亲或母亲，亲情的缺失，对性格养成、心理健康等方面多少会有些影响。我提建议就是希望以孩子的利益优先，不能因家长间的恩怨而伤害孩子。

你进的微信群成员主要都是妈妈么？

我进的这个群是的，他们给自己起名叫“紫丝带”。但这次我这个建议被报道后，也有一些孩子的爸爸给我留言，说他们也看不到孩子，这是双方都会存在的。

我感觉是爸爸藏得更多。因为很多爸爸认为孩子是自己家的骨血，尤其是小男孩，离婚时就不把孩子让给妈妈。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男方的经济条件好一些，有的女性生了孩子后，可能在家做了全职太太，真到离婚时经济基础各方面都不如男方，所以法院也更可能把孩子判给男方。

今年两会的会程中，你印象深刻的工作内容有什么？

印象最深的还是民法典的讨论，从头看到尾，不熟悉的内容去查资料。比如民法典规定，夫妻离异，将征求孩子想跟谁的意见的年龄降到了八岁。这就更加人性化了，八岁的孩子其实是有认知的，他可能知道更想、更适合和谁生活在一起。

疫情下的“小龙虾第一村”

刚刚入夜，王垸村一户村民就捞起来不少小龙虾，晚饭后出来聊天的村民迅速聚到一起来看虾的质量，讨论行情。受疫情影响，往年这个时候几乎只剩老人和孩子的村庄，现在年轻人却大多留守家中

5月的夜晚在蛙鸣的伴奏中姗姗来迟。晚餐之后，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的长堤上，昏黄的路灯笼罩着一群年轻的身影，二三十岁的男青年们蹲在路边，一边抽烟，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年轻的女人则带着孩子们在旁边玩耍。

往年，这样的场景可谓罕见。每年春节一过，村里的年轻人就收拾行李匆匆启程，只留下老人孩子守在家里。他们会选择去往省城武汉、外省的工地、沿海的市场和工厂……总之，不会留在老家，哪怕养虾一年能赚上六七万元，仍会被村里的老人视作“没出息”。

但今年这个漫长的“春节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了选择。封闭两个多月后，王垸村和其他村镇以及省内外的交通道路逐步取消管制，村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可疫情的“余震”仍在，村里约六成的年轻人都收到了“委婉”的辞退消息，邻近村子里的朋友也是如此。

留在老家养虾也不是个好主意。王垸村地处湖北省监利县东侧，毗邻洪湖，家家户户养殖小龙虾。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监利县2018年养殖产量达到13.06万吨，县域产量名列全国第一。 监利县汴河镇王垸村紧邻洪湖，富饶的水资源为水产养殖提供了条件，村民大多以稻虾混养、培育虾苗为主要收入来源 村里的年轻劳力晚饭后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变身“超级奶爸” 王垸村一户做招工中介的村民贴出了最新的招工信息

每年2月底至3月初，本是王垸村稻虾混养的小龙虾虾苗出售的黄金时间，今年由于疫情影响，交通全面封闭，导致虾苗无法出售，出现了大面积滞销。农村的道路解封后，下游养殖户担心成品虾收益不保，不愿再收购虾苗，导致虾苗价格暴跌，王垸村盛产的虾苗从去年的一斤35元左右跌到今年的一斤4元，最低的几天只能卖到两元，甚至还没人愿意收购;中等规格的成虾价格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眼看着水田即将插秧育苗，捕虾期接近尾声，龙虾价格却始终沉在谷底。 村委會的网格员李建飞和母亲在家照顾自己和弟弟的三个孩子。弟弟在四川邛崃开包子铺，没法照顾小孩，就将儿子送回老家让母亲和哥哥照顾。5月13日一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李建飞让老婆去了海南，投奔亲戚谋一份收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从国外引进小龙虾进行养殖，小龙虾开始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塘。第一次看到时，村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传言它是日军投下的生化武器;有人迷信地称之为神仙，朝着它作揖下跪;还有人认为它是毁坏秧苗的害虫，朝水田里喷洒农药。 90岁的退伍老兵李文兵 （左） 和70岁的老支书李功彬在一起聊天。李文兵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负伤退伍后回到老家务农，直到去年都还在下田干活。在村中，村民公认李文兵就是“回”字形田和稻虾混养模式的发明人，那是他在2000年代初期摸索出来的 凌晨，李功彬 （右） 和儿子一起到水田里捞虾。李功彬是王垸村的老支书。2007年他和村里的130位老人一起，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的指导下成立老年互助基金，为村里老人的闲置资金找出口谋福利

复员返乡的抗美援朝老兵李文兵不怕这个怪东西。他抓回几只小龙虾试养，后来又试着吃它，“脑袋壳子一掰，用水煮熟，拌上西红柿炒，好吃。”刚开始，没有鱼贩愿意收购小龙虾，后来能卖个3毛钱一斤，到2000年后，收虾的人多起来，虾价也逐渐上涨。村民见它能赚钱，也跟着试养，五六年后，几乎家家户户的鱼塘里都有了小龙虾。虾价逐年攀升，小龙虾养殖成了王垸村的支柱产业，“村里的新房子起了，柏油路也修了”。今年已 90 岁高龄的李文兵被贴上村里“第一个吃龙虾的人”的标签，写进王垸村的民间记忆里。

村委会的网格员李建飞是 2016 年回到村里养殖小龙虾的。前几年父亲不幸因病去世后，他十分担心母亲一个人会感到孤单，便放弃在广西的水果批发生意，回家养虾，顺带和母亲一起照顾自己和弟弟的三个孩子。

当时，小龙虾已经是夜宵市场上的网红食物，成品虾和虾苗的价格攀升至30元一斤。李建飞正好赶上这波行情，将自家的七亩户口田用于稻虾混养，一季下来，光龙虾养殖就能赚到五六万元。接下来三年，龙虾价格节节攀升，最好的时候接近 每斤40 元。 68岁的徐师傅是养殖户雇用的水产工人，凌晨3时就要起床工作 凌晨3时，贺龙大桥下，村民向收购商出售小龙虾 凌晨4时，一位村民将155斤刚刚捕捞的小龙虾送到李启飞的收购点，当天价格算是近来不错的，李启飞开出了每斤7元的收购价，捞虾的村民也表示认可。“自己捞的虾能卖多少钱，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乡里乡亲天天见面的，你不用在价格上玩巧。” 水产工人将捕捞的小龙虾清运上岸，承包户李良松（右二）正在查看当日虾的质量。因为国家对洪湖湿地实行退垸还湖的环保政策，明年何去何从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许不干了，都老了，该休息了。”

今年，中等规格的小龙虾勉强能卖到7元。3月底解封后，收购龙虾的商贩开始工作，李建飞赶紧到下湖捞虾，忙活了近两个月，却只卖了不到两万元，险些连成本都保不住。

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在王垸村的每家每户。3底以来，村民们为了能卖出高一点的价格，纷纷赶在午夜之后便下湖捞虾，撑船、拉壕子（用于捕捞鱼虾的网眼状圆柱形笼子）、收虾、分拣、再开电动三轮车送到虾贩手里……几个小时忙活下来，大多数村民都只能捕捞百余斤，卖出几百块钱。

老养殖户李良松是少数还能保证一点利润的养殖户。他在紧邻村子的洪湖里承包了几十亩的虾塘，六艘捕虾船上岸后，虾贩开着箱型货车赶到李良松家，这是养殖大户才有的特殊待遇。十几筐龙虾，差不多都是中上等规格，5月中旬的价格每斤能卖到 14 元，行情虽远不比往年，但至少还能有一些收益，比村子里养虾苗的虾农要好。

“今年也是最后一年在洪湖里养虾了，国家的退垸还湖政策我们得执行。”李良松望着湖面说道，“都老了，该休息了！”

为了帮助大部分村民渡过难关，曾在王垸村当过书记、现在中国乡建院做院长的李昌平决定在网络上求助，試图“搭上互联网快车”。经过村里村外、线上线下的多次沟通后，有商家来到王垸村向村民收购龙虾，还邀请主播薇娅直播卖虾。村民也期待着，在电商平台的推动下，能给村里带来一些福利。

白希那下雨天里找童话

白希那韩国绘本作家，2020年国际林格伦文学奖得主，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童书作家之一。凭借 《云朵面包》 在2005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被评为“虚构单元年度最佳作家”，其他作品先后荣获韩、日、德等国重要奖项。她擅长运用绘画、摄影、布艺、泥塑、造型装置等多种艺术手段，展现日常生活当中的“魔法时刻”。图/受访者提供

首尔的窗外正在下雨。

6月底到9月初是韩国的雨季，一年里，三分之二的降水都发生在夏天。白希那往窗外看了看——云层压得很低，给人一种快掉到地上的错觉。

她想，如果含着雨水的云落到地上，也许就会有人捡到云朵吧？

白希那一直想做一本和雨有关的书。在美国加州留学时，她最想念的就是韩国的雨。那时候她在加州艺术学院学习动画制作，加州总是阳光灿烂，干净通透，却没有家乡的味道。首尔的味道在雨季是湿漉漉的。

喜欢烹饪的姐姐建议，不如写个和烹饪有关的故事吧。这么想着，白希那脑中有个故事逐渐成形：

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外面正在下雨。“我”和弟弟悄悄起床，在树梢上捡到了一小块云朵，回家交给妈妈。妈妈用云朵揉面团、发酵、放进烤箱，做成了云朵面包当早餐。上班快迟到的爸爸来不及吃，急匆匆赶出门，而在家里，香喷喷的云朵面包从烤箱里飘了出来，吃了云朵面包的“我”们也飘在了空中……

故事的最后，为了给爸爸送早餐，“我”们飞上寻找爸爸的旅程，最后用会飞的云朵面包把被困在公交车里寸步难行的爸爸救了出来。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呢？特别在白希那没有止步于此——她把这个故事，做成了一本结合绘画、微缩模型、布艺、剪纸、拼贴、泥塑、摄影的平面立体绘本。放眼世界儿童图画书领域，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2005年，正是凭着这本令所有人耳目一新的《云朵面包》，韩国绘本作家白希那被评为当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虚构单元年度最佳作家”，《云朵面包》则从此被韩国学界誉为“韩国图画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当代儿童图画书创作的分水岭”。

自那之后，白希那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秘门。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际林格伦文学奖第一次以线上方式颁奖，最终花落韩国绘本作家白希那。

白希那是那种看上去就有一个幸福童年的人。笑起来温柔知性，因为得到过充盈的爱与信任，眼底透出的都是对世界的善意。但少有人知，这样阳光的她，也曾陷入抑郁症的谷底。而在最艰难的时候，让触底的她重新站起来的，正是父母给她的爱和那些童年的幸福回忆。

“坚信我是被保护的”

小白希那躺在屋子里，准备睡午觉。窗外传来树叶被风吹打的沙沙声响，门外有布料铺在地上、用剪刀剪开的声音。

这些背景音在童年的她听来感觉很安全，“很像摇篮曲”。这种舒服的状态，让她坚信自己是被保护的——“这应该也是童年时代才能享受到的特惠吧。”

白希那有两个姐姐，大概从11岁开始，姐妹三人迷上了用碎布制作玩偶，做了不少形态各异的怪娃娃。某一年寒假，她们还专门在屋里做了一次手工布娃娃展览。唯一一位被邀请的嘉宾是她们的奶奶。“她也是为我们提供碎布的赞助商，”白希那说。这唯一的嘉宾给展览的评价是：

“好像会闹鬼一样。”

直到19岁，白希那才第一次用黏土做玩偶。她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黏土或泥塑，但或多或少，童年的手工经验为白希那后来的创作铺了路。从《奇怪的妈妈》到《糖球》《我是狗》《澡堂里的仙女》，这些绘本里的人物和动物形象都是白希那用黏土捏出来、布置好微缩场景进行拍摄的。

国际林格伦奖评审团对白希那的评价中有一句话，说她“对材料、样貌和造型都有非常细腻的感觉”。无论她手下的黏土是被捏成澡堂里的仙女老奶奶，还是落单的内向小孩，还是各色小狗，皆貌离神合，外表实在说不上好看，透出的神韵却总是和善又孑然，总带着某种“丑”态可掬的怪异感。

捏黏土、做微缩模型的过程，也是白希那把自己的心念糅进去、捏成形的过程。那些在抑郁症深渊里的日子，她尽量让自己扎进手工和故事的世界，用手上的动作转移注意力。

这样的创作过程也让她的作品产出变得更慢。通常，一个形象的设计和制作就要花掉她一整天，最开始因为不熟练，耗的时间更长。就算是同一个角色，配合不同情节的需要，也得生出各种变化，有时是姿态、有时是表情，而每本绘本里出现的形象通常都有几十个——比如《我是狗》里，為了介绍“我的妈妈铃铛每年都会生特别多的孩子”，白希那一口气捏了30只品种不同、样貌神情各异的小狗，但只构成了书中的一页——她让30只小狗组成了一张树状家谱图。

哪怕不算上创作故事、思考如何把故事转变成画面的时间，一本书要制作玩偶和布景、再拍摄的时间也会持续半年左右。大部分时候，白希那的目标是一年出一本图画书，可谓相当低产。

但这个过程对白希那而言充满趣味。黏土无言，但每一个都像刚从故事里走出来似的。制作它们时，白希那和那个小时候沉迷在布偶世界里的自己没有多大差别。

日常生活里的魔法

运用不同材料和艺术手法创作平面的立体绘本，如今已成白希那的标志。这一想法的缘起得追溯到《云朵面包》。

构思好故事框架后，白希那完成了《云朵面包》的人物设计，画了草图也做了样书，但样书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她发现，用传统绘画的方式虽然感觉更自然，但整体形象都是扁平的，和她想要的立体感相去甚远。

下雨天特殊的氛围，到底怎样才能表现出来呢？

白希那做了很多实验，也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她想到灯光。雨天，湿漉漉的街道、行人们撑的雨伞，总是会闪闪反光——橙色的是路灯的光，红色、黄色、绿色是红绿灯的光，刺眼的银白色可能是从远处开来的小汽车的灯光……

她把画好的人物都剪了下来，再把它们摆放在立体的空间里，比如自己用纸箱子制作的微缩街道或房屋布景，让那些人物各得其所，再加入台灯的灯光，制造光影的效果。在这微型故事剧场面前，她调整角度架好单反相机，把想要的故事画面拍了下来。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如法炮制，她把一朵小棉花当云朵，像烘焙一个真面包一样拿出玻璃碗，调制面粉、水、鸡蛋和“云朵”，发酵揉面，再把每个步骤用相机拍下来，手把手教读者做云朵面包。

白希那对“神奇的食物”情有独钟。除了吃完能飞起来的云朵面包外，她还创作过各种和美食相关的故事：《月亮冰激淋》里月亮融化成冰激淋，停电的大楼里的住户们吃了立马感到了凉爽;《糖球》里的小男孩吃下不同颜色的糖球，就能听懂不同物体或动物说话，甚至能听到已离世的奶奶唠叨;《奇怪的妈妈》里真妈妈被工作困住，代班妈妈煮奇怪的鸡蛋汤、煎奇怪的荷包蛋，却让回家的男孩感到了温暖;《澡堂里的仙女》里“我”最喜欢洗完澡喝小酸奶，小酸奶的味道也成了“我”和澡堂里的仙女奶奶的独特记忆……

所有这些神奇的食物，总连接着某种特殊的功能，或藏着人间的情谊与温暖，哪怕是陌生人之间。白希那自我分析，说自己“比较喜欢稍微具有一点现实感的奇幻故事”。哪怕是借用东方传统故事中仙女的形象，她也会给仙女加上皱纹和赘肉，把她们捏成身边经常见到的老年或中年女性的样子——那些帮忙照看孩子的女性长辈形象。“把身边一些熟知的模样塑造成一个形象的时候，我觉得读者可以重新发现这些角色的存在，而且还会觉得‘好像是经常见到的样子’，觉得这些人物都很亲切。”

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喜欢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会发生的小小的魔法”：“做饭属于生活中最日常的事情之一，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它就像魔法一样。”所谓的魔法，是各种各样的食材通过烹饪变身成为食物的过程。在白希那看来，这个变身过程“很神奇，也很有趣”。

白希那爱吃美食，在她童年记忆里，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以为疲劳的身心加油打气。”小时候，白希那的妈妈从姥姥那学到了做豆包的方法，经常按姥姥的食谱给孩子们做豆包吃。“豆包烫烫的、白白的、软软的，再抹上黄油，在它完全融化之前咬一口，感觉和到了天堂没什么两样。”

救赎与慰藉

关于抑郁症，白希那对公众提得不多。

每当在采访中被问到过去的心理困境，她只是淡淡地点头应承，用一贯温柔、轻描淡写的语气简单答复，然后说起童年与绘本创作给予自己的力量。面对孩子时，她会更耐心一些：“创作图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过去也经历了很多辛苦的事情……其实我也好多次怀疑，善良的人会不会真的有回报？努力就会有收获吗？但是，毕竟这个人生是我自己的，怎么可以不努力就放弃呢？”

这次采访，她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确实是这样。可以让我在不安的人生中找到生活重心的正是我的工作，创作图画书。”

她甚至不用“黑暗”或“痛苦”这样极端的词，只说“不安的人生”。在她的绘本里，也几乎感受不到灰暗和阴郁，除了偶有孤独感外，底色确乎是橙色调的暖意，像夜里总有人等着你回家的那盏橙色的灯。她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成人后，总要撞进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有背叛、有复杂、有不顺人意的挫折。

幸福的童年过分保护她了吧？现实与温室落差太大吧？这么想的不乏其人。

面对“幸福的童年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白希那笃定地说：“幸福的记忆也许就是让我在成为大人、遇到苦难的时候，给予我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非常艰难的时候，让触底的我重新站起来的正是父母给我的爱，和由此获得的幸福回忆。如果我的书也可以成为孩子们童年时代中幸福回忆的一部分，我会非常高興。”

正是所有那些温暖、充满安全感的童年记忆，成了她创作绘本的想象之源。

七十多年前，因为一个七岁瑞典女孩的肺炎，有了妈妈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为女儿在病中讲的关于长袜子皮皮的故事;有了《长袜子皮皮》，才有了后来的国际林格伦文学奖。在全球仿佛被新冠疫情按下暂停键的时刻，瑞典文化部部长在该奖的颁奖直播中说：

“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一个很恐怖的时代。当我们自己都不太了解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向我们的孩子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林格伦从来都不害怕向孩子展示世界不那么阳光的一面。她相信孩子们，也相信孩子们身边的大人会找到应对复杂与忧虑的办法，有时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有时则会抱着更加深刻严肃的态度。在共鸣的重要性无比明确的现在，阅读是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除边界的方法之一。很多孩子现在都不得不待在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家门，重新与自己的朋友相见，但文学是可以让孩子们在家中探索世界的方法，甚至或许还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得到慰藉。”

诚如颁奖理由所言，“通过电影一样的图画书向读者讲述着孤独和团结的故事”的白希那，她的故事，既是自我的救赎，也是全世界孩子的慰藉。

亚历克斯·卡茨在我面前的就是最有趣最神秘的

亚历克斯·卡茨在缅因工作室，2015年 图/Vivien Bittencourt

“我的画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传统，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全新的。我不是波普艺术家，但人们也不能把我的作品归为现实主义。”

在世的西方画家当中，现年93岁的美国艺术家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可谓最受欢迎的一位，无论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观众，都被他独特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画作所吸引。

5月28日，卡茨在中國的首个大展于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幕，三十余件绘画、雕塑和剪贴装置，呈现了这位大师跨越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在卡茨标志性的扁平化人物肖像画中，单色背景下的时髦男女同时传递给人两种迥然相异的气息：不露声色的疏离与难以回避的亲密。

卡茨认为，人们观看所有事物都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展览现场的视频中，他和中国观众分享了自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观看中国书画的经历。“在技法上，我的绘画方式是‘一气呵成’的，这和中国书法很像，我喜欢中国的书法，悠闲、松弛，比日本书法更丰富。”

“我不是波普艺术家，我是他们的前辈和先锋”

“1954年我就开始创作硬边画（hard-edge painting），远早于极简主义运动;我创作流行文化题材时，波普艺术还远远没有开始。”

面对“波普艺术家”的标签，卡茨曾明确表示：“我不是波普艺术家，事实上，我是他们的前辈和先锋。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汤姆·韦塞尔曼（Tom Wesselmann），甚至玛丽索（Marisol Escobar，波普雕塑家），他们要不是看了我的作品，不可能做出后来那些东西。我当时很受欢迎，高于50年代后期冒出的各种泡沫，但我的创作不像他们那样聚焦话题，我是一位传统画家，继承的甚至是文艺复兴那样的欧洲绘画传统。”

卡茨被视为流行艺术的先驱，他以扁平化的人物肖像消解了写实主义的厚重，加之温暖明朗的用色，令作品在简洁优雅中释放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此次展览中的《特蕾西》（2001）、《海滩风光（艾达）》（2013）、《三重奏》（2009）等肖像画，都是卡茨标志风格的代表作。画中，时间已然静止，远处的风景若隐若现。卡茨画人物凝视天空的瞳孔，也画凝固在嘴角的冰冷的微笑，使观者感受到他们身上特有的宁静和古朴。卡茨的人物肖像画往往是巨幅，甚至让人觉得具有侵略性，但这刚好是他所希望的，“观众可以在一分钟内，进入我眼里的世界。”

卡茨的人物肖像构图深受上世纪60年代大众电影、电视与户外广告牌的影响，通过大面积平涂色域，他让人物呈现出电影或广告特写镜头的观感。“我认为流行文化关乎如何制造新鲜形象。我早年看照片，后来对电视着迷，那个12英寸的屏幕甚至统领了整个房间，接着我看宽银幕电影，庞大的画面令我兴奋，我还喜欢那些大广告牌，这些都激发了我创作新的视觉形象。”

对于大众流行文化，卡茨一如既往保持敏锐嗅觉，近年他还创作了“CK女孩”和“可口可乐女孩”系列画作。有一回乘坐出租车，卡茨偶尔看到CK内衣广告，由此创作了一系列巨幅画作，画中的女孩们身穿黑色性感内衣，墨蓝背景衬出她们柔和迷人的肤色。类似题材的“可口可乐女孩们”则是大红背景下身穿白色连体泳衣的金发女郎们。“那种红色，让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四处可见的可口可乐标识，”卡茨解释道，“还有红色敞篷车里肆意欢笑的金发女郎，这让我联想起伦勃朗的《波兰骑士》，我其实不太理解那幅画作，但我母亲认为那是个浪漫形象，骑着马儿从黑海一直行到波罗的海。”

卡茨的艺术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人、花、景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题材，历练于抽象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相对立的时代中，他独辟蹊径，探索出极具辨识度的个人艺术风格。

“有些人觉得我的画就像婴儿麦片那样平淡无味，我画漂亮姑娘、花朵，谈不上多深刻，我拒绝创作严肃艺术，严肃艺术靠的是从绘画之外去挖掘点什么，那是个不妙的信号。”卡茨狡黠地笑称，“在我面前的就是最有趣、最神秘的。严肃艺术总给人感觉不能画美人儿，但那取决于谁在画。”

在卡茨画作中，出镜率最高的美人儿就是他的妻子艾达（Ada Del Moro）。

作为艺术界鲜见的“长情”画家，卡茨以爱妻为原型，一画就是63年，半个多世纪对妻子的凝望与爱恋，悉数收录在近三百幅作品中。“我妻子可以媲美美国小姐！她是女人、妻子、母亲、缪斯、模特、女主人，是谜，是偶像，是纽约的女神！”

1957年10月，卡茨在纽约一个画廊的开幕式上与艾达相遇，当时她还是纽约大学生物系学生，“对去画廊看展有点害羞”。艾达回忆两人初期交往：“我双手放腿上坐着，这个大家互生好感的家伙盯着我的眼睛、耳朵和肩膀。这非常感性，刚开始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应对，但久而久之我坐着，他继续画着，变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回忆年轻时光，卡茨表示：“这一切难以置信，艾达当时像居里夫人般一周工作60小时，她对结婚毫不在意。我想当时，在纽约起码就有3位男性同时在追求她。我只是非常幸运，我合适她，或勉强能配得上。”

卡茨画中的人物大多透着平和冷峻，唯有艾达是微笑的，透着从容、爽朗和坦荡。“她就像朵拉·玛尔（Dora Maar，摄影师、画家，毕加索的爱人与缪斯）一样。她们的面庞相似，但艾达的笑容是美国式的。”

在卡茨眼中，艾达是最时尚的美国丽人，却极富欧洲人的优雅。1965年他为艾达绘制的肖像中，她犹如置身好莱坞影片，只露出发梢和些许脖颈，却把感性藏匿于想象之中。1986年惠特尼美术馆为卡茨举办终身回顾展，封面上撑着雨伞的艾达也成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在2019年的拍卖中创下337万英镑的艺术家个人纪录。

《艾达》 2014图/艺术家和Gavin Brown （纽约/罗马） 提供

1960年儿子出生后，艾达辞了科研工作回归家庭，她曾笑谈与卡茨的关系：“我们之间没有太多波折，住在一起，他就这样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卡茨却说，她才是婚姻里那个有主见的人，“一切都是她说了算。”

画人、画景，捕捉每个闪光瞬间

九十多岁的卡茨精神矍铄，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从1954年起，每年6月至9月，他都去缅因州的农舍生活，因为那3个月缅因州的阳光比纽约更好。

“在城里生活时，早晨醒来，我先做健美操，外出跑步、取报纸。在乡村时，我吃完早饭就去工作。在城里我能泡澡，在乡下，傍晚时分会冲个凉。”

展览现场，一部名为《五小时》的视频为观众展现了卡茨在作品中惯用的“湿盖湿”（wet on wet）技法，与传统油彩上色待干后再创作相比，卡茨喜欢在第一层油彩湿着的情况下，马上覆盖。这样处理下的笔触，看起来顺滑且轻薄，但对艺术家的记忆和工笔要求非常高，画幅较大的作品更需要他十几个小时不停地工作才能完成。 《桦树和松树》 2002 《三重奏（大衛，罗伯特，欧文） 》 2009图/艺术家和Gavin Brown （纽约/罗马） 提供

为保持旺盛的精力，即使年逾九旬，卡茨还坚持每天跑步游泳。“二十多岁时我常去酒吧，30岁后我改去健身房了，还戒了烟。那些日子，我游泳、跑步、打篮球，四十多岁时我跑步有点猛，五十多岁时我受了伤，后来改成了慢跑。”

提及自己的运动习惯，卡茨坦言，那是儿时在街头自由玩耍时就养成的。卡茨1927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都是犹太裔俄国移民。母亲曾是曼哈顿下东区一家犹太戏院的明星演员，父亲出身于学者家庭，刚到美国时还在工厂打拼，但他穿着考究，“一天要换三套行头”，骑的是摩托，喜好高雅艺术，用卡茨的话说，父亲当时“学着要有贵族派头”。“我母亲曾说绝不嫁犹太人，因为他们太瘦小，但我父亲可是个肌肉猛男。” 《海滩风光 （艾达）》 2013 《亚历克斯 》 2013 《草》 2018图/艺术家和Gavin Brown （纽约/罗马） 提供

卡茨出生后一年，全家从布鲁克林搬到皇后区的圣奥尔本斯，那里混住着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等各地移民，卡茨在家和街头自由成长。母亲热爱诗歌，通晓6种语言，卡茨4岁时她就教他背诵爱伦·坡的作品。耳濡目染于父母的好品味，卡茨从小就对文学、艺术和时尚充满兴趣，他阅读大量诗歌、小说和犹太智慧书，剩余时间都用来画画，楼梯间里布满了他的粉笔画。

小学二年级时，卡茨夺得全市儿童绘画大赛头奖。高中时，他每天下午都去伍德罗沃森职业学校，3年间学习了工业设计，还通过临摹石膏像磨练古典绘画技能。当时的卡茨梦想将来成为商业艺术家，他的生活多姿多彩，打篮球、跳交谊舞，衣橱里还存了好多时髦的宽肩上衣高腰裤口的佐特套服。 5月28日，卡茨在中国的首个大展于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幕图/受访者提供

卡茨16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不幸身亡，他和弟弟一夜长大，不得不学着独立谋生。父亲出意外前两周，卡茨在一本卡通书背面看见一则保险广告，据他回忆，当时也不知为什么，花了25美分基础保费为父亲投了保险。“我们后来拿到了1万美金，这是当时全家所有的钱了，我母亲说过，我出生时，头上是一轮祥月。”

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18岁的卡茨加入海军，他乘着改装后的豪华邮轮去了马赛，回到北美、途经巴拿马运河，穿越太平洋抵达夏威夷和东京。1946年退役后，卡茨轻松考取彼时人才辈出的艺术类超级院校库伯联盟学院。入学后没多久，美术老师在课上展示画作，卡茨在底下跟同桌窃窃私语，如果两年内自己不能超过那水平，他就把颜料盒吃下去。

“我们学校有很多名师，罗伯特·格瓦斯梅（Robert Gwathmey）当时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一直鼓励我，认定我是个艺术家，他说，‘听着，亚历克斯，给我做件政治性的作品，我会将它收进我的画廊。’但我画不出来，我讨厌政治，当时我太尴尬了，我永远都无法忍受政治。”

在库伯联盟学院，卡茨学习当时主导欧洲画坛的前卫艺术形式。然而，立体主义、包豪斯设计、势不可挡的抽象艺术潮流似乎对他没有太大吸引力。“我想画些看上去新鲜的，做一种全新的视觉艺术，我的野心很大，也有点傻乎乎。我当时交往的都是抽象艺术圈的人，他们都认为我真的很蠢。但诗人都很喜欢我的画作，我认识几颗在这星球上最聪明的脑袋，他们买了我的画，所以我知道我OK的。”

卡茨当年售出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是一张标价40美金的拼贴画，七十多年后忆起此事他还有些愤愤不平。“他要求打折！我说，一张40美金的拼贴画，你怎么还好意思讨价还价？那是我叔叔——接着我叫他走开，别来烦我。”

和同辈画家不同，卡茨向诗人取经吸取灵感，诸如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卡茨1959年为他画了肖像）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等人。“他们的语言是美的，想法也非常奇妙。”

卡茨认为，诗歌创作对即逝瞬间的捕捉也是他绘画所寻求的，但他并不欣赏那些自我陶醉、爱钻牛角尖的法国哲学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纽约不少美学家都来自巴黎，但那些并不吸引我。加缪有点压抑，周日都不知道出去干啥。但我是那种，‘嘿，赶紧呀，周日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可做呢！’说实话，哲学家的生活我非常不适应。我打篮球、跳舞、画画，爱和诗人一起玩，他们聪慧有想法，有很多生活经验。”

1949年至1950年，卡茨在缅因州的斯科維根绘画雕塑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风景现场写生，这与他原先在纽约的学习迥然不同，“就好像你第一次面对裸体时的那种强烈感受，画笔不经大脑直接就落在了画布上。”在瞬息万变的大自然中，卡茨追随自己对绘画最本真的感知，捕捉每个闪光瞬间，将周围一切融入其中，而他的快乐也在画布上展露无遗。

在卡茨的风景画中，光是比场所更重要的元素，他试着对自身所感知到的“环境”进行视觉化处理，让观众得以身临其境。他的《桦树和松树》（2002）以单色黄色为背景，交错纵横的桦树树枝点缀在画面中，加上少许抽象化色彩勾勒出的树叶，与松树一起，呈现出一片金色光辉。此外，《田野1 》（2017）和《草》（2018）则反映了卡茨暮年灵活自由的笔触，背景与主体融为一体，整幅画逐渐步入抽象领域。

“提及塞尚，我一直觉得他下笔用力过度，画面有点笨重，当然这是他画人体的问题，但当我坐火车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时，我意识到，那都是塞尚的味道！”两年前，卡茨出了本书，接受《卫报》采访时对不少艺术家进行了点评，“罗斯科的画很能装饰门面，他是行家，但也自负。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有点让人失望，它具原创性，风格强烈，但……有点干。”至于近年颇受关注的“顽皮”的班克西，老卡茨回答时耸了耸肩膀：“这家伙不算无聊，还有点意思。”

再见语言，再见吾爱

《电影手册》的德洛姆（Delorme）时代在3月正式落下帷幕。2020年初，该杂志被以数名投资人和制片人为首的新资本收购重组，以德洛姆为首的12位编辑部成员集体辞职，并发布声明抗议资本的介入及其给杂志带来的不良影响。在2月底发表的集体辞职宣言中，编辑部表示4月的《电影手册》将是现任编辑部制作的最后一期杂志。

3月中旬起，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法国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居家隔离和停工停学。电影产业停摆，新片不再上映，所有电影院关门谢客，传统观影的“场域”因此暂时消失，编辑部的编辑们也只能远程协同工作。就在这样的困难情境中，《电影手册》编辑部仍然如期完成了他们在职的最后一期杂志的撰稿和编排。尽管人手不足、印刷厂停摆、杂志亭关门、邮政系统超负荷，它终于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如我一样的普通读者手里。

《电影手册》4月刊（也是第765号刊）题名“什么是批评？”，漫溢着告别的气息，是编辑们对于过往时代的一次总结，也是传统电影痴儿的一曲无调情歌。

爱的艺术

765号刊卷首语题名“爱的艺术爱的艺术（L’art d’aimer l’art d’aimer）”，爱和艺术两者确实作为主线贯穿全册。在七十余页的内容中，前三十页贡献给了电影批评这一“对电影的爱的艺术”，成为了整期杂志的核心纲领。而相比起以往的刊号，本期杂志没有太多的对新电影或话题电影的介绍和评述，在整体上强调电影批评行业的状况和历史。比起影评，这期杂志更多是一期对于影评的批评，具有“元批评”（meta-critique）的性质。在三十页的对于电影批评的批评中，编辑们引经据典，插科打诨，不仅仅介绍了电影批评这一行业的历史和基本状况，更是为其他有志于从事影评行业的年轻人给出了详细的写作指导。

在“事件（événement）”栏目的三篇文章中，每一篇都和批评行业的现状以及各类趋势息息相关。第一篇《荒谬凝视》中，编辑回应美国学者Iris Brey对《燃烧女子的肖像》的盛赞及其对《手册》的批评，反击了他们眼中造作和看似时髦的批评理论工作;第二篇细数英国文化圈中电影批评的现状和文化艺术在社会中的边缘化趋势;第三篇探讨影评中的人称问题：当一个影评人在行文中以“我（je）”进行自指，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而这种称呼选择又折射出什么样的影评哲学？要知道，在法语世界，严肃的电影评论和学术写作一样，一般选择“我们（nous，on）”或无人称的句式，以强调一种中立和客观的态度。

“热爱”或者说“对银幕的热爱”始终是该刊的主题，其他板块也围绕着这个主题各自展开。“批评手册（Cahier Critiaque）”板块呈现了阿尔及利亚导演Amin Sidi-Boumédiène的新片介绍及其访谈，并再次请回手册挚爱导演洪尚秀的新片《江边旅馆》，对其中的个人化表达和导演所处的创作阶段及人生状况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在“日志（Journal）”板块中，编辑们探讨了古巴电影产业在疫情下面临的困难和转机、老派的电影租赁店在电子化时代的境况、“口述影像”这个特殊专业、新出的电视剧（《马男波杰克》、《柏林巴比伦》），以及鹿特丹电影展中的亚洲电影新实验。

而最后的“摄影集”单元中，编辑们罗列推荐了一系列与“爱”和“热情”相关的电影，“爱的艺术”这一主题在此得到了纸媒和迷影意义上相当视觉化的展现，既是一个图片放送，也是一个优美的电影推荐清单。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有诸如《美人计》《感官世界》《受影响的女人》《恐惧吞噬灵魂》这些进入影史的优秀影片，也有更近的电影比如香特尔·阿克曼的《非家庭电影》，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甚至是日本的五集迷你连续剧《赎罪》。而在隔离之际，编辑们也不忘给出一份以“病毒与隔离”为主题的电影清单，以帮助电影爱好者更好地度过这社会的例外状态。 1959年，让-吕克·戈达尔和克洛德·夏布洛尔在 《电影手册》 办公室

这实在是爱电影的人才会做的一期杂志，而爱电影的读者看到大概会会心一笑。

什么是批评？

独立批评是《电影手册》的立身之本，但究竟什么是“批评”？《电影手册》所宣扬的“批评”和各大电影打分网站上的长文、公众号流媒体的推送或人们在Facebook上写下的短短几句感想又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这期杂志花了精力来探究的问题，也是对以往的电影批评活动的一次技术总结。

說到电影批评，我们不得不谈谈《电影手册》的历史。在电影相比起文学、绘画和戏剧，还被认为是低级艺术和大众文化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安德烈·巴赞作为创始人之一为《电影手册》执笔，反对仅仅复述剧情或对剧情的含义做出解读的“影评”，他的影评面向一群日益“迷影化”的观众。这群观众进入影院不仅想要看个动人或惊悚的故事，而且想要在听觉、视觉和思想上都经历一次震动，电影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无聊时的娱乐消遣，而且像阅读文学作品、去博物馆画廊观赏艺术作品一样，是一种审美行为。巴赞的电影评论至今仍是学院中电影分析的标杆，而《手册》也部分沿袭了他的批评风格：缜密、结实、逐景别，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

自第21期起，新浪潮之父、巴赞的弟子特吕佛入驻《手册》，并开启了作者电影革命。“作者电影”是反工业化和流水线的，正如“作者”并非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可辨识的、风格独特的电影创作体。而手册独特的风格也使其具有某种先进性和颠覆性，让年轻的电影人能够写而优则导。特吕佛以后，诸多电影大师在坐在监视器前之前，先坐在了编辑部的书桌前：李维特、夏布洛尔、戈达尔，还有侯麦。

在这一期“什么是批评”中，编辑们在开头就引用了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批评的十三条纲领》，结构主义的火花也总在其中闪现。这一套批评方法，正如编辑们暗示的一样，是独立于外界，且具有創造性的。

在编辑们看来，电影批评应该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活动，需要熟练掌握艺术家的语言，身怀电影史的知识，使得观点和审美的碰撞本身就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于是，正如《电影手册》在影评界仿佛具有了某种神话学地位一样，电影批评这个活动仿佛也具有了某种神圣性：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努力，更是热爱，偶尔，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天才。

新时代下的《电影手册》

怀旧气息仿佛幽灵，于字里行间时时浮现。这种怀旧时常以一种知识广博、无所不包的方式呈现，电影、艺术和文学典故散落各处。戈达尔的《影像之书》作为封面图片不可说不恰当，仿佛这期杂志也将像《影像之书》一般，充斥着大量信息、典故和对过往的惆怅。标题“什么是批评”是对巴赞《什么是电影》的一次重拾，影评《我的规则（la règle du je）》是对雷诺阿经典电影《游戏规则（La règle du jeu）》的文字游戏。我们能看到作家Houllebecque《一座岛屿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e ?le）》被用来描述古巴电影产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摇身一变成为访谈的标题。处处有典故，字字相呼应。在我看来，这正是《电影手册》风格目前困局的一个体现。

受到好莱坞、流媒体和各种新兴思潮的冲击，传统院线节节败退，“作者电影”空间日益缩小。而“独立影评”也许也并不如老派影评人想象的那么独立。编辑部集体辞职以对抗资本的入驻，然而他们却意识不到，正如本雅明在《纲领》中所写的“没有立场，就该沉默”，他们自己也早就站定了某一个审美立场不松动，而这立场在五十年前可能是激进的，现在却是保守的。他们斥责美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影评为蹩脚的政治正确，不顾一切反对网飞之类的流媒体，称Facebook为Fakebook（假书）并认为上面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垃圾信息。他们维护传统影评的神圣性和艺术性，却拒绝面对新的艺术形式正在生长发育的现实。曾经的新浪潮终于也成为了旧浪，但这份看似过时的热情仍然使人动容。在曾经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时，他们对此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和告别：再见语言，再见吾爱。

从都柏林到贝尔法斯特的旅行

1

爱尔兰海

从都柏林作家博物馆出来时，我的手机响了，卫报App弹出快讯：警方称，埃塞克斯郡一辆卡车集装箱内发现39具中国公民遗体。我愣了一下。蓝天如洗，阳光和暖，这是爱尔兰深秋难得的好天，楼上有几个男孩子，穿着统一的白衬衣和深蓝色开衫，隔着窗玻璃向外张望，应该是他们的课间休息时间;红砖外墙上爬着藤蔓植物的红叶，阳光一照好像四处跳动着火苗。

按行程，作家博物馆后是乔伊斯中心和健力士中心，我参观得三心二意，一直在手机上刷新闻，爱尔兰（货车公司所在地）、北爱尔兰（司机家乡）、都柏林（司机几天前乘坐渡轮从这里前往英国）的名字不断跳出来，我想起昨天在海边悬崖上的徒步，我们边走边拍照，不时去灌木丛中摘几颗还有一周才熟的黑莓尝尝。风大而不寒，吹得云层千变万化，青灰色的爱尔兰海与白色的灯塔对我们来说只是冷峻的背景板，偶尔驶过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就更是如此了——还要被评头论足一番：这艘灰色的不如刚才那艘白色的上相云云，没人意识到那些集装箱里可能还装着人。

这是我们抵达都柏林的第五天。除了海边徒步的半日，我们都在各种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城堡里讴歌人類文明。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爱尔兰国家画廊里约翰·拉维（John Lavery）为妻子画的特写，据说展现了被殖民的爱尔兰人隐忍的表情;它是街头艺术家Joe Caslin在都柏林建筑立面上绘制的，直面女权、同志婚姻等社会议题的巨型壁画;它也是始建于1707年的爱尔兰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Marsh's Library里头的气味，混合了木香、霉味和尘土的腥。领着我们参观的副馆长说，他们猜测斯威夫特当年为了写《格列佛游记》，曾来此参考过一本旅行书，可惜他和乔伊斯的借书记录已不可寻，但布莱姆·斯托克的借阅记录很详细，早在出版《德古拉》三十年前，他就造访过这座图书馆，读过的好几本书里都描绘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后来这里被文学化成了吸血鬼故乡。馆方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本1662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指南，里头居然有中国的分省地图，并且相当准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在“湖广”一章找到了自己的家乡。副馆长小心翼翼地帮我们翻页，她说，这本指南当年只印刷了500-1000份，主要用作外交礼物，平日很少见光——文明薄如蝉翼，但也重于泰山——这是我参观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的直观感受。这里光长厅（long room）就收藏了20万本书，“如果你能懂二十种语言，一天读一本，读完要五百年。”导游说，事实上，因为没有考虑到文明的重量，这里一度被书籍压塌，而20万本只是长厅的收藏数，整座图书馆的收藏总数超过了700万本。作为一个写书的人，到这种地方往往非常惶恐：你凭借什么从这么多书里跳出来，到达读者手上呢？

文明还是威克洛（Wicklow）郡史莱辛格（Slazenger）家族后代嫁接的那株双生树，夕阳西下时，树的通体会变成粉红色。我们在树下听他讲述家族故事，无非是扩张、扩张、破产、买卖的循环，倒是他作为园丁，说起“树用根来交流”时更吸引人。他不过三十多岁，但这份职业已经赋予了他无尽的耐心：园丁最困难的一点就是需要和漫长的时间打交道，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蹴而就。

2

1889年，一个叫戴维·伯恩（Davy Byrnes）的年轻人从家乡威克洛郡出发，前往都柏林闯荡，他花了2300英镑在杜克街（Duke Street）21号置下自己的第一处房产，并把它变成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秘密集会地点和都柏林最有名的文学酒吧，乔伊斯和他虚构的小人物布鲁姆都曾光顾，也是我们都柏林“文学之旅”的第一站。六个人拼了两张小桌，点了成堆的沙拉、牡蛎、蟹肉和生鱼片，配合菜单背面《尤利西斯》的段落食用：“布卢姆先生把他那一条条的三明治吃掉。是新鲜干净的面包做的。呛鼻子的芥末和发出脚丫子味儿的绿奶酪，吃来既恶心可又过瘾。他嘬了几口红葡萄酒，觉得满爽口。里面并没掺洋苏木染料。喝起来味道越发醇厚，而且能压压寒气。”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伯恩酒吧的天花板、吊灯和壁画保持着二战前的风格，唯有吧台在木料上砌了白色台面，稍稍削减了乔伊斯笔下的“曲线美”。店中就我们一拨游客，本地人对到处乱拍的冒失鬼（他们往往还穿着冲锋衣！）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举起手机，他们举起酒杯：“欢迎！”邻桌一位穿着正装、打红色领带的老爷子，颇有仪式感地往一杯鲜虾里挤柠檬水，我们在旁边轮流用中文猜他的职业，从指挥家到教师到退休高管，有人冒出一句“都柏林人”，众人笑曰最佳答案。

当然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了老爷子，正确答案为拉丁语教师兼作曲家。爱尔兰曾经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战后回到爱尔兰，母亲为他做了选择：学拉丁语。后来本尼迪克特意识到，他是在“粗糙的美式英语”崛起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前，接受传统广义古典学教育的最后一代，正如他也是电视作为媒介崛起前的最后一代，在他的少年时期，人们更习惯收听广播，BBC每晚连播由优秀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我们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人物。” 都柏林处处都是crane 图/杨潇

我不揣冒昧用某种泛灵论来借题发挥：一座城市是否值得探索，要看它是否“人影幢幢”。这里的“人影”包括所有曾经路过或者生活于此的先人，以及在这里被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理论上说，所有城市都应“人影幢幢”，但许多城市拆除了接收先人信号的装置，结果街市拥塞却空空如也，没有记忆只有此刻的地方真是乏味透顶。

此刻的都柏林正经历着强劲的经济复苏，导游说，全球公司50强有49家的歐洲总部设在都柏林。经济复苏最显眼的标志是无处不在的吊车和起重机，英语里“吊车”与“鹤”是同一单词（crane），有人在街头贴上“Lost crane”的海报，抗议前者抢了后者的风头：“不同于金属制造的前者，后者翱翔于天际时美极了，而且它不会只在狗日的酒店上筑巢。”

我不确定自由翱翔的鹤在这里是否还有别的隐喻，但连锁酒店和连锁餐厅纷纷拔地而起，的确抬高了生活成本，并开始挤占城市文化空间，音乐家、作家、街头艺人这样的创意阶层开始流失。我们从伯恩酒吧出来，门外一位衔着烟的女士盘腿而坐——这一次我们没好意思问她（从前的）职业——地上用彩色粉笔写着：“地球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次。有些人对我不怎么样，但我会一直昂着头，尽量不哭出来。因为我既然成了流浪者，就不能害羞，我能做的就是以心修面。到最后一切都会OK，如果不OK，那就是还没到最后。”

3

我们到达前三天，都柏林的两位市议员发起提议，在2022年《尤利西斯》出版100年纪念日时将乔伊斯夫妻的遗骨从苏黎世迎回故乡。保守的天主教神权政治、高涨的民族主义，加上折磨人的审查制度，让乔伊斯1912年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有生之年再没回来。1941年，乔伊斯在瑞士苏黎世去世，爱尔兰政府没有派官方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其外交部还要求搞清楚作家“死时是不是一名天主教徒”。 圣三一学院图书馆 图/杨潇

“在《尤利西斯》出版近一个世纪后，取代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资本主义声称已经看到了乔伊斯和他作品的价值，就像酿酒商健力士（Arthur Guinness）一样，摇身成为了爱尔兰万神殿的品牌……”爱尔兰作家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在报上发表文章，对迎回遗骨的提议不以为然，“乔伊斯的遗体……将成为都柏林展示自己文学圣地身份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在现实中，这里正在向文化荒原过渡，创意空间正在关闭，为更多的酒店让路。乔伊斯的遗骨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游客，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还得离开，因为他根本住不起这里。”

马克·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写下了这篇文章，《尤利西斯》的其中一章就发生在那里，虽然他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工作，但每次经过前门时还会经历一次“灵魂的震颤”，因为就是在这里，在1904年6月16日下午，乔伊斯笔下的迪达勒斯和布卢姆不声不响地擦身而过。“即使乔伊斯不在这里，我们也无法摆脱他。”他写道，“整个都柏林城都被乔伊斯的作品萦绕。”

比如利菲河畔的“乔治之屋”。奥康奈尔送儿子上学时会经过这里，如今这里摇摇欲坠长出杂草，周围街区夜间颇不安宁，却是乔伊斯短篇小说《死者》发生之地。《死者》是《都柏林人》中最棒的一篇，可你需要真正阅读作品，才会在意那栋老宅和那些人影，从凯特与朱莉亚姨妈，到加布里埃尔和她的妻子，“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将变成幽灵……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死者的世界一度也要为经济让路——开发商计划将“乔治之屋”改造成一家有56个房间的主题青旅，直到2019年12月，计划被都柏林议会暂时叫停。

比较起来，我们到达时开幕刚好一个月的爱尔兰文学博物馆（MoLI）倒是一个积极的证明——证明经济复苏下的文旅产业并不只会建高档酒店，在理想的情况下，它们也可以建起一套接受先人信号的最新装置。

MoLI选址于乔伊斯曾经就读的都柏林大学Newman House校址，入口处布置成客厅模样，采光极好，窗边的朗读者雕塑沐浴在暖阳里——都柏林秋天的日头黄澄澄得可爱，窗外就是乔伊斯毕业留影时倚靠的白蜡树，树下又一尊雕塑，名曰“鸟鸣之时”：是一位捧书静思的长袍僧侣被鸟鸣打扰了思绪，扭头张望。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问讯处头戴深绿小帽的大叔也十分有范儿，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尤利西斯》中文译者萧乾、文洁若的中英文名，后来我看他一直在google这对中国夫妇的资料。

1940年代萧乾曾任《大公报》驻欧记者并在剑桥大学就读，他后来回忆，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他却躲在剑桥一间14世纪的书房里研读《尤利西斯》的意识流。1944年6月，盟军从诺曼底登陆，他丢下学位和啃到一半的《芬灵根的守灵夜》，当随军记者去了。1945年萧乾回国，他在英国购买的乔伊斯随他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又流徙到香港，最后于1949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乔伊斯先是寄存在赵萝蕤处，后来通过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因此躲过了萧家其余藏书的劫难。四十多年后，萧乾动手翻译《尤利西斯》，又回到社科院资料室借出自己当初在剑桥买的这本1939年版，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自己的笔迹：“天书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〇年初夏，剑桥”。 全世界第一本 《尤利西斯》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1922年出版

爱尔兰文学博物馆颇具流动的美感。入口处的“客厅”，每隔数月请一位作家当家，重新布置以表现自己的文学观并回应社会议题。离开客厅是群星闪耀的爱尔兰作家照片墙：乔伊斯、王尔德、贝克特、叶芝、萧伯纳、谢默斯·希尼、托宾……此时你可以听到下一展厅传来的有如清真寺阿訇的呼麦声，走去才发现是不同语言的合唱，你走到空中悬挂的五大主题（身体、旅程、冲突、政治、爱与失去）之下，合唱就被调频到了该主题的喃喃细语——是谁说的来着，小说是陪伴的艺术。

爱尔兰1922年独立，同年《尤利西斯》出版，次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萧伯纳亦获此奖，用MoLI的话：文学帮助这个经历了血腥独立战争的年轻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里馆藏不少，大师们的手稿、书信，诺贝尔奖章等等，用疏落而有设计感的形式展出，避免了观者的疲倦。还有《尤利西斯》全球译本展柜，萧乾文洁若的中文译本（译林出版社）自然也在其中。镇馆之宝是全世界第一本《尤利西斯》，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版，简单的淡蓝底白字封皮，躺在打光如神龛的玻璃展柜之中，天花板上悬挂着一页页书稿，最终指向《尤利西斯》的最后一句话：yes， I will， yes（嗯，我愿意，嗯）。

在我最喜欢的互动展厅——或者说是一架不断接受来自往昔信号的射电望远镜，你可以坐在发着暗光的长桌旁，扯过来一只倒挂的喇叭听筒，聆听作家的原声，然后再取一张卡片纸，写下自己下一本书的第一句话，贴到对面的墙上。我的心咚咚跳着，写下一句“这个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想象自己获得了某种加持，又开始一张张偷看别人的开头：“留住本真。”“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想要得更多。”“你得非常自私地阅读，每一句话都指向只有你了解的真相。这是你分享这个故事的方式。”“我是女孩，我想女孩总是对的。”真是一个令人心生幻想与温柔的时刻。

4

在都柏林的前几天，因为时差关系，我每天4点多起来，窗外还黑着，昏黄的街灯让人心安，更让人心安的是在团队活动开始前，以这种方式获得对自己时间的掌控权。伏案工作之际，天空变作墨蓝，又一点点变青，东方天际线一条刺目的金色光带，不断给附近云层输送着粉色和玫色的岩浆，但是朝西的街市仍然一片黑暗，街灯还未熄灭，我趴在二楼窗口看人影幢幢，一时分不清这是清晨还是日暮。在乔伊斯短篇小说《伊芙琳》里，这是个离别的时刻：她头倚在窗帘上，闻着沾满灰尘的窗帘布气味，最后看一眼从小长大的街区。她听见一个男子的脚步踏在混凝土人行道上，又踩在那些新造的红房子前的煤屑路上，嘎吱嘎吱地响着。她累了。今晚，她就要和水手弗兰克乘夜行船私奔，离开沉闷压抑的都柏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在新世界里她将得到自由和尊重，而不用重复母亲悲剧的一生。

北墙码头，一片喧嚣，她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他握住她的手，她觉得他在跟自己说话，一遍遍讲着漂洋过海的事儿。码头上挤满了掮着棕色行李的士兵。透过码头棚屋宽敞的大门，她瞥见那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停泊在码头墙边，船舷两侧的舱口闪晃着。她不吭一聲，只觉得脸上冰冷发白。她感到痛苦而迷惘，不由得祷告上帝，祈求他老人家指点。迷雾中悠然响起呜咽似的汽笛声，不绝如缕。

根据MoLI里乔伊斯地图的指示，我在某一个黄昏去了北墙码头，路过Facebook欧洲总部，刀劈般锋利的玻璃幕墙下，新世界的神衹举起大拇指给你点赞。沿着利菲河往下游走，一切都是新的，竖琴的桥，啤酒桶的大楼，偶见一些不知年头的红砖老房，上面也都有crane等着将它们翻新。远处是入海口了，那里有更多的crane，只有烟囱比它们更高，风很大，吹得白烟竞折腰。就是在那儿吧，弗兰克抓住了伊芙琳的手，要带她上船，她却觉得自己被拉进了人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尖叫了一声不，然后退却了。人们催促着上船，他仍在喊她，“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意，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

折返时正值日落，西边城市上空盘旋着一个橙红包围鹅黄的巨大飞碟，倒影在利菲河里就成了波光粼粼的玫瑰色。我在河边不锈钢电线杆上看到一张照片，被黄玫瑰和菊花簇拥着，还有一支败掉的向日葵和一个蓝色儿童背包，照片里年轻男子在弹奏吉他，怀里抱着只小狗，下面两行字，一行：Vincent McCormack（1978-2019）。手机google：这是一位音乐人，今年（2019）4月26日突然离世，第二行：“我将追随我的阴影的脚步（I keep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my shadows）。”循着这句话，找到了他在YouTube的账户，只有17位关注者，一共发布了20条，大部分是他弹唱的录音，也有几个摇摇晃晃的视频，其中一个，他举着打印的演出广告，一边念一边让两只小狗把它咬得稀巴烂。另一个，他躺在床上，模仿德国人的口音（并不像）朗读康德的《先验感性论》。

这是我在都柏林另一个心生温柔的时刻。回到城中已是华灯初上，我被街那头EPIC四个银色字母吸引，发现了爱尔兰移民博物馆，径直走进去，里头一场冷餐会刚刚开始，人们举着红酒，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穿过人群，下楼进了博物馆，迎面几个大字：“我们都来自某处（we all come from somewhere）。”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上，是当年白星轮船公司的移民海报：“单身女性去新南威尔士吧！”“加拿大的农场多么富饶！”再往里走，一块电子屏幕上，1926年开往中国的客轮已经出发，1949年开往苏格兰的客轮正在登船，1960年开往澳大利亚的客轮最后一次广播……在那以后，我就被工作人员礼貌地请了出去：博物馆已经下班，现在是私人聚会时间。

再一次回到移民博物馆是那个得知偷渡客新闻的下午。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有700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爱尔兰故事的核心就是其人民的流动。”博物馆告诉我们。人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很多：饥荒、贫困、恶法、歧视、冒险等等。当然，移民不只是伤感，也有适应与贡献——这是博物馆后四分之三的内容，可是因为眼前的新闻，我在前四分之一走得很慢，在那里细细咀嚼各种离别的故事，就好像第二天我们横跨爱尔兰岛前往斯莱戈，本是去感受叶芝诗歌中描绘的西部风光以及环绕其间的精灵传说，但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车里播放的那首《阿萨瑞原野（The Fields of Athenry）》，导游说，离乡背井是爱尔兰音乐的一大主题。这首《阿萨瑞原野》以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讲述一位叫Michael的男子，因为给饥饿的家人偷窃玉米，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爱尔兰球迷唱着这首民谣，为首次杀入决赛圈的爱尔兰队加油，于是一个属于他们的传统被“发明”出来，民谣几成国歌。2012年欧洲杯小组赛，爱尔兰0：4惨败于西班牙，爱尔兰球迷也是唱着这首忧伤的歌曲谢幕的：“……也许年轻人还会看到破晓，但监狱船已停靠在海湾……我听见一个小伙子在低语：玛丽，只要你自由，我就没事……你要好好活着，让我们的孩子有尊严地长大……”

贝尔法斯特和平墙 图/杨潇

一整天媒体上都是偷渡客的报道，从西部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消息，说死者可能来自越南。我们的司机也关注着新闻，“他们要躲进冷冻车厢，”他指着前面一辆运送冷冻肉类的大货，说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车，“这样不容易被扫描发现。但你躲进去后，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及时离开。”这是我们到爱尔兰的第六天，天气开始变坏，偶尔一阵急雨砸得玻璃砰砰直响，高速公路两旁原野已有枯黄的色彩，远处的炊烟好像冻住了。“这些偷渡者被许诺这里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没有。”司机继续说，“当然，最终的办法是改善那些国家人民的处境。通常情况下，谁愿意离开家呢？家毕竟是家啊。”

5

第七天，我登上了从都柏林开往贝尔法斯特的列车，去参观那里的泰坦尼克博物馆。我对那里第一印象算不上好，博物馆商店里，泰坦尼克号被做成了T恤、袜子、内裤（画满了船锚和掌舵）、水杯、公仔、冰箱贴、早餐茶、软糖、童书、明信片（谁会要一打失事电报的明信片呢）等等，好在博物馆本身并未迪士尼化，你沿舷梯上到二楼，就到了20世纪初的贝尔法斯特，声光电在这里重建了街市喧嚣与人影幢幢，历史缓缓展开：城市的勃兴与农村的凋敝、19世纪末以来持续的和平与繁荣在欧洲制造了一个“美好时代”（Belle ?poque）、新的交通与通讯工具让世界变小、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动正在发生、1905年跨大西洋乘客第一次超过百万（顺便说一句，乔伊斯的《伊芙琳》就发表于之前一年），而没有移民潮，没有史上最大规模的背井离乡就不可能建造泰坦尼克号……

然后你排队乘坐缆车，到建造泰坦尼克的船坞走一遭，工人的俚语飘荡在滚烫的铁水之上，如果有人“去了别的船坞”，那就代表又一个工人死去了。你眼看着这艘巨轮下水，前往南安普顿，在那里开始它的处女航，你看著它短暂停靠法国瑟堡与爱尔兰昆斯敦（今天的科克），看着它全速驶往新世界，又看着它撞上冰山沉没，每个环节都交织着一二三等舱乘客的故事和他们最后的命运，当然还有种种被证实或者证伪的大众传说，比如白星轮船公司并没有声称泰坦尼克“永不沉没”，船上也没有诅咒的木乃伊，史密斯船长没有说过“Be British”（拿出英国绅士的样子来）这样的话，但乐队的确一直演奏到最后一刻，只是最后一曲众说纷纭。博物馆结束于1985年发现泰坦尼克残骸的水下搜寻，一个颇有意味的画面是，一只头等舱的茶杯落在锅炉上头——在锅炉工玩命添煤的时候，头等舱客人们正悠闲地啜茶，但最后，就像旁白说的，“死亡这一刻，他们走到了一起。”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敦起航

除了船，贝尔法斯特吸引我的还有它的墙。仅仅在不太久之前，这还是一座旅行者不宜踏足的城市——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你可以了解到她是如何从三十年的暴力与伤痕中走出来的，教堂中有一全白色的“反思空间”，里头印着受害者的证词：“如果门铃响了，我们全家就会陷入混乱。我们接电话时总是胆战心惊。我们的生活被恐惧所统治。”“我爬进衣柜，把自己挤进最下面那一层，捂住耳朵，闭上眼睛。直到现在我还总是梦见那个场景。”“我吃晚饭时还和母亲在一起，她出了门，再回来时已经躺在棺材里……我希望我的孩子都明白，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我们都一样，我们一样会流血，我们一样会哭泣，我们一样能感同身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天主教与新教社区是用高墙隔离的。如今墙被称为和平墙，已成景点，去之前我把它想象为纪念品商店的柏林墙碎片和泰坦尼克冰箱贴，结果真到墙脚下才意识到它仍然活着，两个好心的本地人提醒我，记着下午3点前回去墙的另一边，不然大门就要关闭了。

我在墙下转了半天，两边社区一片死寂，偶有黑色出租车（我还见到一辆红色观光大巴）卸下游客，也是导游带着，讲解一通墙上的壁画涂鸦政治口号，就急匆匆地走了，仿佛此地不可久留。和平墙上有个“墙上的墙”的展览，从美墨边境到巴以边境，墙无处不在，而且继续拔地而起。后来我才意识到，船和墙正是贝尔法斯特最耐人寻味的两个图腾。

船是一桩悲剧，却是那个乐观繁荣时代的产物。墙是和平象征，却拖着仇杀与战乱的长长阴影。船是活的，墙是死的。船是未来，墙是返祖。历史的钟摆总是在船与墙之间摇摆。船是移民，是流亡，是奥德赛。墙是原乡，是终老，是美杜莎。船是自由的战栗，墙是安全的风化。船是冒险的，也可能是疯狂的，墙是稳重的，也可能是麻痹的——这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一再使用的词语。船是全球化，墙是部落化。船是世界公民，墙是身份政治。船总是看着远方，要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墙眼里只有邻里，确信情感与道德会随着距离拉大而不断衰减。

到贝尔法斯特第二天早晨，我在泰坦尼克博物馆附近的码头跑步，水边茅草多数已经变黄，沾着浓重的朝露，当年这里曾是泰坦尼克号下水的滑道（slipway）。那是1912年，欧洲尚处在“美好时代”的尾巴，“大灾难”这样的词汇通常被用来形容1881年维也纳卡尔剧院大火，或者1905年旧金山地震，在船的时代，没人能想象足以毁灭文明的真正大灾难是什么样子，直到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贝尔法斯特，远眺泰坦尼克号博物馆 图/杨潇

跑完步回酒店吃早餐，餐厅布置得如同白星轮船公司时代的头等舱，自助餐食也极为丰盛，我取了一份当日的《观察家报》边吃边读。邻桌坐着一个中产阶级四口之家，两个孩子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早一直在如船舱的客房走廊里奔走呼号，家长从未阻止，那个男人吃完了，跷着二郎腿喝着英式早餐茶，也在看《观察家报》。头版头条仍然是39位遇难偷渡客的新闻。19岁的越南女孩Bui Thi Nhung，出事前不到一周还在Facebook发了布鲁塞尔观光的消息，那辆死亡货车出发前两天，还有朋友问她，旅行怎么样了，女孩回复：almost spring。这是一句越南俗语，表示快到目的地了。后来她再没登录过。

我想起前几天在都柏林看的刚刚上映的《小丑》。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它的故事承载不起它的严肃，但那种流行病般的愤怒确实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的现实共振。它是在预告船的时代的又一次结束吗？对于“承认”的需求塑造了制度与文明，由船搭载着前往世界各地，却也在暗涌里酝酿着内爆。我不知道这一次爆炸如何，会摧毁多少我们珍视的东西——在都柏林体会到的那些温柔的、耐心的、薄如蝉翼的东西。就像霍布斯鲍姆形容上一次繁荣与文明的终结：“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从跑步到早餐再到回屋，我满脑子都是久违的旋律——滚石唱片头天在微博上发布了1985年高清版《明天会更好》的视频，那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信念，如今听来却让人无限感伤：或许那将是我们到头来失去了的表情。除了体育比赛，没人真希望去“见证历史”，但就在那个如朝露般短暂的早晨，我好像听到了钟摆开始转向的声音。

（本次行程由爱尔兰旅游局、北爱尔兰旅游局邀请，特此鸣谢）

CP粉的夏天

4月25日零点，刷到肖战那条“凡此过往，铭记于心。感谢所有善意的批评与指正”的微博后， 白果突然清醒过来，充值、买歌、加入保险杠公会（QQ音乐单曲界面下博君一肖CP粉建立的粉丝公会）……“一起成长！！！我爱你们”“果子依然爱你”“王八冲！”，这些留言让白果压抑许久的情绪得到释放。

第二天起，白果打开微博小号，形势喜人，不少流量大的CP粉和站姐参与“拔旗”活动（即博主发博承诺会接广告，所得都用于购买肖战新歌《光点》，或只要转发/评论其微博到某一量级，就购买一定数额的《光点》），为保险杠添砖加瓦。从2月底开始，“初恋追星”进入粉圈的白果跟随了“227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见证了唯粉和CP粉、肖战粉丝与广大网友的撕裂，也参与了洗广场、氪金。新歌的发布是一个让人稍微心安的信号。

隐忧也随之而来。微博相关超话社区内有人发帖预警：请果子们（CP粉的昵称之一）“不要过嗨”，一味倡导消费的不理智言论可能会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偶像怂恿粉丝买单的证据。不到四天，3元一张的单曲《光点》的销售额破亿，“煽动未成年粉丝氪金”的指责出现在各社交平台。

然而争议并未到此结束。5月6日夜里，中新社的栏目“中新经纬”发出一则采访，视频中，肖战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些跟我相关联的争议”表示了自己的不安和歉意;仅在几天后，某幼儿园老师号召学生为肖战应援的新闻传播开来。5月10日晚，肖战发了一条态度坚决的微博：“我不需要应援。”

嗑CP的快乐

2019年夏天，白果点开了古装耽美剧《陈情令》。后来她回想，和很多博君一肖CP粉一样，那是她“正常生活”的最后一天。

最打动她、又让她意难平的是少年英豪魏无羡和仙门楷模蓝忘机的感情。他们年少相识，同样天赋异禀、颇有修为，同怀着“锄奸扶弱，无愧于心”的愿景，在一次次危机中相互扶持。原著小说《魔道祖师》里，二人在十几年的离散后结为“道侣”;而国内版电视剧的尾声掐断了之前铺垫的暧昧，以蓝忘机成为剧中权力机构最高统治者仙督、魏无羡骑着小毛驴云游四方为结尾。二人在青山告别，分道扬镳。

某日，微博热搜突然出现了一段9分钟的视频，两位主角肖战和王一博在湖上船里拐弯抹角地吵架。白果拉着进度条草草看过，以为是两个关系不好的明星在镜头前不幸暴露了自我。后来，一位当时因此“躺平到坑底”（心甘情愿到坑底不再出来）的CP粉朋友给她发来晋江兔区的链接，一整座高楼在讨论俩人每句话、每个动作隐藏的醋意、不满和关心则乱。

在小圈内，这段视频及其背后的阐释文本被命名为“九学”，是CP粉的入门级学科，渐次往上，还有“十六学”（根据粉丝对去年夏天一期《快乐大本营》上两人互动显微镜般条分缕析而来）、“卡点学”（集合了他们发布微博的日期、时间、微博数可能有的隐含义）、“双标学”（他们对彼此和对其他同事/朋友的言行区别）等等。哪怕两个演员很久没有公开互动、一共只有十次左右的同台，很多相同元素因为在两人身上不断地出现而成为“糖点”，被看作连续剧般的、隔空呼应的爱意。

剧中被遮掩的欲望和被压制的叙事就这样被粉丝拉到了表层，一个深夜读完流传甚广的两篇“助理文”（分别以两位主角前助理口吻写就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剧组时期他们的互动，真假难辨）后，白果也入坑了。她在日渐下沉的行业工作，时常颓丧，从此视bjyx（博君一肖）为无望现实世界的美好出口。

白果的好友绵绵也是这般心理。在北方某大学行政机构工作，被冗杂琐事淹没，绵绵忙碌时“每天晚上必须喝着酒才能写材料”。去年夏末到秋天的很長一段时间里，绵绵口渴时就买一杯据说肖战爱喝的冰摇红梅黑加仑，一些CP粉将这款饮料称为“爱情水”。她花高价从黄牛处买了11月2日的《陈情令》剧组南京演唱会门票，那晚大家回忆起到剧组见到的第一个人，王一博突然一声大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肖战作为X玖少年团的一员，王一博作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两人曾在2017年3月录制节目时见过面，而这在两年后被主角之一在万众瞩目下大声喊了出来。那一刻，就像很多次令CP粉激动的瞬间一样，“在高朋满座中将隐晦爱意说到尽兴。”绵绵“被锤得死死的”，成了CP粉。

缩写和同音替代字是粉圈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和自我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设置向外门槛，同时对内识别身份。白果从前对使用拼音缩写并将之渗透到日常用语这件事反感且困惑，视作汉语的衰朽。“zqsg”（真情实感）、“xswl”（笑死我了）、“nsdd”（你说得对）、“淑芬”（书粉）、“集美”（姐妹）等基础词汇一开始对白果来说像是一堵墙。不过在豆瓣小组以每日至少四五小时的投入补课了两个多月、开通微博小号（头像是他们同台对视的照片，眼里似乎有情谊）并关注了数十个CP粉和站姐后，逐渐夯实的文本素养帮助她打破了壁垒。第一次看到“削蘸”和“优尼科网易啵”时，她笑出了声。

白果和绵绵像上学时做文本细读一样分析他们在不同时间场合只言片语背后的能指。同性CP代表的不理世俗条框的情感，辅以CP粉在海量物料的蛛丝马迹中扒出的草蛇灰线，比如通过口型读懂他们在花絮里被官方消音对话的成就感，共同构成了嗑CP的快乐。

圈地自萌

2019年末，数次颁奖礼和见面会上的CP合体让白果每每进小组、逛超话都浸润在过年一样的喜庆氛围。然而跨了年，哀伤的气息不时从各个帖子里冒出。大家都清楚，之后他们要出演、宣传别的戏，或许会被捆绑别的CP，几乎不可能以魏无羡和蓝忘机扮演者的身份合体了。 2019年7月8日，北京，肖战现身机场，被热情的粉丝围住

无新糖时，CP粉的一种疏解方式是“捡垃圾”，打开已经扒过无数次的采访、花絮、直播，记住那些视频里的“名场面”，在与同好交流时嵌入、化用他们的对话;再看一遍、两遍、三遍，音量调到最大，模糊不清的片段放慢，运气好就能听到不在字幕里或被别的人声盖住的悄悄话;或者服用“代餐”——抖音上有粉丝会穿着与他们相似的衣服，做牵手、拥抱或者更亲密的动作;PS高手再造了他们凝视、拥抱、一起下厨房、吃早饭、起床的动图，甚至情人节的视频电话。有时看到一只狮子舔舐着小白兔、一只孔雀追着朝另一只开屏的GIF，白果也忍不住转：“代到了！”发送。

也是这个阶段，LOFTER和AO3（Archive of Our Own）成了白果的安慰之地。在CP粉的日常产出（以两位剧集主演为原材料，进行视频素材剪辑、同人文、漫画、动画、歌曲等创作）中，白果看得最多的是同人文，在同人文中算RPS（Real Person Slash，真人耽美同人）。

很多人读、写同人的初心都是“意难平”：元文本由于种种原因停留在男性同性社交欲望，有对男性情感的浪漫化呈现，但没有递进到性关系。如粉丝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所言，“耽美的一大任务就是将同性社交和同性恋之间牢不可破的墙壁移走”，至少“将主要精力投射于定义人物关系的瞬间，而非仅仅将这些时刻作为背景或主要情节的动机”。

同人的情感走向有BE（Bad Ending）和HE（Happy Ending）两种，白果只看HE。比如在有的作品中，他们本人和他们饰演过的角色在平行宇宙中同时出现，交互发生情感关系。

LOFTER和AO3里，白果看到的更多是平行世界的OOC（Out Of Character，指作者创作中的角色设定和原著比有明显变化）故事。当真实世界的演员不再在微博互动、不再对唱《无羁》时，一个个承袭了他们名字、长相、年纪和性格的“肖战”和“王一博”，以师生、警匪、发小、队友、家人的身份活在巨大的文本网络中，生命力得以延续。

绵绵读过的数十个同人长短篇中，人物关系的核心冲突往往来自传统男性气质的反乌托邦：一方或两方因对方被唤起了男性欲望后，阻碍他们实现这种欲望的现实壁垒会变得更为森严。最常见的构成小说叙事冲突的壁垒是异性恋霸权，也有阶级区隔或权力斗争及其孕育的不信任、男性性相带来的竞争和摩擦等。但最后，两位主角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时，总会遇上詹金斯所言的“坦白时刻”。HE文中，“肖战”和“王一博”总能克服实现亲密关系前的障碍，顺利完成互相吸引——误解——互相许诺的链条，进入纯粹的乌托邦领域，拥有幸福牢固关系的同时，保留平等和自主的权利。

因为借用了真实人物（尤其是明星）的公众形象为文本进行再创造，RPF（真人同人，Real Person Fiction）的版权合法性一直相对暧昧。某些同人网站如FanFiction等明确禁止了RPF，因为涉及性、死亡、暴力的内容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

詹金斯二十年前撰写研究同人创作的《文本盗猎者》时，出于保护的目的，避开了RPF。90年代，曾有加拿大电视剧演员看过自己的RPF后，威胁要控告传播小说的邮件组。直到这个世纪，RPF在西方才走到地上，在不涉及商业使用的情况下被默认了合法性。

而真人同人加上耽美，写作和传播受到的结构性限制更大。詹金斯将耽美同人定义为“创造了一个情色的亲密空间”的共享故事。由于同性爱情、性描写等因素，RPS（真人耽美同人）在很多时候几乎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白果说，“圈地自萌”是内部创作认可的公约，相对应的是复杂的解码过程。一些写手会把更新的小说贴在长图里（图的前两屏都是空白），然后倒转180度，发一条粉丝可见的微博。适逢尺度大的章节更新时，读者可能要在微博里寻找二次或三次编辑记录，或者在LOFTER正文评论区翻检出写手小号发的链接，在漫长的缓冲后点进一个Weavi主页，再打开一个石墨文档链接，再点开石墨里的石墨文档链接，才能抵达俄罗斯套娃的核心——“车”（即限制级内容）。

想要安全地开车，另一个选择就是AO3。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人小说网站之一，去年曾获得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由于鼓励完全自由的创作，它成了部分CP粉写手的“停车场”。

但不论是嗑糖还是看文，白果总能看到一些粉丝对产出者“舞得太过”心怀忧虑，在超话发表劝谏之论。她并非不能理解：对于一方明星的唯粉而言，另一方明星和热衷将两位“正主”拉郎配的CP粉是如同敌人的存在;同时，同性情感在当下的语境中并没有被广泛认可和鼓励。国内最近一部以明确同性爱情为主题的剧还是2017年的《上瘾》，未播完就遭下架。她曾看过演员迈克尔·法斯宾德和詹姆斯·麦卡沃伊（他们共同出演过电影《X战警》，有鲨美CP粉）坐在一众CP粉面前观看粉丝产出的视频节目，很是羡慕。而她的CP，哪怕超话社群日渐壮大，关注者突破了200万，依然面临缺乏合法性的尴尬——没有与工作室及广大粉丝直接沟通的官方后援会，作为集体的发声可能被系统性排除。

经历过几次激情转发的糖点被很快删除后，每当看到在危险边缘试探的糖或产出，白果和绵绵就互相告知、迅速保存。“这叫‘阅后即焚’。”

下坠

2月中旬，绵绵给白果推荐了一篇同人《下坠》，另发来一张图：身穿红裙的妙龄女郎对镜描唇，镜中还有一个挺拔的男孩背影。“好美，”白果回。她们都没想到，这张图后来点燃了唯粉怒火、成为“227事件”导火索，在同人圈、粉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撕裂。

发布于机核网的《那时年少》一文系统梳理过同人写作在中国的发展。1998年创立的桑桑学院网是中国第一个同人写作场所，里头有个板块“耽美小岛”，发布了很多《灌篮高手》《圣斗士星矢》和《银河英雄传说》的同人，仙道彰和流川枫是最常见的CP。桑桑对投稿的尺度把控很严，1999年，因为预告要在小说里写露骨内容而被逐出桑桑的写手鸭子在上海网盛自助社区（netsh.com.cn）申请了一个板块，命名為“露西弗”（即Lucifer，被逐出天堂前的撒旦）。

2001年建网站时，露西弗在首页声明：“这里是耽美同人的俱乐部，绝大部分作品含有BL成分。如果您对该成分有过敏反应，请您立即离开。如果您还不明白什么是耽美或不知道何谓BL的话，也请您立即离开。”

鼓励创作、除了时政以外不做审查、不允许歧视——可以说，露西弗给了国内同人写手最大程度的创作自由，它一度成为国内最大耽美文学站。但这也让露西弗难以走上商业化和正规出版的道路。之后很多年重要的同人基地是晋江，但约从七年前开始，晋江对性描写的管控也愈发严格。

大约是2005年，RPS之风借由韩流刮入中国——偶像不被允许谈恋爱，为了吸粉固粉，韩国经纪公司会设置官方CP。韩国粉丝根据东方神起组合成员郑允浩、金在中的“豆花”CP写的同人文为中国同人写手们提供了想象真人同人的路径。

《下坠》最后一次更新是今年2月24日，停在第13章。绵绵说，吸引她追更的，是作者对边缘人的细致描摹——有性别认知障碍的赞赞，在发廊打工攒钱做变性手术。

2月26日，白果打开LOFTER发现，《下坠》在作者“麦乐迪迪迪”的LOFTER主页中被锁了，另有其他CP粉写手的LOFTER同时被禁。微博上，@巴南区小兔赞比等肖战大粉起草了举报信并列出详细举报途径。

《下坠》被部分唯粉讨伐的理由大致是：女化偶像，淫秽色情。在粉丝眼里，流量明星的公众形象与影视资源、商务代言密不可分，维护偶像形象（以及相应的控评、反黑举措）是重要工作。当晚，围剿的发起者之一@巴南区小兔赞比发了一条微博：“今天我们发声，不光是在为我们自己发声，也是为无数权益被侵害、人格被践踏的艺人发声。”

白果注意到，CP粉圈内迅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谨守“圈地自萌”的规则？“就是舞太过了。”她看到不少类似的评论：同人就应该发在LOFTTER，作者为什么要引流到微博？有推荐《下坠》的大粉在微博“检讨”自己无意中的推波助澜。也有CP粉在评论区说，就是不该女化，这下给唯粉抓住了把柄。

真人耽美同人中，女化或“泥塑”（即与男偶像为“正苏”相反的“逆苏”，将喜爱的男明星放在性客体位置）是其中一种情感投射方式。泥塑究竟是女性将自己由被凝视转换为凝视、体现了自己的欲望主体性位置，还是体现出了女性对权力的体认，在CP粉圈，写手和读者的态度也不统一，喜欢写泥塑设定的写手常常在小说开篇预警，内有泥塑，不喜勿入。

白果和绵绵很愤怒，如此斩钉截铁地将女化等同于抹黑偶像、践踏人格，无疑是将男偶像被“女化”视为耻辱，显示出了对父权的认同和女性性别上的自我厌恶却不自知。而举报之策，也伤害了社群内部的创作机制。AO3上一些写手宣布退圈，一些CP粉写手把LOFTER上的文章锁了，想避开风波。迪迪把《下坠》以外的所有小说都删除了。LOFTER上很多写手的AO3外链消失了。

闭麦

2019年11月2日，南京，肖战与王一博在 《陈情令》 国风音乐演唱会上

从有“流量”概念起，拱起流量的粉圈就以行动力著称。一个偶像的粉圈，内部有派系，有龃龉，也有分明的组织架构，可以迅速地集资、打榜、应援、反黑、控评、做数据——这一套来自娱乐工业成熟的韩国，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他们可以熟练地驾驭、指挥集体的力量。在关于偶像的正能量微博下，他们整齐划一地发出正能量的声音，占据热门评论;一个品牌代言在官宣的那一刻，头像或ID显示了“粉籍”的用户聚集捧场，一分钟内可贡献千条评论，证明品牌把优质资源给了偶像不亏;当看到损害偶像形象的言论时，他们也能齐心协力，将举报之手伸向“敌人”。

白果后来回忆，至少在2月26日那天，唯粉针对CP粉的举报还被视作一场粉圈内部的党同伐异。但29日AO3不再对中国用户开放访问后，抵制肖战的呼声很快传遍网络。

直到3月1日晚，肖战工作室才做出回应：“占用了一些社会公共资源……深感遗憾与歉意。”“希望大家可以理智追星。”这份在事实上暧昧模糊的声明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满。肖战本人的缺席正验证了人们长久以来对流量明星的看法：这些资本、数据、粉丝堆砌起来的躯壳，在微博发广告，对粉丝说宠溺的话，在滤镜下表演，在修音里唱歌，就是没有真实的声音。他们说，这是一个“偶像失声”的时代。

一种观点是，团队在舆论关键期的不作为是纵容，目的是稳固住唯粉。主要原因，就是“提纯”。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利用CP吸收热度都是资本的自觉。为了剧和明星的热度，片方（也许还有经纪公司）会给一对明星炒CP;给CP粉的满足感会持续整个剧播期间，尽量增加粉丝粘度;剧播完，明星火了，利益共同体就要解绑。CP粉同時喜欢的两位明星可能属于两家公司（甚至公司本身就有可能是有竞争关系的“对家”），对明星团队来说，CP粉也不如唯粉好管理。2017年出演《上瘾》的许魏洲和黄景瑜，2018年凭《镇魂》爆红的朱一龙和白宇，都走了这条路：依靠剧中CP成为双流量，亲密互动，最终不再公开往来。

唯粉和CP粉的根本冲突大抵是，大家选择了不同的真相，维护的也是不同的利益。在CP粉眼里，“被风吹过的夏天”挥之不去，这份“真情实感”当然需要好好守护，但他们也知道，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商业价值上，牢固的CP关系都“对偶像的前途不好”，所以倾向于低调嗑糖，在超话圈地自萌;而唯粉的情感只投射给了一个人，从血统论的角度看，只有她们对偶像有绝对的忠诚，值得信赖。

白果几乎没有看见有影响力的CP粉公开表示希望偶像马上出来发声。大家都知道，在巨大的资本包裹下，发声不是一个人的事——大家普遍认为，这至少还和他的经纪公司、他签商务约的公司、他签影视约且合作建立个人工作室的公司相关。

去年入坑后，绵绵“考古”了肖战2015年参加《燃烧吧，少年》以来的几乎所有节目和花絮。“当初是他的粉丝一票一票把他投上去的，他怎么能出来指责她们呢？”

对于粉丝来说，接下来是噩梦般的两个月：#抵制肖战#和类似的话题在微博上的热度居高不下;肖战的已播和待播作品在豆瓣得到了很多一星评分;有传言说，他的某综艺资源掉了，拍好的杂志封面没了;还有CP粉分析，有竞争对手的脂粉（职粉）上场了，目的是彻底“狙”掉他的商务。

CP粉与唯粉有了微妙的、并不互通有无的并肩时刻：豆瓣老用户给《陳情令》打五星，新用户打四星（新用户打五星容易被识别归类为水军刷分）;对微博上那些黑热搜，“不要给眼神”;有氪金能力和意愿的粉丝定夜里11点50的闹钟，抢12点预售的代言，“付款后别忘了告诉客服自己对代言人的支持”;“捞一捞”支持肖战的路人微博或评论，最好是点赞，可以表示感谢，但一定要换掉双人头像，以免连累另一位明星;看到有言论反感粉丝控评后，又有人号召，“安静闭麦吧！”

此后，CP粉的策略只剩下了两个：闭嘴;花钱。白果和绵绵都逐渐把氪金当成了习惯。

经历了惊惶、愤怒后，绵绵冷静下来：“作为明星，还是顶流，太多人关注了，既然享受了粉丝带给他的红利，也必然得承担粉丝智障带来的后果。粉丝捐钱、买代言、捐学校，都带着他的名字，那做坏事，就也带着他的名字。这一点他肯定比我们清楚。”

打投

4月21日下午，白果打开微博小号，发现“麦乐迪”上了热搜，原来那位《下坠》的作者在LOFTER上更新了另一篇bjyx同人文，被营销号注意到。首页，她关注的一溜CP粉都参与了“洗广场”（指当微博广场上出现一定数量对明星不好的营销号、黑粉言论时，粉丝通过大量发原创微博、互动，以“净化”搜索结果），主要策略是带话题发微博猛夸同名的KTV品牌和杯子套装，比如，“朋友们，疫情过后想去唱K吗！……9年里麦乐迪KTV不断对音响及功放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设备投入资金已超过5000万元。”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发了“粉见”微博，表达对麦乐迪在风口浪尖更文的不满：“真的有创作欲望，不能另开一个号去写吗？好不容易舆论快消停了，为什么要给蒸煮惹麻烦？ ”

就白果的观察，CP粉圈内部其实不是结构坚固的堡垒。一直有人因为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足量糖分而离开：白果所知最早的CP粉脱粉发生在2018年夏天，《陈情令》刚开拍不久，在王一博担任导师的选秀综艺《创造101》上，肖战作为“校园学长”参与了一期节目，他们同台但没有公开互动，凉了一拨CP粉的心;类似的还有一些CP粉对偶像的绯闻、对“我问了圈内人ta说他们不是真的”这类言论的将信将疑。

有人因为肖战不发声而失望转回唯粉，也有人不耐圈地自萌、闭麦、控评等粉圈规矩拂袖而去。一些拥有大流量的粉丝偶尔接广告的行为被认为“吸了蒸煮的血赚钱”，有所谓大粉被发现用流量变现后“爬墙”（顶着马甲粉别的明星）。

不过，这个春天，CP粉的创作激情并没有就此消散。不少“伤害-慰藉模式”的“现背”同人文应运而生，以最近两个月的现实为背景，脑补他们互相安慰的故事。

5月末，白果和绵绵第一次参与了打榜。肖战王一博演唱的《陈情令》主题曲《无羁》入围了某音乐榜单，据说，票数位于榜首的歌手将会被邀请表演。超话内一些人斗志昂扬地表示，哪怕他们很可能不会去，但“一定要给他们选择的权利”，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机会为双人打投了。”短短几天，《无羁》从二十几万票飙到了两千万票， 她们也下载了APP，激情参与“团建”，在清晨和半夜用两个手机号、微博、QQ、微信登陆投票。

某天夜里一点，绵绵从网盘里找出去年11月看《陈情令》演唱会时录的小视频。在夜色中，演唱会结束，主持人说：“我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她跟着全场大喊：“来-日-方-长！”屏幕里，红的绿的荧光棒闪烁着，摇摇晃晃（它们分别是肖战和王一博的应援色）。

绵绵写了长长的日记，梳理自己半年来的心绪。她反复想到自己工作不顺、搬家疲劳、发高烧时，打开《陈情令》那一刻的心情。“是我黑暗日子里的一束光。”

“其实追星追的是自己嘛。”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白果、绵绵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郑熙青，凤凰网文化，《激怒肖战粉丝的“同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调反唱唱，“X博士”，《耽美与同人，中国地下文学虐恋史》;Dagou，机核网，《那么年少》

斯莱戈 冬日晚歌

爱尔兰西海岸的村庄

斯莱戈是爱尔兰西北部一个小城。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出发，没有直达车，我在一个名字极绕的地方中转，到达斯莱戈时已是晚上8点半。高纬度地区的冬天，日光极短，下午四五点太阳已西斜，晚上八九点就萧瑟如深夜。游客稀疏，我在汽车站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住宿。设施简洁，色调只有灰白黑，连房间都是白墙白床，如降落的雪。 德拉姆克利夫教堂外景

诗人叶芝葬身于此。虽然出生于都柏林附近的山迪蒙，但叶芝一直认为斯莱戈才是他的真正故乡。我少年时尤其喜欢他的一句诗：“枝叶无数，终归一根。我以我年少时光所有的日子，将花树摇曳，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凋零后叶芝的遗骸被运回了他母族的故乡斯莱戈，葬在离城区七公里以外的德拉姆克利夫。我为墓碑而来。

次日天晴，我不赶路，先逛了叶芝纪念馆并沿着加拉弗哥河散步。河流将小城一分为二，越往西走，路人越稀疏。芦苇长在水里，风吹过，一群白鸟惊惶飞起。爱尔兰沼泽众多，森林与湖泊覆盖了城市以外的地区。纪念馆没有特别之处，仅用一些图片和文字介绍了叶芝家族的构成及叶芝父子的生平。于是次日我又搭公车去郊区的德拉姆克利夫。临近圣诞节，教堂旁的礼品商店张灯结彩。按照以往经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叶芝的墓碑会更醒目，即便没有，也会有鲜花告诉我哪一座最与众不同。然而叶芝墓着实朴素，令我寻而不得。在一名教堂管理人员的指示下，我才在教堂右侧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墓碑。光溜溜的一块深灰色石头，甚至比其他墓碑更加简洁。上头写着他的生卒年月和《在本布尔本山下》中的诗句：“冷眼一瞥，生死之间。骑士，且骑行。” 爱尔兰传统咖啡馆 德拉姆克利夫教堂內景 斯莱戈的墙画上有叶芝的肖像

叶芝的墓地 叶芝纪念馆内景

本布尔本山是斯莱戈以北15公里外的一座石山，呈梯形，远观像一顶拔地而起的冠冕。在这首诗里他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在光秃秃的本布尔本山下，叶芝沉睡于德拉姆克利夫的墓园。很多年前，那里矗立着一座教堂，一个先祖曾在那里做教区长。”冬日孤苦，在室外逗留十分钟就冻得四肢僵硬，只好去礼品商店喝下午茶。太阳很快西斜，我想起叶芝在《凯尔特的薄暮》中的一个故事：一个老诗人回忆，他年轻时曾遇到一位自称梅芙的女人，女人问你想要金钱还是快乐，诗人选了快乐，于是梅芙就和他相爱、然后离开，从此他便生活在了哀悼中。故事模棱两可，初读感受不深，再忆却好像在这种语焉不详中琢磨出了不可说的含义。这像极了我在斯莱戈短暂停留的感受，孤僻、莫衷一是，在墓碑前短暂停留后似乎什么都没得到，可当我远离它，它又像一个遥远的白色梦境，像永远消失的梅芙。离开斯莱戈前一晚，我和旅馆另外三位女孩去一家百年酒馆喝酒。是那种拥挤而温馨的酒馆，围在木桌旁喝酒的人兴起，便拿出爱尔兰传统乐器布祖基琴歌唱。我听不懂凯尔特歌词，只知道那歌声单薄而忧伤，纤细而静默。天很冷，雪却没有落下。深夜几个陌生女孩走过街道，路灯昏黄，回头空无一人。

跃出虚空

一只断手逃出了实验室的冷藏柜，它挣脱包裹自己的真空袋，顺着一具骷髅骨架爬上窗台，在一个星空璀璨的夜晚，奋力向对岸一跃。此时，叙事时空突然转换，画面切为黑白色调，一系列感官记忆纷至沓来：拨动地球仪，按下小小的手印，弹奏美妙的乐曲，触碰蜗牛的触角、玫瑰的尖刺与温柔的海沙——一个男孩曾通过手指发现了宇宙。

惊悚诡异与诗意温情并存，这便是动画长片《我失去了身体》在开篇奠定的风格基调。该片由杰赫米·克拉潘导演，改编自《天使爱美丽》编剧纪尧姆·洛朗的小说《快乐的手》，以短短81分钟的篇幅，讲述了一只断手试图与身体重新联结的故事。本片斩获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大奖，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为了寻找身体，断手在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里历险。它流落天台，险些被鸽子抛下高楼;它在阴暗的角落里与群鼠搏斗，被盲人钢琴师家中的导盲犬追打，在川流不息的街道左冲右突;为躲避蚂蚁的啃食，又几乎溺毙于冰冷的河流……在“断手历险记”的超现实设定中，我们同时被带入了周遭世界的物理现实——一个由垃圾箱、下水道、建筑工地、单调的楼宇、拥堵的交通、逼仄的出租屋等元素建构的暗面巴黎。具有独立意识和情绪的断手给了观众最切肤的身体实感，我们感受着它的脆弱、恐惧、悲痛，也见证着它扼住鸽子脖颈和拾起打火机逼退恶鼠时的孤勇。

与手的“生存痛感”相对应的，是手的主人——一个名叫劳伍菲尔的男孩平静的绝望。在断手时时闪回的身体记忆中，我们渐渐拼接出了男孩的生命轨迹：他成长在一个优渥幸福的家庭，幼时热爱探索世界，喜欢用录音机录下身边各种各样的声音，并渴望成为一名钢琴家和宇航员。但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他失去了雙亲，被迫与游手好闲的叔叔和乖戾暴躁的堂兄一同生活。成年后，他成了一名不合格的披萨外卖员，因经常送餐迟到而被老板责骂。

就这样，影片以劳伍菲尔和他的断手两条线索交叉叙事。而贯穿两条线索的，是几个等待揭晓的疑团：手是如何被切断的？断手能否与身体重聚？劳伍菲尔之后的命运如何？

一个雨夜，劳伍菲尔邂逅了女孩加布丽尔，两人隔着门禁的对讲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在这座孤独而疏离的城市中，加布丽尔的声音温暖了劳伍菲尔，使他跨越35层楼的距离，爱上了这个未曾谋面的陌生女子。

“我可以听见风声，它从楼间呼啸而过，我感觉我在一块冰面上，漂浮在风暴之中，而我躲在我的冰屋里。当风特别强劲的时候，我能感觉楼在晃动，那就像……”

“就像全世界都喝醉了。”

这是影片中一个诗意而浪漫的情境，丹·列维的配乐也恰到好处地增添了忧郁的柔情。劳伍菲尔黯淡的生命仿佛被注入了一道光，他决定找到这个女孩。几番辗转，他来到了加布丽尔的叔叔做木工的地方，主动要求留下当学徒。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努力学习手艺，在天台上为加布丽尔搭建了一座木质冰屋。但当他决定向女孩告白，并告诉她自己就是那晚迟到的送餐员时，女孩却因他的“处心积虑”而转身离开。

命运的残酷不止于此。心灰意冷的劳伍菲尔回到工作室，打开切割机，一只苍蝇落在了他的面前，和小时候一样，他试图抓住这只苍蝇。可当他终于成功将它捉住时，机器却拽着表带将他的右手生生切去。劳伍菲尔倒在了血泊中。

影片中的苍蝇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的每一次出场都预示着命运的幽灵即将扇动翅膀。片头，父亲曾教给劳伍菲尔逮住苍蝇的诀窍：“你得瞄准它的旁边”，因为“它的动作总会比你快，如果你瞄准它，等你下手时，它已经跑了。要向出其不意的地方进攻，别看它现在在哪儿，而要看它将会在哪儿”。相应的，劳伍菲尔也曾在屋顶上同加布丽尔谈起命运，他说，人可以通过做出一件完全不可预测的事情来解开命运的魔咒，“比如你走路的时候，假装要去这里，你像运球一样做出一个假动作，但猛地一下，你跳上了起重机，去到了别处。”可是，当劳伍菲尔用“假动作”终于抓住苍蝇时，命运却让他付出了失去右手的代价，而那只苍蝇则缓缓地从指缝中爬出，毫发无伤。

至此，影片向我们揭开了它苍凉的内核——把握命运似乎是徒劳的，那就像一场美丽的幻觉，即便一个人自以为设法愚弄了命运，他仍身在命运的圈套之中。断手追寻失去的身体，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劳伍菲尔面前，却发现自己已永远无法与身体相连;劳伍菲尔想要抓住命运，却屡屡被命运作弄，父母、理想、爱情，甚至作为身体一部分的手都离他而去，他戴着父亲的腕表，不愿放开过去，可过去却以极其残忍的方式与他诀别。

如果一切早已注定，人只是按照命定的轨迹生存，那么人生的本质是否就是一场荒诞的虚空？断手的旅程是徒劳的吗？劳伍菲尔的生命是无意义的悲剧吗？

导演似乎无意耽于悲戚与喟叹，在影片末尾，劳伍菲尔纵身一跃，与片头断手的飞跃遥相呼应——即便终究无法联结，断手的追寻依然是壮丽的，即便身处命运的桎梏之中，男孩最后的一跃依旧是自由的。对于断手来说，每一次与命运的互博，每一次真实的触碰，皆是存在最好的证明;对于劳伍菲尔而言，哪怕命运是一出悲剧，世界是一场虚空，个人选择是一种幻觉，但在意欲跃出命运摆布的那一刻，他的身上闪现出了英雄主义的光亮。

劳伍菲尔没有坠入深渊，在夜风与飞雪之中，他跳到了废旧大楼旁的起重机上，发出胜利的欢呼。这个故事并没有真正的结局。男孩和女孩能否重逢？那只断手接下来会怎样？告别一切的劳伍菲尔又将去向哪里？一切都没有答案。而生活正是如此，你我皆在未知的命运洪流之中，可我们依然真实地存在着。

担起生活之轻比超英拯救世界更有分量

电影《复联4：终局之战》上映一年之际，“下岗”的漫威英雄们依次向观众交上了演员成绩单：“雷神”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主演了动作片《惊天营救》，表现中规中矩;“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出演了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利刃出鞘》，表演也难言惊喜。

其中，最惊艳的是“绿巨人”马克·鲁弗洛在美剧《我知道这如此真实》中的表现。他在剧中饰演一对孪生兄弟，先减重20磅拍摄弟弟多米尼克的戏份，再增重30磅拍摄哥哥托马斯的镜头。除了体态变化，鲁弗洛贡献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状态的表演。

故事发生在20世纪美国的一个小镇，新年午夜，孪生兄弟出生，托马斯的生日是12月31日，多米尼克的生日是新一年的1月1日。兄弟俩的母亲是来自意大利的二代移民，生活贫困，温柔的母亲对他们的生父是谁闭口不谈。到母亲病逝时，多米尼克才从外祖父的手稿中得知他对母亲的常年猥亵甚至侵犯。他们的继父看起来是一位正直的好人，但过于严苛，经常辱骂和体罚他们。

两兄弟的生活遵循着不同轨迹：常年反应呆滞的托马斯在大学毕业后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聪颖、受欢迎的多米尼克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老师。

比起托马斯，精神正常的多米尼克显然承担了更多责任。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多米尼克要照顾母亲、继父，还要照顾托马斯并收拾兄弟的烂摊子——他原本是教师，但最后只能当刷墙工，破裂的婚姻也是代价之一。甚至他连去找心理医生沟通也是为了救助托马斯，最后在心理医生的步步推问中，四十多岁的多米尼克终于崩溃大吼，“他（托马斯）就像缠了我一辈子的锚。”

电視剧一开场，四十多岁的多米尼克赶到医院病房，面对在图书馆剁去了自己右手的兄弟托马斯——母亲病逝三个月后，托马斯精神分裂症愈发严重，他认为能用自己的手作为祭献来阻止中东战争。医生要求多米尼克立即签字以便展开对托马斯的接手手术，但托马斯恳求、威胁“就算接上手，我会再剁去”，多米尼克在两方越来越大的呼喊声中极度焦躁无助，最后拒绝签字。

在漫威的超级英雄宇宙中，角色们动辄面临关乎人类与地球存亡的大抉择，但看起来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都没有多米尼克面临的这一个个选择艰难。多米尼克的生活情节就像我们每个普通人或多或少会遇到的篇章，要面临无数的打击、失败和悔恨，要想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承担生活的重量，尽力爱身边人、待人好，让彼此都拥有尊严。

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我知道这如此真实》开播了，这部HBO出品的六集电视剧刻画了家庭内部的精神疾病、种族主义、暴力、强奸、虐待儿童等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愤慨控诉的故事。整部剧的影像风格柔和安静，像一首长诗，剧的小说原著一度被称为“史诗般的家庭传奇故事”。

这个有些沉重的故事能否在特殊时期安抚到观众呢？即使影视作品中家庭和救赎的主题极为普遍，这部剧依然提醒我们，悲剧与欢乐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人生，也提醒着我们每个普通人身上都具备的坚韧与勇气。

伊尔姆·赫尔曼禁锢与生长

在电影《佩特拉的苦泪》中，佩特拉的女儿百思不解地询问她，为何对那位爱慕她的女助手玛琳百般苛待——在整部电影中，玛琳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她过去曾是佩特拉的爱人，现在却甘心成了佩特拉的奴隶，承受着后者极端的专横与侮辱。对此佩特拉的回答是：“因为她不值得我对她好，同时这就是她所需要的方式。她这样很快乐，你懂吗？” 伊尔姆·赫尔曼 （1942-2020）

德国，演员

片中一袭黑衣、双唇紧抿的玛琳由伊尔姆·赫尔曼饰演。而在现实生活中，伊尔姆与传奇导演法斯宾德的关系几乎就是玛琳与佩特拉的翻版。24岁那年，伊尔姆在电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会场上邂逅了法斯宾德，她坦言，法斯宾德其貌不扬，但有一种迷人的天赋，“仿佛能看穿你的外在，深入你的灵魂。”在法斯宾德的说服下，当时就职于德国汽车协会的伊尔姆辞去工作，开始追随这位其时还未崭露头角的电影奇才。

1966年，伊尔姆担任法斯宾德的短片处女作《城市流浪汉》的女主角，此后共出演了法斯宾德的二十余部作品，其中包括享誉影坛的《爱比死更冷》、《四季商人》、《恐惧吞噬灵魂》等。但除了早年的几部短片外，伊尔姆饰演的大多是愁苦、阴鸷或冷酷的女配角，她坦承自己很想像汉娜·许古拉和玛姬特·卡特森那样，演一些“精彩的人物”和“美丽的女子”，却永远无法得偿所愿。《法斯宾德的世界》一书的作者罗纳德·海曼称，“法斯宾德几乎以一种虐待性的心理来指定她所扮演的角色，以看到她希望穿着高雅戏服与饰演耀眼人物的野心受挫为乐。”

在片场，法斯宾德也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欣赏和调用着伊尔姆的脆弱。他指导伊尔姆演戏的方式是极力打击她的自信，甚至不惜出言谩骂，将她逼入情感的死角，从而呈现出自己最想捕捉到的情绪。而作为法斯宾德的生活伴侣，伊尔姆也时常扮演着受虐者的角色，在一次采访中，法斯宾德称伊尔姆“只有在受伤害与被压抑的情况下才能寻得存在的意义与欢愉”，是“天生的牺牲者”。

1977年，伊尔姆最终结束了与法斯宾德的纠葛，从慕尼黑搬至柏林，与儿童文学作家迪特马尔·罗贝格结婚。不久，她的演艺生涯再度重启，先后与赫尔佐格、施林根西夫等导演合作，并凭借影片《天堂》获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值得一提的是，在遇到施林根西夫后，她逐渐跳出遵循他人指示的枷锁，开始发现“即兴创作的乐趣”，也“比平时更信任自己”。

2020年5月26日，伊尔姆·赫尔曼因病去世，享年77岁。如果说追随法斯宾德的十年让她在使之成长、亦将之禁锢的蚌壳中经受了痛苦的打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法斯宾德”时代的伊尔姆则像是一颗成熟的明珠，在更廣阔的天地中大放异彩。直至2018年，伊尔姆还活跃在德国戏剧、电视、电影和广播的舞台，据说，她那独具魅力的巴伐利亚语调令那些“从未见过她的人也总能认出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