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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3期（总第714期）

卷首语

花

吴冠中

高粱与棉花 吴冠中 油画 1972年

鲜花令人珍惜，是由于花期苦短，落花流水春去也。花似青春，年华易逝，诚是人生中的千古憾事。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或深远的含义，人们歌颂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兰花为空谷幽香，梅花的香则来自苦寒。其实，正缘于生生灭灭的匆匆轮回，人间才有了缤纷多彩的万物。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终年酷热，我同新加坡的友人开玩笑说，你们不分春夏秋冬，便没有风花雪月，也便失去了文学和艺术。新加坡的国花兰花，鲜艳夺目，终年常开，但似乎难比荷花或梅花由于身世而形成的独特风姿。

人生缺不了花朵，但从未开花的人生当也不少，灰色的、苦涩的人生难以与花联系起来。一路开花的人生也许有过，马嵬坡之变以前的杨贵妃是否一直是盛开的花朵，也难说。开花原本是为了结果，花开只是一瞬，果实才是恒久的。果实本也不可能恒久，之所以能恒久，是因为它成为种子。桃花易开易落，但因结桃子，年年开，千年开。人们自我安慰：人生短，艺术长。艺术之长，也应当依靠种子生发新枝，失去启发性的艺术是不结种子的艺术，只能像花朵开过一次便消失。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吴冠中散文精选》一书）

文苑·文苑

长夜花事

李修文

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一趟县城郊外的苹果林，采回一大束苹果花，再将它们献给剧组里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几天前，这名演员在这片苹果林里拍夜戏，突然就喜欢上了苹果花，便要求剧组每晚都给她送上一束。新晋的一线明星发了话，剧组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找到苹果林的主人，花了高价，每天去采花。这采花的差使，莫名其妙地落到我这个跟组的编剧头上。

每天爬上粗石遍地的山坡，那满目的苹果花根本不能令我生出半点儿喜悦。相反，它们是仇敌：一朵朵的，无非呈喇叭状，无非有五片花瓣，无非有尖长的萼片和一点点若隐若现的香气。

和我一样不喜欢苹果花的还有一个人。因为我们夜夜都在苹果林里相逢，终不免攀谈起来，我由此知道这个如鬼魂一般的中年人，来自三十公里外的深山煤矿。他得了尘肺病，长年在山坡下的医院治病，唯一的女儿却在江苏打工，为他挣来一年的医药费。

大多时候，我们两个人各自在林子外的田埂上远远地相隔着，也不说话。苹果花看久了，倒是也看得过去，我便没话找话，劝他也去好好看看苹果花。他却对我说，是女儿听说苹果花开了，每天都打电话催着他前来散心，如果不是为了让女儿放心一些，打死他，他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这一年春天，连日风狂雨骤，渐渐地，花期很短的苹果花已经不能令女明星满意。终有一日，女明星吩咐下来，不用再去采花了。接到电话通知时，我已置身于苹果林，于大风之中，刚刚拼命采摘了最好的花。如释重负之余，我望着满园的苹果树，心底倒生出了几分不舍。再看那个中年人，他似乎想对我说几句道别的话，结果却什么都没说。

然而，就在第二天傍晚，风雨大作之时，旅馆里，我的房门突然“咚咚”响起来。我去开门，却一眼看见那个中年人。他一把攥紧了我的手，要我无论如何都帮帮他。

原来，就在当天早晨，他在外打工的女儿回来了，她路上受了风寒，发着高烧，硬撑着回来，竟晕倒在他的床边。还好女儿很快就输了液，并无大碍。只是，她在昏迷时，嘴里一直都喊着：“苹果花，苹果花……”他知道，女儿最喜欢花，无论如何，他都要给女儿采一束苹果花回来。可是，昨晚风雨太大，短短一夜工夫，满树满树的花竟然一朵也没剩下。

所以，他打听了半个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的住处，为的是问问我，昨晚采回的那一大束苹果花，能不能卖给他。我只好告诉他，那束花早已在女明星的房间。顿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怎么办呢？”他自语着，对我笑了一下，意思是打扰了我，便转过身去，慢慢朝电梯门走去。

可几乎就在刹那间，我下定了决心。我追上前告诉他：“今晚，女明星又在拍夜戏，要不然，我们去把那一大束苹果花偷出来。”听完我的主意，他吓了一跳，低头沉吟半晌。最后，他抬起头，严肃地对我说：“算了，不去了。”

而我，主意既然已经定下了，便没有再管他。电梯的门一开，不由分说地，我将他拉进了电梯。可等我们来到女明星的套房门口时，他死活也不肯踹开房门。在房门前站着，他先是将头顶的监控指给我看，然后又横下一条心，对我说：“说到底，一束苹果花只是一桩小事，万一被人发现了，弄不好，你的工作就丢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害了你这个与我萍水相逢的好兄弟。”说完，他推开我，奔逃着消失在走廊尽头。

到了这个地步，这一场历险，只能半途而废了。我走到楼梯口，打开窗户，风雨大作之声顿时横冲直撞进来。

偏巧在这时，我一眼看见，停车场里，几朵苹果花，连枝带叶，正在风中和雨水里沉浮辗转，有那么几朵，被风驱使之后，竟然朝我飞奔而来。我认得它们——它们都是我亲手从苹果林里采来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后，我终于看清了——停车场西侧的自行车车棚尽头，有一个半人高的垃圾桶。

那些苹果花，应该是被丢弃在那里，而后又被大风卷了出来。

两分钟后，我来到垃圾桶旁边，迎面便闻到一股香气：经过大风的洗礼，苹果花的香气不仅没有被压制，反倒像一个义士般不管不顾起来。再看那一大束花，虽说身在腥脏之地，却好似黑暗里的孤儿，好好地端坐着，等待着最后的搭救。我手忙脚乱，将它们全部抱在怀中——它们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苹果树的枝头，还在守着贫寒，守着希望，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是谁。

还等什么呢？我解开外套，用它遮住那束花，这才钻进雨幕。跑过一条店铺都早早关了门的小街，在一家小超市的门口，我看见了他——那个中年人。我大呼小叫了好半天，他才转过头来。我看见，仅仅片刻的工夫，他已经冷得全身都在哆嗦。我朝他奔跑过去，这才看见，他并不是站在小超市门前，而是站在一家已经停业的花店门前。

我从外套下掏出花来，塞进他怀里，告诉他，这束花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他似乎不相信，但是，当他抱着花，慌乱地打量了我一遍，眼神里却突然增添了诸多的笃定。就好像，这一瞬间，信任，某种巨大的信任降临了。他定定地看了我一小会儿，突然给我敬了一个礼。

这一回，轮到我被吓了一跳，不知该如何是好。终于，漫长的敬礼结束了，他的脸上也奇异地多出几丝红晕。我问他是不是当过兵，他说，他没当过兵，他敬的也不是军礼。他在矿区当过保安，在那里，他总是给人敬礼。现在，无论他有多么感谢我，也无非给我敬个简单的礼而已，如果我喜欢，他可以再多敬几个。我连忙阻止了他，指着花，催促他赶紧回去。现在的他，早已被巨大的信任笼罩住了，既然相信了花，又相信了我，便不再多话，转身朝着医院的方向跑去了。

看着他奔跑，刹那间，我竟然觉得，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鬼魂，已经从他的身体里挣脱了出来。我知道，这焕然一新的面貌和他怀里的苹果花有关，但是，那更是因为巨大的信任。我也想和他一样，去感受巨大的信任，于是，站在花店的门口，我迟迟没有离去，而是打量起周遭的一切。我对自己说，要相信，相信小花店，相信行道树，相信小店铺，说不定，它们全都是被大风吹过的苹果树，苹果树上开满了苹果花，那些苹果花，全都知道自己是谁。它们是受过的苦，是可能的收成，是一亩三分地上的求法僧。

（夕梦若林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致江东父老》一书，沈璐图）

文苑·文苑

大宋的雪

董改正

寒林骑驴图（宋） 李成

大宋的雪落在大宋的版图上。落在汴河的桥上，落在冻滞的酒幌上，落在东京鳞次栉比的瓦片上，落在宫殿的飞檐上。那匹驮着麦子走过熙熙攘攘长街的骡子，也驮着一身白雪和一团移动的热气。街角卖烧饼的大伞旁，一对久违的老友已经聊了很久的家常，雪落满了他们的双肩。

又是好大的一场雪！雪如杨花，他们的面庞在雪中隐现。他们似乎言尽了，眼望着远方，透过朦胧的雪幕，仿佛看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我，就像一场梦。三百多年，足够慢慢地做一场长长的梦。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一场接一场的雪落在《宋史·五行志》里。第一场雪飘在建隆元年（960年），也许用“显德七年”更为恰当。虽然“禅让”之后，雪或许还在下，但历史已经翻篇，雪已经不是后周的雪。

建隆元年（960年）的正月初一，天气肃寒，浓浓的雪意和浓浓的年味一起弥漫在汴梁城里。这样的天气无论是对于后周，还是对于北汉或者契丹，都不是用兵的好时候。但一则事先张扬开来的战争消息，让符太后和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以及一帮臣子们手忙脚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和他的弟兄们却笑了。迅速集结的三军在正月初三出发，当晚到达汴梁城外二十公里处的陈桥驿。雪下得很大，落在兵士们的征衣上，落在他们抬头望天的面庞上，落在他们驻扎的营帐上。

怎么停了？不是说前方战事吃紧吗？一定会有人这样问。这不是你我能管的事，让停就停，让开拔就开拔，让杀谁就杀谁。“或者是因为雪吧？”一定有人眯缝着眼睛看着雪，漫不经心地答道。

次日黎明，将军严令他们要以气壮山河的气势，对黄袍加身者呼“万岁”。他们做得很好，相信他们的呼声一定可以穿过厚厚的雪幕，到达帘幕无重数的皇城内。一定是这样的。第二天就改元“建隆”了。禅让大典是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完成的，真应了那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街上各扫门前雪的商铺小二，也许并不知道已换了人间，他们的清晨问候语依然是：“好大的雪啊！”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禅让，禅让书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两位顾命大臣也很知趣，他们很配合，典礼圆满结束，江山就易主了。

一场接一场雪频频光顾大宋的疆域，“雪盈尺”“民多冻死”“断流”“伤麦”“冻馁”这样的表述充斥着大宋的史书和奏折。

雪图（宋） 巨然

大宋的骨子里，有消散不去的悲凉雪意。大宋的白雪中，有人夜过汴梁桥，有人风雪山神庙，有人在汴梁的巷子深处，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还有人白衣胜雪，一曲新词酒一杯。

大宋的雪是宿命的雪，寒冷是大宋的宿命。大宋处于“第三寒冷期”，有宋以来，天气极寒，福州的荔枝树绝种两次，太湖冰冻三尺可以跑马，华北的居民看不到本地的梅花。幸运的西汉、唐，则分处第二、第三“温暖期”。

大宋的雪，也下在同时期的辽、金、西夏、吐蕃、蒙古和大理的国土上，雪里的大宋版图，看上去像一阕小小的《如梦令》。雪里的大宋，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百业兴盛。高鼻深目的异邦人，坐在雕镂精美的听雪轩内，手指敲着檀香木的桌面，轻哼柳词。

大雪弥漫的大宋，国土面积最大时，只有汉的二分之一、清的四分之一，而人口远迈汉、唐，经济、科技和文化也卓立于世界。这是历史的奇迹。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和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城市化、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等方面远超世界任何地方，它有理由把其他地方看作蛮夷之邦。风雅富庶的宋是地上的天国。

戴笠披蓑，走进飞雪连天的大宋，看看在那些年的雪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淳化四年（993年）冬，大雪，太宗赵光义赐京城“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这可能是“雪中送炭”的出处。除此之外，每到严冬，官府必将储备的柴炭减价出售，以惠贫民，以致京师炭价涨不上去。

在大雪极寒之时，朝廷诏令收养乞丐和老幼，将他们养在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和慈幼局内，务必使路上没有冻死的乞丐，没有啼饥喊饿的孩子。在这些慈善机构中，成年人每日施与粳米或粟米一升、铜钱十文。在十一月到正月这最冷的三个月里，每人加柴炭、五文钱，小儿减半。孤贫孩子中若有伶俐的，令其入学就读，并供应衣食。

大宋的雪是温暖的雪。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六日，崖山已经春暖，宋战败，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随行的十多万军民，再无留恋，相继跳海。民无罪，他们本可不死，可他们甘愿赴死，因为天气虽暖，而大宋不在。

朔雪纷飞，江山如铁般寒硬。看不见的冷，塑造了不一样的大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是大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大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大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也是大宋。

大宋有热血，但更多的是冷静；大宋有豪情，但更多的是淡定。雪是冷的，冷让人安静、冥思、智慧、成熟、务实。它像一个历尽沧桑的中年男子，不事浮华，不重名利，只要真实的幸福安宁和有审美感的精致生活。无论他怎样伤春悲秋，怎样浪漫多情，他总会及时冷却。

大宋的雪，冰冷了大宋的热血，照亮了大宋的眼睛，磨炼了大宋的智慧。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不能要到。学者蒋复璁说，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以后的历史。事实上，它换来了宋辽之间百余年的和平，并且通过互市，大宋不仅拥有远超岁币的贸易顺差，更输出了文化和货币。辽其实是大宋的辽。

雪后的大宋如何？大宋的风雪图有很多。北宋李成有《寒林骑驴图》，骑驴郊野，苍松白雪，气象萧瑟。北宋巨然有《雪图》，奇峰积雪，河流凝滞，行人迟迟。南宋马远有《晓雪山行图》，老梅零落，行人曲背弓腰，两驴驮炭，行道缓缓。南宋夏圭有《雪堂客话图》，白雪映堂，人物潇洒。南宋李东有《雪江卖鱼图》，江天暮雪，茫茫一片，远山戴雪，一棹停驻，披蓑戴笠的渔夫煮出千年的鱼香。

大宋多雪，多文人，多画家。南宋的林洪，游武夷六曲，遇大雪，得兔一只，不会烹调。有人告诉他，将兔子杀好，片薄了，用酒、酱、椒料腌制一下，再放在沸腾的汤里“摆熟”。林洪一试，肉色如云霞，称之为“拨霞供”。

这年依然雪大如席。芥隐僵卧草庐，忽听敲门声甚急：“先生在吗？先生好吗？”“吱呀”开门，风雪涌入，却见一个小童负炭一筐，殷勤笑道：“先生，给您送炭来了。”小童进屋将炭放下，递书一封，便出门踏雪而去。

这年也是大雪，杨时和游酢为解惑释疑，正踏雪向程门而来。程府寂寂，梅香缕缕，鸟雀稀疏。门边炭炉微红，程颐释卷几上，正倚炉酣睡。杨时侍立不去，程颐醒来时，门外大雪已深一尺矣。

雪中的汴梁城，更较平日热闹。早点铺子冒着热气，熟食铺子的“灌肺”“炒肺”更为热卖。粥铺里坐不下了，有人站着喝粥。卖洗脸水的铺子前，更是排起长长的队伍。雪后的酒店里，行菜唱名，焌糟温酒，精致的宋瓷盛着大宋的油光。瓦舍勾栏里，一个个用栏杆、绳索、幕幛隔出的小场地中，相扑、傀儡、影戏、杂剧、商谜、学乡谈各自上演，气氛热烈。

雪落山村，雪落水村，雪落山川，雪落平湖大泽。有脚印，有车辙，有船，有踽踽独行的人。有船顺江而下，顺河而行，雪一路随行。有侠客走进十字坡，大声说道：“小二，五斤熟肉，八角酒先打来！”有好汉走进密林……大宋的雪里故事很多，他们至今依然活灵活现地存在于诗词书画里，活在数不清的宋人笔记里，活在我们的血液和想象里。我们想起他们，他们就活起来。我们替他们活在时间里，我们是他们的藤蔓。兜兜转转一圈后，苏轼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大宋的雪，提供了这样的雪泥。大宋飞过，印迹永存。

唐诗里的雪下得大，雪下到宋词，就小了很多，也妩媚了很多。大宋的雪，美到让人不敢呼吸。大宋的雪，是自然的雪，也是人文的雪、抒情的雪。诗词中的大宋之雪，纷扬着大宋的气韵。曼声吟诵，真是销魂。

还有悲凉的雪。豪放派中，我爱稼轩胜过东坡，只因东坡更似唐人，而稼轩必属宋人。豪放加忧伤而为悲凉，书剑辛弃疾，能骑马突入敌营，擒敌而回；能献言《美芹十论》《九议》，陈述带兵方略；有“溪头卧剥莲蓬”的稚拙，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痴情，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英武，却终于时也命也，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却终是“无人会，登临意”，落得个“可怜白发生”。

如果将大宋比作男子，那就是辛弃疾；比作女子，那便是李易安。

唐的音节响亮，宋却是风流蕴藉。这个决定以宋为国号的粗豪汉子，他的内心是否与曹孟德一样，有着风花雪月和对酒当歌相互缠绕的铁血柔情？大宋的气质，是否来自这个叫赵匡胤的人？《明史·太祖本纪》里，没有关于朱元璋擅长艺术的记载，而赵氏兄弟的子孙中，有赵佶、赵构和赵孟頫这样的天才。是基因的自然书写，还是崇文抑武国策的结果？而崇文抑武，是时势下的必然选择，还是他的独创？

建隆三年（962年）的一个夜晚，大雪，赵普早早休息了。雪落无声，一片阒寂中，骤然响起敲门声。赵普亟出，只见太祖立在风雪中，他连忙迎拜，太祖微笑着扶起，说他已约好晋王了。不久，赵光义就到了。三人坐在堂中垫褥上，炽炭烧肉。赵普的妻子亲自行酒，太祖呼之以嫂。那天晚上，赵匡胤问的是取太原之计。赵普陈述削平诸国，再图太原的建议。太祖大笑，说：“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

早在建隆元年（960年）年末，太祖就见过赵普。是时，李重进叛乱始平。太祖召见赵普，问长治久安之策，赵普提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略。建隆二年（961年），太祖“杯酒释兵权”。

一代代的人，都会活成大数据，供后人研究，就像大宋的君臣子民，就像我们。挣扎，斗争，龌龊，即使在最美好的大宋，也少不了。一部大戏，没有矛盾便无法展开；一部历史，没有冲突便无法进行。历史既然是存在，既然要书写，那么，人就是它的文字，必须要动起来，悲壮惨烈，然后人来人往。

（清影摘自《红豆》2020年第4期）

文苑·文苑

山鸡

〔日〕夏目漱石
◎张雨晗 译

我们五六个人围着火炉谈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年轻人，我既没听过他的名字，也没和他打过照面儿，完全是个不相识的人。他没有带介绍信，而是让人传话，说要见我。我刚吩咐仆人，将他请到客厅，就看到他手上拎了一只山鸡，径直走进我们围坐的房间。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他把那只山鸡放在座席中央，说：“这是从我老家带来的。”语毕，他将山鸡当作礼物赠给我。

那天天气寒冷，大家当即把山鸡炖了汤。收拾山鸡的时候，年轻人穿着和服裙裤，走到厨房，亲手拔毛、切肉、剁骨。年轻人个子不高，脸型瘦长，苍白的额头底下架着一副闪闪发光的高度数近视眼镜。而他身上的那条和服裙裤，远比眼镜和嘴上薄黑的小胡子引人注目得多。裙裤是小仓布材质，布样是大气的粗条纹，通常很少在学生身上见到。他将双手放在裙裤上，开口道：“我是南方人。”

过了一周，青年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自己写的稿子。由于文章实在不尽如人意，我便毫不客气地告诉了他。他说要回去改改，就把稿子带回去了。又隔了一个星期，他揣着稿子上门找我。如此这样，他每次上门都带着自己的稿件。有一次，他甚至带来两三册的大部头，但这部作品是他的稿子中最不佳的。也有那么一两次，我从他带来的稿子里择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推荐给杂志社。但那也只是编辑承了我的情才予以发表的，连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我听他说，他生活拮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告诉我，他以后打算鬻文为生。

有一次，他带来一件很奇妙的玩意儿。那是将菊花晒干，做成薄海苔一样的片状，再压实后做成的。正好在场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这可以做入精进料理，将其用水发泡后，在沸水中焯一焯，就能当作下酒菜享用。之后，他又带来一枝铃兰绢花给我，说是妹妹扎的。他拨动铜丝做的花蕊，花骨朵儿就转起来。我这才知道，他是同妹妹一起持家的。听说兄妹俩租了薪柴铺子二楼的一个房间，妹妹每日都要去学刺绣。在这之后，他来我这儿的时候，带了一枚西装领结，青灰色的结扣上绣着白蝴蝶，用报纸包裹着。

“要是您能用的话，请您收下。”说罢，他放下纸包离开了。

安野看到了说“给我吧”，就拿回自己家去了。

此后，青年也常常来，每次都与我天南地北地聊上半天，他故乡的风景、习俗、传说，还有传统的祭祀仪式，等等。他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在篆刻上颇有造诣。祖母曾在大户人家做过事。他是猴年出生的，见我对猿猴十分感兴趣，便不时捎来一些与猴相关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华山画的长臂猿，他说下次带来给我过目。但自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寒暑往来，不知不觉间我将青年的事情淡忘了。有一日，暑气正盛，我只穿一件单衣，坐在阴凉的客厅里看书。青年突然来了。

他依旧穿着那条布料上乘的裙裤，不断用手帕擦拭苍白的额头上沁出的汗水。看样子他比之前消瘦了。他对我说：“我实在很难启齿，能否烦请您借我二十块钱。”他又解释，“说实话，是我的一个朋友得了急病，我赶忙送他住院，却无奈为钱所困，只得私下奔走筹些钱。确实是万不得已，才到您府上叨扰。”

我放下书，凝视着青年的脸。与往常无异，他双手端放在膝盖上，低声说：“请您——”

我反问一句：“你朋友家中如此贫寒吗？”

他急忙回答：“不，也不是。只是离家太远，一下子没办法应急，这才求您帮忙。过上两周家中寄送的钱到了，我定会马上归还。”

我答应设法帮他筹钱。他从包裹里取出一幅画轴。

“这是前些日子同您说过的华山的画。”

说着，他展开画轴让我看。我一时辨不出好坏，但查了一下印谱，既不像渡边华山，又不像横山华山。

青年说：“画就先放您这儿，我走了。”我拒绝说：“这可不必。”但他不听，放下画轴就走了。第二天，他上门来取钱，从此杳无音信。约好的两周到了，却连半个人影也没出现。我想，说不定我是被骗了。长臂猿的画轴就这么一直悬挂在墙上，时间不知不觉到了秋天。

到了穿着夹衣身上觉得紧绷的时候，长冢照例来问我借钱。我对他一借再借的行为颇为反感，却不经意地由此想到那个青年。我对长冢说：“倒是有一笔钱，你要是能讨回来，我可以借给你。”

长冢挠挠头，踌躇半晌，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说：“那我去试试看吧。”

于是，我给青年写了一封信，让他将前些日子借去的钱交给来访的人。同时，我将猿猴挂轴也一并交给长冢带过去。

次日，长冢又坐车来了。他刚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我昨天写的那封信，信原封未动。我问他昨天是否去了青年那里。长冢眉头紧锁道：“去过了，但根本行不通。那人家中实在贫寒惨淡。家徒四壁不说，女的做刺绣补贴家用，他自己则生了病。我实在开不了口问他还钱的事情，只得安慰了一番，并将画轴还给了他。”

“哎呀，原来是这样。”我多少有些吃惊。

翌日，青年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我对您说了谎，真是抱歉，画轴我已经收到了，请您放心。”我将他的明信片与其他信件堆在一起，收进杂物箱。在这之后，青年的事情也彻底被我置之脑后了。

转眼冬日即至。照例忙碌的新年又开始了。我趁着没有客人来访的空当，开始工作，这时女佣送来一个油纸小包裹。接过来，我感觉像是个圆的东西。包裹上没写寄信人的名字，我估计是前不久的那位青年寄来的。我打开外层包的油纸，剥开报纸，里面是一只山鸡。另外，他附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后来又遇到诸多事情，一直到现在才能回老家。承蒙您借我那笔钱，三月进京时，我一定还您。”信被山鸡血粘住了，我费了一番功夫才剥下来。

那天是星期四，晚上家里来了一群青年。我和五六个人一起，围着大餐桌品尝美味的山鸡。我们祝愿那位穿着阔气布料裙裤、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能成功。等那五六位客人离开后，我给青年写了一封感谢信。我在信中专门加了一句话：“去年那笔钱，你不必介意。”

（小林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想为你连根拔除寂寞》一书，赵希岗图）

文苑·文苑

塞壬的沉默

〔奥地利〕卡夫卡
◎谢莹莹 译

不完善甚至幼稚的方法能使人得救，这个故事是个证明。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塞壬的诱惑，奥德赛用蜡塞住耳朵，还让人把他牢牢地铐在桅杆上。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从一开始，所有旅人也都会这么做，除了那些老远就被引诱去的人。但是，世人都知道，这样做根本没有用。塞壬的歌声能穿透一切，蜡丸更不在话下，受诱惑者的激情足以使他们挣断比铁链和桅杆更牢固的东西。这一点奥德赛或许也听说过，不过他并未多加考虑。他完全信任那一小团蜡和那些铁链，并为找到如此绝妙的计策而兴奋不已。他朝着塞壬迎面驶去。

然而，塞壬有比歌唱更为可怕的武器，那就是沉默。虽说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但可以想象得出，或许有人曾经躲过塞壬的歌声，但绝没有人能够躲过她们的沉默，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她们。那种由此产生的横扫一切的高傲的感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抵挡得住。

当奥德赛到来的时候，这群法力无边的歌唱家果真没有唱歌。或许她们以为，只有沉默才能胜过这个对手；或许因为奥德赛一心只想着蜡和铁链而喜形于色，她们见了就忘记了唱歌。

但是奥德赛，让我们这么说吧，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她们正在唱歌，只有他一个人听不见。他瞟了她们一眼，看见她们转动粉颈，深呼浅吸，眼里含泪，朱唇半启，他以为她们正啭喉高歌，而歌声在他周围消失。他眼望远方，一切很快就远离他的视线。塞壬们简直就是在他眼皮底下消失的。当他离她们最近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了。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的塞壬，却伸展、转动着身体，任海风吹着她们令人生畏的松散的长发，将伸开的利爪搁在岩石上。她们不再想诱惑人，只想尽可能多地捕捉一些从奥德赛的双目中射出的光芒。

如果塞壬们有意识的话，她们当时就会遭灭门之祸。而因为情况不是那样，她们存留了下来，只不过奥德赛逃离了她们的魔掌。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段补遗。传说奥德赛诡计多端，是只老狐狸。他的内心深处就连命运女神也侵入不了。虽说正常人无法理解他的这种做法，但说不定他真的觉察到塞壬们沉默着，而他将计就计，演出上面说的那一幕，以之作为盾牌，抵挡塞壬和诸神。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卡夫卡小说全集》一书，袁粒铭图）

文苑·文苑

十三不靠

冯骥才

文人圈子，有个人既在圈内又在圈外，这个人叫汪无奇。他人长得周正，不流俗，平时喜欢穿一件天青色的长衫，净袜皂鞋，带点儿文人气，却不是文人。

说他在文人圈内，只是说文人们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个造笔的人，造的笔讲究好使，写字画画居然都挺好。说他在文人圈外，是很少有文人见过他，更少有人见过他的书画。说白了，他有些飘飘忽忽的小名声只是在文人圈内偶尔传一传而已。

他爹原在安徽徽州造笔。徽州的笔好，那时，天津的笔庄、笔店都从南边进货，他却看好天津这个四通八达的码头，举家搬到天津，就地造笔，开店卖笔。店名起得好，叫作“一枝春”，地点在针市街。临街四五间屋，后边一个小院，前店后厂，吃饱干活，日子过得不错。汪无奇自小跟着爹学手艺，长大随着爹干活。他天生好书画，又有悟性，无师自通。但他不在文人圈里，书画是好是坏，谁也不知；别人说好说坏，他也不在意。他有个性，自己随爹造笔、卖笔，活得开心，并不求在书画上出人头地。父亲过世之后，他照旧这样干活养家，以书画自娱。他挺喜欢这么活着，轻松又能保持自我。

汪无奇造的笔是徽州笔，分为羊毫、狼毫、兼毫三种。他自己写字作画用的却是自制的鸡毫笔。鸡毛是从家里养的公鸡身上拔下来的。他画画走石涛、八大山人一路，写字偏爱南北朝的游僧安道一的隶书。人不受拘束，书画也随心所欲。

可是他没想到，外边虽然没几个人见过他的字和画，却有不少人说他的字和画好，渐渐竟还有“奇才”“怪才”“鬼才”之说。他偶然听到了，一笑而已，只当人家拿他打趣。

可是他不明白，那些人念叨他干吗？自己不过是一个造笔的，画好画坏跟谁也没关系，他也不想跟谁有关系。他写写画画只是为了自己一乐，只要自己高兴就得了。

一天，锅店街上的于三找他。于三迷字画，喜欢用一枝春的笔。这人在书画圈里到处乱窜，三教九流全认得。今儿他一来就嚷着说，城里书画圈里一位叫盛登云的大名人要见见汪无奇。他还说：“人家的画不卖银子，只卖金子。想得到他的画今年付了钱还不行，后年才能取到画。可人家点名要见你，叫我领你去。”

汪无奇很好奇，说：“我卖笔，又不卖画，见他干吗？”

“不是你要见人家，是人家要见你，才叫我来找你。见见面总是好事，说不定人家是看上了你家的笔呢。”

汪无奇没见过大名人，怕见大名人。一听说人家可能看上了一枝春的笔，他便随于三去了。他走进盛登云家的大门就蒙了。这房子、门楼、客厅、排场、摆饰，还有盛登云那股子牛劲，都叫他犯怵，只想走掉。他发现盛登云的眼珠是白的，这人怎么没黑眼珠，好像城隍庙鬼会上的白无常。后来盛登云瞥他一眼，他才看见这人有黑眼珠，不过眼睛一直朝上，不屑于看他而已。既然瞧不上他，为何还要请他来？

而且，盛登云没有请他坐，自己却坐在那里，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地夸赞自己。他还没见过人这么夸赞自己的。盛登云说秦祖永《桐阴论画》中把画分作“逸、神、妙、能”四品，他说自己早在十年前就把“逸”字踩在脚下了。于三好奇，问他：“那么您是哪一品呢？”

“自然是极品了！”盛登云说完，仰面大笑，直露出了嗓子眼儿。

汪无奇不再听他说，而是侧过去看挂在他家墙上的他的画。不看则已，一看差点儿笑出声来。汪无奇心想：画这样的破画也算名家？于是，他不想在这里受罪，告辞出来。

走出盛家，汪无奇问于三：“这位姓盛的在咱天津排第几位？”

“自然是头一号，至少也是第一流。我能拉你去见二三流吗？你说你还想见谁，我都能带你去见。马家桐？张和庵？赵芷仙？见谁都行，我都认得。但你见他们时，可不能提这位盛先生，他们之间谁也瞧不起谁，互相骂。”于三说。

“行了行了，我谁也甭见了，还是关上门自己玩吧。我不费这劲儿。”汪无奇说。

汪无奇以为关上门，就与世隔绝了。其实不然，他卖笔，就离不开写字画画的人。再说，他还有几个爱好书画的熟人，虽然都没什么名气，画的画也没人要，却使劲往这里边扎。这几个人都佩服他，说他有才，恨不得他出名，于是到处夸他。这样，书画圈里就把他愈说愈神。人们只是嘴上说，并没有看到过他的画。看不到也好，没法挑刺儿，要说只能说好。

如是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一天，一个老爷坐着轿子上门来找他。这人穿戴讲究，气概不凡，身后跟着两个青衣仆从，进门就要看字看画。汪无奇见这人身带官气，他更怵当官的，不敢靠前也不想靠前，便说自己是造笔的，没念过书，哪里会画画。说话时，他脑筋一转，又说：“我想您可能找错人了。听说城里边有一个与我同名的人，能写善画，来买过笔。听说他也叫汪无奇，是汪无奇还是王无奇，我就不清楚了。人家是名人，不会与我多说话。”

这位老爷听了，沉着脸转身走了。

这事叫于三知道了，埋怨他说：“你干吗不拿出画来给他看？天津能写能画的人多了，人家凭啥找上你家，就是耳闻你的大名了。天津八大家，有一家瞧上你，你就不白活这一辈子了！”

谁想，汪无奇听了，笑了笑，并不当回事。

事后，市面上就有流言传出来，尤其在文人圈子里传得厉害。这传言听起来吓人，说那天去拜访汪无奇的是知县大人刘孟扬。刘孟扬是有学问和好书画的人，字写得好。可是汪无奇没拿出画来给他看，叫知县大人碰了一鼻子灰！

传这段话的人，什么心思的都有。有的说汪无奇是一位奇人，性情狷介古怪，连知县大人微服私访也不买账；有的说他不过一个小手艺人，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硬把津门的父母官得罪了，大祸临头了；有的则猜不透汪无奇到底是傻、是痴、是愚，还是真怪，有钱不赚，有官不靠，摸不透他到底是哪一号人。

这事过后，文人圈子开始真的把他当回事了。

有一个小文人叫孟解元，喜欢徽笔，常来一枝春。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孟解元领着一个中年人来串门。汪无奇不喜欢和生人交往，但因与孟解元熟识，不好谢绝，便让进屋来。来客说话带京腔，文雅和善，不叫人讨厌。孟解元说，这位来客是京城人，会画画，尤精泼墨山水。这人那天在孟解元家画了一下午，孟解元忽然想起应该请他到这儿来，给汪无奇画一幅，他想叫汪无奇见识一下京城的画艺。孟解元说：“反正他是京城人，天津这边只认得我，再没熟人。明天一早人家就回去了。”

这句话叫汪无奇放下了素常的戒心，领他们去后院的书斋，铺纸研墨。京城来客一挽袖子，抓一支羊毫大笔，连水带墨挥上去，很快就浓浓淡淡，山重水复，满纸云烟。画得虽不算好，却勾起了汪无奇的画兴。画画的人来了画兴，刀枪都拦不住。

他待来客画完，把画撤去，为自己铺上一张白宣。他用自造的鸡毫笔作画。鸡毛特别，有细有粗，有软有硬，毛上有油，水墨一抹，异趣横生，处处有意外，处处闪灵光。京城来客惊呼：“好一片墨荷，当世的石涛、八大山人！我头一次见用鸡毛扎笔作画，胜过凤羽啊！”

从未有人见过汪无奇作画，孟解元也是头一次看，又惊奇又兴奋，连连叫好，像是在看戏。汪无奇被鼓动得画兴只增不减，浑身发热，脑袋冒汗。他脱掉长衫，一身单裤单褂，信手又画了一幅风竹。京城来客就势说：“用这鸡毫写字如何？怕不如画画好使吧。”汪无奇听了，二话没说，又铺一张纸，换一支两尺多长的粗杆鸡毫大笔，蘸了浓墨，写了八个大字：风生水起，逸兴真情。

京城来客说：“这几个字——尤其这个‘真’字，放在今天这儿再好不过了！”

汪无奇听了高兴至极，以为遇到知己。谁知这时，京城来客忽从怀中摸出一包死重的东西，递给汪无奇。汪无奇不知是啥意思，京城来客解释说：“这是三根金条，我买下您这两幅画和一幅字了。您给我盖上印章吧。”

汪无奇更觉奇怪，心想你都没问我卖不卖，怎么就叫我盖印章？他说：“我是卖笔的，从来不卖字画。再说，你干吗给我这么多钱？”

京城来客说：“您的字画明天会更值钱！老实跟您说，我是在京城琉璃厂开画店的，久闻大名，特意来拜访。今儿看到您作画，比听到的厉害。我来帮您卖画吧！您要信得过我，咱们六四分成，您六我四。但是有言在先，咱们成交之后，您的画和字只能叫我卖，不能再给旁人，送人字画也得我点头才行。我知道您不和天津这里的人交往，我们和这里的人也没来往。等您的画价在京城卖起来，我保您在天津称王！”京城来客说到这里，满脸堆笑，再没有刚才那股文雅劲了。

孟解元在一旁说：“等您功成名就，我给您研墨！”

谁料汪无奇听了，立时变了一个人。他非但没接过金条，反而像被人羞辱似的，一脸怒气。他扭身把自己刚刚画的画、写的字抓起来，唰唰撕成碎片，又将京城来客的那幅泼墨山水塞给孟解元，不再说话，送客出门。那两个人出去之后走了半天，仍然一脸惊愕与不解。

从此，汪无奇再不与任何人交往。于三来过两趟，都叫他撅走。孟解元不敢再露面。但很多人不明白，天津卫是个赚钱的地方，汪无奇为何有钱不赚？卖笔不也是为了赚钱？何况那是赚小钱。这不是推走财神爷，扭身去讨饭吗？

孟解元把他经历过的这件怪事到处去说，无人能解。有人骂汪无奇是傻蛋，有人骂他天生穷命，到头来穷死。

汪无奇的街坊却说，他一如往常，忙时造笔卖笔，闲时耍耍笔墨。各人的快乐，只有自己明白。一次，汪无奇的老婆在邻家打牌，他去找老婆。别人问他会不会打牌，他说：“小时候会打，但只打一种牌——十三不靠。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还有东西南北中发白，哪张也不靠着哪张，他只会这一种，也只喜欢这一种，别的都不会。”他还说：“这种牌难打，不靠旁人，全要自摸，这才好玩！”说到这里，他眼睛一亮，似有所得，回家便用鸡毫笔写了“十三不靠”的横幅，挂在书斋迎面墙上，成了他的斋号。

曾有人问他的不靠是哪十三个。他指指横幅左边，有一行指甲大小的字写的边款：

“吾所不靠乃权贵、名人、大户、混混、家产、亲戚、朋友、女人、小恩小惠、坑人骗人、送字送画、卖字卖画以及拼命是也。”

对于他，最要紧的还是最后三样。不靠送字送画，是不拿自己所爱换取好处；不靠卖字卖画，是不败坏自己的雅兴；不靠拼命，就是劳逸有度，知足常乐。

这人活到一九二二年才去世。去世前七天，他似乎已知自己大限将至，把书斋中所有的字画，还有他用了一辈子的鸡毫笔一把火烧掉。

（月月鸟摘自作家出版社《俗世奇人（叁）》一书，李晨图）

文苑·书林一叶

不要迷失

邱雨奇

“我看不见了”，一种奇特的失明症在城市暴发，患者的眼睛不会有任何不适，却有如陷入一片牛奶海洋，所见一切皆为白色。眼疾本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视力。不明原因的失明引发公众的恐慌，为防止进一步传染，所有的失明者和感染者被关进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加以隔离。

这是小说《失明症漫记》的开篇。这部小说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代表作之一。

隔离区发生的故事是小说的主线。没有自由，没有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感染者源源不断地到来，隔离区很快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盲人们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失去：首先失去的是体面，然后是同情心与羞耻心，最后为了生存，连尊严都失去了。

眼科医生是书中最早的一批感染者之一，他曾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只有受害者。但他只说对了一半，面对愈加残酷的生存斗争，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盲人们从一开始的恐慌痛苦到逐渐适应非人的生活，从相亲相爱到冷酷无情，从眼盲到“心盲”：弱者为一片过期的面包欺辱更弱者；丈夫把妻子献给盲人强盗，只为保证第二天的食物；盲人们对种种乱象敢怒不敢言，没有一个人敢奋起反抗……一场瘟疫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之恶，而这一切，只被一个人看见。

小说中，医生妻子的角色设定是耐人寻味的。她拥有正常的视力，是这场瘟疫中唯一的“幸运儿”。她完全可以成为这个残酷世界的女王，但她说：“我只是一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在一个健全的世界里，失明是一种不幸；但在一个失明的世界，能看见是一种诅咒。日复一日，她背负着这种诅咒前行，只因她看得见，她有责任——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正常视力的人的责任。

所以，她成为盲人的眼睛。她是盲人的拐杖，避免他们摔倒；她带领盲人抗争，冲破暗无天日的牢笼；她拼尽全力，让他们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活得有个人样。她也成了读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看守人的恐惧与冷漠，盲人强盗的血腥与残暴，也看到隐藏在这“白色黑暗”下的些许温情感动。

在小说的最后，眼疾突然消失了，正如它突然而至，所有人好像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醒了，一切如常。街道上车水马龙，司机依然为抢红绿灯而争得面红耳赤；丈夫和妻子携手归家，将那些不好的回忆关在门外；小孩牵着妈妈的手，感受久违的温暖。但灾难过后，一切就会变好吗？萨拉马戈借由医生的妻子传达了他的悲观——现在，我们只是变成了看得见的盲人。

要理解这句话，就要理解作者创作的初衷。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他曾说：“虽然我过得很好，但这个世界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创作这个冷酷黑暗的故事。

会传染的失明症是书中最大的隐喻，在这个荒诞的外壳下，萨拉马戈真正想揭露的是心理上的盲、理智上的盲——我们被环境、被权力、被恐惧与猜疑遮蔽，对人们遭受的苦难，对人性之恶视而不见，甚至与其同流合污。我们陷入这片“白色的黑暗”，变成了看得见的盲人。

萨拉马戈为这个世界充满看得见的盲而感到愤怒，他是清醒而无助的，正如小说中医生的妻子。但萨拉马戈又是勇敢而坚定的，他选择以文字为剑，划破这黑暗。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应该如何去做？小说中，一位盲人作家在发现医生的妻子没有失明时，轻轻地靠近她，握住她的手说：“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正如小说的题记中所写：“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我们能做的是去看见、去观察，不要因眼见心盲而迷失方向，让爱、怜悯、尊重……让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变成我们的拐杖，指引我们前行。

（木田摘自《三月风》2020年第4期，王青图）

文苑·诗笺

你的手充满时辰

〔德〕保罗·策兰
◎黄灿然 译

你的手充满时辰，你走向我——而我说，

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

于是，你把它轻轻提起来放在悲伤的天平上；它比我还重……

他们乘船到你那里，把它变成货物，然后把它拿到欲望的市场摆卖——

你从深处向我微笑，我在那仍然很轻的位置上对着你哭泣——

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他们拿出海里的盐水，而你给他们鬈发……

你低语，他们正用我来充满世界，而我在你心中仍然是一条凹陷的路！

把岁月的叶子放在你身边——是你走近吻我的时候了！

岁月的叶子是褐色的，而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

（林间摘自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

拄着手杖的旅人 〔意大利〕桑德罗·基亚 布面油画

人物·人物

奥斯曼大街的寄居者

申赋渔

过段时间巴黎就“解封”了，法国人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所有人都在想象“解封”后的新生活，我却感到一种更深的孤独，或者说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立感。世界正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每次走到奥斯曼大街，我都会在102号门口的长椅上坐一坐。这里曾是普鲁斯特的寓所。

巴黎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几乎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硝烟的味道。普鲁斯特把房间的墙壁用软木包住，他希望把所有的杂音都隔绝在外。他的窗户也总是关着，他不想闻到窗外的气味。在别人忙忙碌碌的白天，他睡觉。夜深人静时，他再起床工作。他觉得只有这个时候，才是他自己的时间，世界才属于他。他在童年时得了哮喘，现在更严重了。他喜欢春天，可是看不到春天的景色。关在家里的时间太长，有些花的样子他已经记不清了。他想念它们的时候，就请人出门帮他看一眼，回来讲给他听。他很孤独，打算写一部关于永恒的书。这部书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写，还在改，还在润色。这是一部对世界充满温情与爱恋的书，然而写它的人，却生活在无际的孤独当中。世界抛弃了他，把他扔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房间里。

巴黎“封城”之后，世界与病毒进行着生死之战，同时，一种疏离的氛围悄悄弥漫开来。世界陷入一种诡异的猜疑与厌恶中，人们在相互埋怨、指责和攻击。作为渺小的个人，我就像被关在房间里的普鲁斯特一样，心里祈祷着平静与安宁，而世界却日渐动荡不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开始不分年龄界限地征召成年男子入伍。已经43岁而且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也收到了征兵通知书。官方要求他在凌晨3点钟，到巴黎荣军院接受体检。

此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刚刚出版了第一卷。他找了4家出版社，包括纪德负责的《新法兰西评论》，都被无情地拒绝。普鲁斯特只好自费出版。几乎没有媒体和评论家对这本书表示关注，巴黎只有沉默和寂静。因为某种关系，与普鲁斯特相熟的大文豪法朗士翻了翻它，笑着说：“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然而作品是必须出版的。就在普鲁斯特准备出版这部书的第二卷时，战争打响了。普鲁斯特拖着病躯来到荣军院。荣军院黑灯瞎火，大门紧闭，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征兵通知书上面的时间印得不清晰，把8点印成了3点。当然，任何一名军医都能看出，这个瘦弱不堪的中年人，根本不可能上战场。

战争持续了4年多。国家动员了一切人和一切精神力量。4年中，出版界只能出版与战争有关的书，其他书一律停止出版。其他所有的思想都要保持缄默。

普鲁斯特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却总是听到牺牲的年轻人身体撞击土地的声音。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心在战场上，在那些死者、伤者的身上。在巴黎，当他听到有人遇难的噩耗之后，即使有些人他并不熟悉，他也会立即起床，忍着身体的疼痛，第一个赶过去表示哀悼。他知道，孤独会增加痛苦。他心里的伤痛与失去亲人的家庭一样，他希望自己能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丝一毫的慰藉。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全世界因此死了近1600万人，仅仅法国就有近170万人丧生。我去过法国许多乡村，哪怕在最偏僻的地方，也能在村中心看到刻着一串名字的石碑。他们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遍及法国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出版。1919年，普鲁斯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这个消息震动了巴黎。报纸上几乎没有赞扬，只有愤怒、讥笑、嘲骂和忌妒。一家报纸这样写道：“这次，龚古尔奖委员会把大奖颁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名作家。他已不再年轻，却默默无闻。他现在如此，以后仍将如此。”另外，更有人指责他，说他从来没有上过前线，却从战士的手中窃取了荣誉。他们认为，只有战士或者描写战争的作品才有资格获奖。

当时的普鲁斯特的确没有名气，许多知道他的人也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业余作家。而他也的确不年轻了，已经48岁。此时，离普鲁斯特去世只有3年。

迟到的荣誉仍然激起普鲁斯特抑制不住的喜悦。他用奖金在他最爱的丽兹大酒店摆上酒宴，希望好好庆祝一番。他预订了15个人的位置。当天晚上，他只等到了两位客人。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妈妈说他永远只有4岁。他给侍者们足够多的小费——他总是这样。即便是角落里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他桌前的侍者，他也会塞一把钱在那个人手里。“他看到我把钱给其他人的时候，那目光是多么悲哀啊。”普鲁斯特向朋友们解释。他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财产花在了别人身上。而对自己呢？他花得并不多。他的一件外套穿了3年。他的睡衣，只有一件。

就在普鲁斯特获龚古尔奖的这一年，他被房东赶出奥斯曼大街上他寄居了10多年的寓所。他仓皇而凄凉地搬到一个寒碜的小屋。他没打算在那里久住，可是也不知道还能住到哪里。他把母亲留给他的物品和自己最心爱的图书，存放在家具保管处。他本想等有了合适的住处再拿回来，可他没能等到。3年之后的1922年，他去世了。因为免疫力下降，他染上了肺炎。

我在普鲁斯特曾经寄住的寓所外面坐了很久，路灯慢慢地亮起来，宽阔的奥斯曼大街上空无一人。巴黎从未如此荒凉，世界从未如此荒凉。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谁不是一个随时会被驱逐的寄居者呢？

（海城楼摘自微信公众号“赋渔的文字”，李晓林图）

人物·名人轶事

古风

黄恽

讲一个吴宓与蜀人雷少卿的故事吧。

这是一个有古风的故事，吴宓和雷少卿夫妇萍水相逢，雍容揖让，颇见古道古风。

那是在1938年，云南蒙自。

西门内路北，蜀人雷少卿夫妇在这里开着一家粥饼铺，主要售卖莲子桂圆粥和一种当地人称为粑粑的米饼。粥是每碗三分，饼是每枚一分，价极廉而味甚美。

吴宓到蒙自半年，经常在此处用餐，喜爱这里平民化的美食。

雷少卿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先生，吴宓称他为“有道之隐君子”。所谓“有道之隐君子”，就是说这是一个道德高尚、不求闻达、洁身自爱的君子。吴宓眼中的雷少卿确实与众不同：

须发俱白，衣履整洁，手着白玉扳指。终日制饼，从容而熟练。而其态和煦雍穆，使宓敬佩。与之语，尤温雅可亲。

雷翁有个40岁左右的夫人，两个人互相扶持，就这么小本经营着不起眼的粥饼铺。据吴宓说，这个粥饼铺已经在当地开了30多年。

10月7日下午，吴宓准备写两副对联给雷少卿的粥饼铺。想了想，他在红纸上写了以下两副：

年高德茂　物美价廉

无名安市隐　有业利群生

古人云“大隐隐于市”，吴宓把“市隐”归美于雷翁，评价甚高。当然也不必过于当真，中国语言更多是一种习惯性思维的表现，某种场景、某个人，总有合适的古人和旧事可以比附，很难戛戛独造，表达真实心意。

吴宓兴冲冲地捧了对联到雷少卿的铺子里，送给雷翁。

雷翁自然高兴，西南联大教授、名诗人吴宓先生亲加品题，是自己的荣誉。而且自己粥饼铺的主顾大多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吴宓的对联张贴后，生意必定更加兴隆。

吴宓并不因为送了对联而希望雷翁请客，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亦食且付价而返。”

雷翁也不因为吴宓送了对联而简单地请客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雷翁调了些糨糊，高高兴兴地把吴宓的对联张贴在门口显眼之处。

隔了两天，雷翁从学生处打听到吴宓的住处，派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少子，17岁，在个旧习印章篆刻；一个是幼女，十一二岁，还在读书），辗转找到吴宓，送了两件古玩给吴宓。

《吴宓日记》记载，这两件古玩是：山茶木笔筒，玲珑盘旋，刻镂如假山；汝窑笔洗，外豆绿而内白纹。

以目前的价格来看，不说笔筒，单汝窑笔洗就值上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当年自然不是这个价，却可以看出是雷翁精心挑选的东西——文房雅玩，心爱之物，送给大学教授，很是合适。而过了几天，叫自己的子女送到府上，也显得郑重。当然，吴宓的手迹如今也很值钱。

雷少卿对吴宓赠联的感激之情就这么体现出来了。

吴宓收下雷翁的礼物，他知道这是雷翁对他的赠联“极为珍视”的表示，他也感激雷翁以心爱之物相赠的盛情。

故事并没有这么结束。

10月24日，吴宓要到昆明去。他决定把雷翁送给他的两件古物还给雷翁。当天，他写了记述赠联和被回赠古玩经过的《还古物记》一文，并把两件古玩亲自送还给雷少卿。吴宓找了一个理由：迁徙无定，行李拥塞。

事出意外，雷翁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想不到这位大教授古风盎然，也是一位君子。雷翁只得收下，但把自己常用的香木黑漆手杖送给吴宓。

把自己日常所用的手杖送给吴宓教授，是一份心意，是雷翁的古风，而不仅仅是感谢了。

然而，吴宓虽然收下了手杖，但还是认为自己赠联出于至诚，并不需要回报。次年1月16日，他把雷翁所赠的手杖转赠给云南大学的涂文教授。

（怀玉摘自东方出版社《萧条异代》一书，马明圆图）

社会·杂谈随感

天价瓷杯

木兰

在《捡来的瓷器史》中，作者涂睿明在《天价的酒杯》一篇里说，2014年4月8日，在香港“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明代成窑的小酒杯最后以2.8亿港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成交。这件天价的瓷杯，全名叫“大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斗彩鸡缸杯诞生于明朝成化年间，此后不久，它便迅速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备受关注的明星品种。据涂睿明介绍，在明朝的官方记录《神宗实录》中，就已经有“神宗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的记载。而当时文人的笔记《万历野获编》里说：“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

成窑的彩杯，在明清时期，便已经是极其值钱的珍稀物品了。

你想到了什么吗？

妙玉奉茶。

刘姥姥嬉游大观园时，贾母带着一群人到了妙玉的住处栊翠庵，要在那里休息一下，吃一杯茶。宝玉留神看妙玉如何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妙玉那样的人，捧给贾母用的，当然是最珍贵的器物，与众人有别——“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再看贾母。这杯用成窑五彩小盖钟装着的“老君眉”茶，她吃了一半，便笑着递给刘姥姥，让她尝尝这个茶。刘姥姥很自然大方地接过茶杯，一口吃尽，还笑嫌这茶“好是好，就是淡些”。这完全不识货的粗鄙评价，又惹得众人大笑。

茶毕，妙玉嫌弃刘姥姥脏了她的杯子。宝玉就说：“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吧，她卖了也可以度日。”妙玉想了想后，答应了：“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你要给她，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吧。”

于是，这个价值不菲的成窑杯子，就被刘姥姥带走了。一个在当时就是珍稀物品的杯子，一个在后世能够成为天价宝贝的杯子，就这样，由出身扑朔迷离但来头绝对不小的妙玉从外面带进大观园，亲自捧给贾母用过，随意间给刘姥姥用过，再经宝玉赠送，由刘姥姥带出了大观园。

这个杯子，刘姥姥回去肯定不会卖掉。第一，她回去时，已经有了置地的银子；第二，贾府所赠的礼物，她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收着——鸳鸯和平儿送给她的旧衣服她都舍不得穿。所以，这个精致小巧的成窑五彩瓷杯，这个只要不砸不毁就不会有任何老化变质的坚硬瓷器，她定会一直珍藏着。她不一定知道这个杯子的市价，但在她心中，这个杯子的价值无与伦比，因为那是贾府送给她的礼物。

这个杯子后来会到谁手上？应该是巧姐和板儿。

刘姥姥很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成窑五彩茶杯的价值。对于妙玉，这个杯子是身份尊贵的象征，她自己都舍不得用，只在贾母来的时候，亲自捧与贾母。对于贾母，这只是她每日享用的珍稀器物中的小小一件，自己用一下，随手递给刘姥姥用。而对于宝玉，这是他对所有人、所有物的平常心，是他对穷苦人的慈心善意：一件东西，白砸了可惜，不如给人度日。

但是，在刘姥姥眼里，很可能它只是一个好看的杯子。不，在她心里，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杯子本身，那是贾府曾经给过她的怜恤和温情。那个成窑瓷杯，在刘姥姥心中，就是“瓷杯（慈悲）”，从她在大观园第一次看到它开始，到把它留给巧姐的那一刻，从来都是，没有变过。

这个“瓷杯（慈悲）”，经由几个人，到了巧姐手里。她是大厦倾覆后，虽然历经劫难，但逃出生天的“金陵十二钗正册”成员。她是王熙凤唯一的女儿，是王熙凤这一生唯一的牵挂。而王熙凤，就是那个接济刘姥姥、成全刘姥姥的人。

慈悲流转，因果循环。茶杯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可是，我想说的，不止这些。

在《京华烟云》中，道学修养深厚的姚思安在因为避战乱而暂时离开北京城的时候，告诉心爱的女儿姚木兰，不要执着于收藏的那些古董器物的价值，你若把那些东西看成一文不值的废物，那它们就是废物。他对木兰说：“要知道，物各有主。在过去三千年里，那些周朝的铜器有过几百个主人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若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木兰听了父亲的话后明白了：“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有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的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

父亲的话，姚木兰一辈子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在《红楼梦》中，妙玉是成窑五彩杯最初的主人。可是，曹雪芹先生很吝惜地安排“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孤僻清高、高傲自我、目无下尘的妙玉享用不起那件宝贝。“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的妙玉，虽然日日念佛，可她心中没有那份平常心，没有那份对人谦逊平等的悲悯心。

在曹公巨笔之下，那位妙玉最看不起的贫婆子刘姥姥，却享用得起。虽然是个乡野老妇，她却有着万人不及的大智慧、大勇敢、大情义。知恩图报、有情有义的刘姥姥，不仅落落大方地把茶一口吃尽，而且带走了杯子。

后来的巧姐也享用得起。这朵生在富贵中，却家破人亡、被卖到烟花柳巷的贾府小花，历经劫难，最后被刘姥姥从火坑里救出，在山野乡下，有了适合自己的平实生活。那时的她，已经看透了富贵与繁华，看淡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纠葛，看透了纸醉金迷、觥筹交错、笙歌艳曲背后的实质，明白了人这一生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为何物。所以，巧姐，她会在田间、纺车边上收获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那个杯子值多少钱，对她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在她眼里，那是亲爱的刘姥姥留给她的东西，这个东西的价值无与伦比。

（留痕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青春红楼》一书，刘宏图）

生活不是象征。生活是真的，它是由年、月、日构成的，它是由小时、分钟和秒构成的。没有一秒钟可以省略过去。在每一秒钟里，生活都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就可以“自”食其力。

——毕飞宇

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从出生到死亡，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无论前世与今生。每一桩恶行，每一项善举，都会孕育我们的未来。

——大卫·米切尔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

——林语堂

社会·杂谈随感

打理你的园子

郁喆隽

伏尔泰在讽刺小说《老实人》的结尾处，给读者一个耐人寻味的忠告：我们应该好好打理自己的园子。在目睹人间诸种恶行，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老实人为什么要道出这样一个“平常”的说法？

近日，我偶然看了一部纪录片《最大的小小农场》，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美国夫妇约翰和莫莉艰辛创业的故事。他们创业的项目不是什么时髦的互联网公司，而是一个农场。他们原先根本没想过创业，这样做的起因也十分简单：他们养了一条叫塔德的狗。这条狗有个毛病，只要主人不在就狂吠。所有的邻居都受不了。他们被投诉，被迫搬家好几次……最后，他们决定不离不弃，给塔德在农村安个家，于是在加州买下80万平方米的荒地。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似乎在无意中满足了城市人田园牧歌式的梦想。约翰和莫莉推崇自然农耕，想从根本上改善土壤，不使用任何化肥和杀虫剂。他们相信自然本身可以形成平衡，于是从最简单的养鸡鸭、种果树开始。然而问题接踵而至：蜗牛泛滥，几乎吃光了橘子树的叶子。约翰突然间灵光一闪，把池塘里的鸭子赶到果园。鸭子在一季里就吃掉了9万只蜗牛，还把它们转化成了肥料。农场开始养牛羊，但是牛粪里滋生出很多蛆虫。于是鸡群被放到牧场，蛆虫成为鸡的食物……人是最不能自足的动物，而大自然永远是自给自足的。第三年春天，果园即将丰收时，飞来一群野鸟啄食桃子，农场损失了七成的果实。不过有人对他们说，到第七年时，他们就不会孤军奋战了。约翰和莫莉苦苦坚持到第七年，鼬鼠、獾、蛇来了，瓢虫、蜜蜂也来了。猫头鹰和鹰隼开始在农场筑巢。郊狼吃掉了咬树根的地鼠。啄桃子的鸟少了，病虫害也少了，收成多了……如今，这个农场里已经种植了上万棵果树、近200种作物，并饲养了800多种动物，土壤里有数不清的微生物。

“我们对自然的善意并不会让我们免于遭受自然的无常。”约翰和莫莉关于这几年创业经历的感慨，似乎并不励志，但非常真实。其实，“园子”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任何在园子里耕耘的人，都必有一份敬畏。园子让人看到，自己仅仅是这天地间特殊的微尘——脚踏大地，心怀谦卑，永不放弃，默默耕耘。

你的园子在哪里呢？

（林冬冬摘自《书城》2020年第4期，张伯涛图）

社会·杂谈随感

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

薛涌

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文理科之分，是我们“60后”读高中时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旧概念。想不到，经历了互联网革命，我们的思考方式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框架的桎梏？比如，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硬核”事件面前，一些所谓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个人感慨和情绪的发泄，像张文宏这样的理科生、医生、科学家，才是真正“有用”的人。

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但是，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面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有些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应对的结果并不理想。有些“硬核”技术并不强的国家，反而能取得相对的成功。为什么？因为对付新冠病毒，医学上没有针对性疗法，最终大家借助的，不是“硬核”的科技手段，而是“软核”的社会治理手段，即隔离、“封城”，包括戴口罩。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

以美国为例，在科技“硬核”方面，也许几年内就会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取得突破。比如某种“神药”，现在被炒得火热，大家对其寄予的期望非常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20年前，西方就已经有人在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但人类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样，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在“硬核”技术失效的情况下，借助14世纪黑死病流行时发明的社会管理手段——隔离。所以，有关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将会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

所以，如何构想一个社会，依然非常关键。耶鲁大学研究流行病史的学者弗兰克·斯诺登最近指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战争。斯诺登进一步指出，传染病和战争非常类似，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的成立。这次疫病流行，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发展？

当然，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都必须有技术性的落实手段。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加速了其转化过程。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能随时掌握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非常有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并获得压倒性的公众支持。这方面的技术，当然会日新月异。

所以，很多学者指出，快递业、远程服务（包括教育）、自动化……这些都会随着疫病暴发而加速发展。

这一系列变革，当然会给数据科学、编程、计算机科学、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近几年来，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数据分析、统计、计算机等。但是，5年、10年后该怎么办？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虽然这种手段5年左右必须更新），还要具备一种可以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否则，你就是一个工具，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常容易被替代。你必须做到的不仅仅是听别人吩咐（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方便生活的东西。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理工男”，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这里，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文科生”自居的同学，他们同样会如以“理工生”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先不论经济学，一般的社会科学，很少有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理科”工具的。比如这次疫情中关于是否“封城”、隔离的辩论，不管你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流行病学家，依靠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确实会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互联网上，那里有各种“短平快”的证书课程，你每年都可以通过不停地学习更新技能。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从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公司的工程师，读完雕塑专业的硕士后他再没有读过任何学位。这种“左道旁门”的生涯，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

（贺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5期，毕力格图）

社会·杂谈随感

《孤独》的“秘密”

范晔

那是1967年。一位哥伦比亚作家完成了酝酿多年的小说，苦苦维持家用的妻子也松了口气。原本他计划半年完成，结果每天写作8小时，一写就是一年半。只是在准备给出版社寄稿件的时候，夫妇俩发现已经付不起邮资了。他们当掉家中所剩的最值钱的电器——榨汁机，终于把手稿寄了出去。阿根廷的南美出版社于当年将其出版，到了1987年，仅用20年的时间，这本书已在全球以30多种语言发行，共售出3000万册。

这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在通常情形下，励志故事讲到这里就该揭示这巨大成功背后的“秘密”了。可惜我虽然忝为中文版的译者，却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他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会“像地铁站口的热狗一样畅销”。

《百年孤独》插图

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百年孤独》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小说。当我好奇地问他好在哪里时，他沉吟片刻，给出一个颇堪玩味的回答：“信息量极大。”这倒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评《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个模式套用过来：一部《百年孤独》，作家们读出了全新的小说理念和写作手法——君不见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陈忠实等几乎一代中国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焦虑”），甚至文坛一度盛行所谓的“百年孤独体”；学者们兴奋地阐发小说中的微言大义，读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衰演义，马孔多版本的警世恒言——君不见从《圣经·创世记》般的鸿蒙之初、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侵入”，由之而来的冲撞、变迁、衰落，以至最终启示录般的毁灭殆尽；索隐考据爱好者们读出了数百年的哥伦比亚史、一部拉丁美洲史——君不见主人公奥雷里亚诺上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从玻利瓦尔到切·格瓦拉等一系列“解放者”、革命者的化身与缩影；文学爱好者们读出了其中奇妙的文学之网——君不见贯穿全书的老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隐隐在向《堂吉诃德》致敬，同为“文学爆炸”代表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笔下的人物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中一一现身，俨然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同。

《百年孤独》可以是一部魔幻小说，一部历史小说，一部言情小说，一部寓言小说，一部幽默小说……甚至有慧心的人还把它看成一部“孤独百科全书”，或“抵抗孤独方法大全”。它是一本书，也同时是许多本书。读者尽可以各取所需，各展所长，从自己喜爱或擅长的角度解读、剖析，却都无法穷尽。据说，这正是经典作品之为经典的标志之一。

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阅读理由和不可替代的阅读经验，每一时、每一地的读者所有的理由和经验合在一起，成就了《百年孤独》的神话。这么说似乎有些厚此薄彼，因为话说回来，全世界的喧嚣热闹也比不上书房的一灯如豆。自从1982年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了无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辉煌岁月，或许他偶尔也会怅然怀念当年在墨西哥城的斗室中负债累累仍孜孜写作的日子。写作也好，阅读也罢，正如《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终究是“与自己的孤独相处的艺术”。

（飞泉摘自东方出版中心《诗人的迟缓》一书，杨舒蕙图）

社会·杂谈随感

低垂之果

陆勇强

在杭州远郊，有一处保护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曰龙门古镇。镇内居民大都姓孙，为孙权的后裔。一千多年后，这里已难觅帝王遗风。这里的居民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平平淡淡地生活。在江南众多古镇之中，龙门古镇没被彻底商业化，算是笃定的那种。

一个家族往往遵循着“盛极而衰”“衰久必兴”的规律，以上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轮回，演绎人间的荣耀和落寞，于是有了喜怒和哀乐。

有人把这一切称为“低垂之果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一棵果树在春天开花结果，在秋天果子成熟，当果子成熟压弯了树枝时，我们就非常容易采摘；等到果子全部被采摘完后，树枝又恢复如初，我们就很难直接够到树枝了，需要等待下一个年份丰收之时。

用“低垂之果理论”来观察一个家族的盛衰，就会洞悉家族的盛衰之源。要让一棵果树在一个时间轮回中再结出丰硕的果实，除了风调雨顺，还需要适宜的生长环境。这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它需要用时间来酿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来的必然会来。

我的家族光耀于元末明初，族人因抵抗张士诚得到明太祖的册封，盛极一时。此后两百余年，家道中落，未见名人达官。一直到清朝中后期，家族才再现文人，留下文名。直至现在，我的老家仍以这位留下文名的老祖宗作为村子的荣耀。

“低垂之果理论”同样存在于科学界。1687年，牛顿在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那一年，他这棵“树”结出了硕大的果子。整个物理学界，几百年间都在摘取他当年的“低垂之果”，直到20世纪，物理学界又出现了一个人，即爱因斯坦。

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也是如此。他当年发明了只有一个键和大屏幕的智能手机。这些年来，市场上有各种品牌、各种样式的智能手机，但都没有完全突破乔布斯当年的发明理念，所有手机厂商还在摘取他的“低垂之果”。

我相信，我们的手机还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这个时间无法预知。我想，当智能手机发明的“低垂之果”被采摘完毕之后，在某一个时间段，这棵果树还会开花结果，再次让人们享受科技果实的甜美。

人类社会的美妙就在于此，只要给予时间，一切皆有可能。

（飞泉摘自东方出版中心《诗人的迟缓》一书，杨舒蕙图）

社会·杂谈随感

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工作

〔日〕北野武
◎李汉庭 译

人根本没有什么沉睡的天分，只分为“有天分”和“没天分”。

如果你得去考虑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工作，那就代表你根本没有想做的工作。你想找的并不是你真正想做的工作，而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实际上，哪会有这种工作呢？

现代社会明明没有这种工作，却将其说得活灵活现，搞得“啃老族”越来越多。然后社会便把年轻人当廉价劳工压榨，可见不是只有搞笑艺人属于被用过即抛弃的群体。

在那个有的人贫苦得连饭都不一定吃得上的年代，如果小孩说自己想做能一展长才的工作，那他一定会被父母敲着脑袋瓜大骂：“别做白日梦了，快念书！”“不要乱讲话，快找工作！”以前的父母知道吃苦就是“吃补”，现在的父母则不想让孩子吃苦。

不过，有件事情始终没变：如果不吃苦，就很难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一份工作真正带给你的乐趣和成就感，得辛苦干上好多年才能体会出来。如果一开始你就做得很轻松，哪里会有什么乐趣？

以前的年轻人做一份工作得先拜师当学徒，在打骂中学功夫，接受不平等的待遇，还拿不到什么像样的薪水，但是大家无处可去，只好拼命赖着不走。就因为有这些痛苦与不甘，当工作做得漂亮了才会开心，这就是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是用钱买不到的。说得直接一点儿，一个人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真是一种奢望，因为很少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如果婴儿在妈妈肚子里就想“我要生在一个适合自己的世界”，那他根本不会想出生。找工作也是一样，别想着要工作迎合自己，而是自己要去适应工作。

大多数人只能挑选自己不太喜欢的职业，这样反而比较好上手。如果想过得幸福美满，最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兴趣。

就好像喜欢棒球的人别当职业棒球选手，打业余棒球反而会更开心。电影导演黑泽明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他原本想当的不是导演，而是画家。真正会成功的人大多是这样。或许有些导演真的从小就立志当导演，但我不觉得他们拍的电影有多好看，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喜欢电影，反而没办法客观地看待电影。

人对不太喜欢的东西反而会看得透彻，再说无论哪个行业都有盲点，所以保持一定距离的旁观者，会比全心投入的当局者更容易发现盲点。

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别过于考虑自己喜欢做什么，也别因为现在的工作做起来没有成就感而烦恼。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让你获得成就感，那不是坏事，而是良机，正好可以让你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工作。

无论做什么工作，经过冷静的审视，都会变得比目前有趣。

（莫难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北野武的深夜物语》一书，连培伟图）

社会·话题

面对自然的重建

菲力

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与灾难同行。火山喷发、地震、海啸或飓风，自然之神的每一次震怒，都在顷刻之间将人类苦心经营的文明果实打落在地。灾难的形式复杂而多变，却无一例外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

而每一次“重建”，既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证明，也体现了大自然的慷慨与仁慈。正是在一次次的重建中，人们得以回到灾难的发端之处，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从“猫舞蹈症”到“水俣病”

起初，只是发生在村庄里的一些怪事，最先发出预警的是鱼。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水俣湾海面浮起大量死鱼和海鸟的尸体。

紧接着，村里出现大量病猫，它们一开始疯癫狂奔，继而纷纷跳海自杀，数量超过5万只。这一怪状，当时被称为“猫舞蹈症”。但那时，人类宁愿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诅咒。

很快就轮到人类自己。1956年，女孩田中静子和她两岁的妹妹相继出现口齿不清、全身痉挛的症状，最后高叫着死去。学者发现水俣湾海水中存在污染物，并将矛头指向日本氮产量第一的智索公司。

智索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大量含汞的废水排入水俣湾及外围的不知火海。水生物食用后，污染物转化为剧毒物质甲基汞，再通过鱼虾进入人体，侵害全身。

同年，“水俣病”被正式确认。超过1万人罹患此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但这只是开端，就像一名受害者后来回忆说的，水俣病表面上看似乎属于环境问题，背后却是文明的冲突。

起初，智索公司拒不承认排污致病，政府也不愿介入，因为对当时正狂奔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日本来说，“像智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停工，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另一场看不见的灾难正在人们心中蔓延：在水俣市，大量居民是智索公司的员工，而他们的亲友可能就是渔民。受害者与加害者共居。

甚至在发病之前，他们都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人。政府、企业、患者和市民各有各的想法，人们不知该怎样面对彼此。

一场环境灾难，演变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政府最终认定水俣病的污染源和致病原因。次年，企业与政府共同启动了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系列认定与赔偿工作——此时，距离第一例水俣病患者田中静子去世已经过去12年。

重建，是从人们愿意转过身来面对真相的那一刻开始的。

从1977年至1990年，企业与政府出资，对水俣湾底层约150万立方米的淤泥进行清理，并建成生态公园。1990年之后，政府兴建水俣病资料馆，由水俣病患者直接讲述亲身经历。

“重建水俣”逐渐成为市民的共同意愿。在这个曾经被称为“污染源”的地方，幸存者再也无法下海捕鱼，转而开垦出橘园和红薯田，尝试摆脱农药，有机耕种。他们曾深受其害，因而比任何人都渴望向这个世界提供安全食品。

此外，以水俣市民为主体，当地制定了20种垃圾分类的规定。而曾经以向海洋倾倒毒物出名的智索公司，研发出了新的废水处理技术。

2006年，水俣病发生50周年。人们树立了慰灵碑，上刻碑文：“不知火海的所有灵魂，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安息吧！”

这场灾难促进了日本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本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也促使日本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渐渐向绿色环保国家转型。

但对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痛楚，始终如梦魇般在一呼一吸间挥之不去。

十亿牡蛎重建未来

相比公害病这类矛头直指人类行为的灾难，面对飓风、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和气候时，“天灾”与“人祸”之间的界限显得暧昧不清。灾后重建也因此更加考验人类的诚实、勇气与远见。

2012年10月30日，飓风“桑迪”横扫美国东海岸，造成150人丧生、800万户家庭断电，60多万套住房被摧毁。风浪裹挟着海水，灌入平日里纸醉金迷的曼哈顿。桑迪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风暴之一。

科学家认为，“桑迪”异常转向侵袭美国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海冰融化，从而改变了大气的流动。

要解决这背后的生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单个国家能力范围内的事。但纽约人打算在自己的城市，从自身的行动开始努力。

在一系列举措中，最吸引年轻人的项目是“十亿牡蛎计划”。纽约港曾经有890平方千米是牡蛎的栖息地，号称“牡蛎首都”。风暴侵袭时，牡蛎礁充当水中减速带，吸收海浪的能量，能够减少风暴潮对城市的冲击。

但过去数十年间，水体污染和过度捕捞使纽约港的天然牡蛎近乎绝迹。

“十亿牡蛎计划”启动后，年轻人与餐馆合作，收集纽约人吃完牡蛎剩下的贝壳，将牡蛎幼体放入贝壳中并投入海洋，然后它们就能在此扎根生长。

这种令村上春树和海明威都欲罢不能的海鲜，除味美之外，还有“生态系统工程师”的美誉。

一只成年牡蛎每天可过滤189升海水，有助于使海水变得清澈，并降低含氮量。这一点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因为过多的氮会使海水藻化，耗尽水中氧气，将其变为一潭死水。

此外，与珊瑚礁类似，牡蛎礁的水下部分，能够为数百种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水上部分则能接纳海鸥等鸟类歇息筑巢，是整个“海洋城市”中重要的“基础设施”。

今天，该项目已经在纽约5个区的14个礁石场培育牡蛎。预计在未来20年内，活牡蛎数量将达到10亿只，为纽约打造一条漫长而具有活力的生态海岸线。

这是一场漫长的灾后重建，受灾的是人类，重建的是牡蛎以及更多海洋生物的家园。

自然的重建

并不是所有灾难都给人类留下了重建的机会。比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共和国境内，靠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交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机组发生灾难性爆炸。目击者称，当时天空色彩缤纷，被映射得非常明亮，犹如极光般美丽异常。

辐射尘通过大气云层扩散到整个欧洲，直至科拉半岛，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投至广岛的原子弹辐射量的500倍以上。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为避免反应堆核心内高温铀与水泥熔化而成的岩浆穿透厂房底板进入地下，苏联修建了一座预计寿命为30年的钢筋混凝土石棺，将炸毁的4号核反应堆彻底封闭。同时，当局将反应堆周围30千米半径范围划为隔离区，撤走所有居民，并猎杀禁区内的全部家畜。“鬼城”切尔诺贝利诞生。

至于“重建”，在切尔诺贝利4300平方千米高度污染的土地上，不是不曾发生，只是这一次，自然不再信任人类。

科学家计算，由于钚元素的存在，切尔诺贝利要恢复到适宜人类居住的状态，至少需要2万年——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这几乎就是永远。

但离开了人类，大自然的自愈似乎要顺利得多，这片土地逐渐从“生命沙漠”转变为“绿洲”。

最早，有人发现21匹从隔离检查区逃出来的普氏野马生活在无人区，到了2005年年初，其种群的数量已达到64匹。

据统计，在切尔诺贝利，狼的数量是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7倍。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生物，狼的出现通常标志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状态是健康的。

尽管今天科学家们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野生动物种群的复兴”这个论题仍然意见不一，但人类不可承受的辐射，对动植物来说，显然并不那么致命。

它们除了拥有对抗辐射的天然抵抗力，还拥有DNA变异修复能力。科学家解释，这是因为在动植物进化的早期，地球表面的自然辐射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因此，禁区内的动植物体内，可能仍保留有远古时代的适应能力。

可以说，核污染对于野生动物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帮助它们驱逐了人类。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灾难？这一切又是谁的灾难？

不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凭借“鲁滨孙式”的智慧，使文明的火种在一次次灾难之后得以存续。

直到近年来，灾难变得频发，人们才开始抛弃自身的傲慢与无知，转而试图理解自然世界的运行规律，并将目光投向与人类共居于这颗星球的更多生灵。

重建，不再仅限于“人类的家园”，也是重建认知，重建面对自然时的敬畏之心。

（采薇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8期，勾犇图）

人生·人世间

工号“ZY0001”

陈莉莉

王文博

其实，刚开始他什么都不懂。

2020年1月25日，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三天，甘肃人王文博从兰州赶往武汉，给武汉的医院运送物资，主要是甘肃的土豆和苹果。

2月16日，王文博成为雷神山医院的志愿者，工号：ZY0001。

在此之前，他经常打交道的是农产品；从那天以后，他打交道的则是传染、疾病与死亡。“正压、负压、液氧、医废”代替了“土豆、苹果、黄芪、宽粉”，密集地出现在那天以后的时间里。

回到兰州，翻看雷神山医院的照片与视频，他希望可以快点忘记。似乎只有忘记，他才可以进入接下来的日常生活。

2020年初春，他与人类新发现的一种传染疾病短兵相接的经历，足以让他以更加饱满的姿态行走在人生路上。这场疫情中有太多个“王文博”，他们再普通不过，却让人们在惨烈的悲痛中看到了温暖与希望。

1月23日的早晨，刚起床的王文博看到武汉“封城”的信息。

1月25日，“封城”第三天，生于1990年的王文博从兰州启程前往武汉。兰州铁路系统给武汉捐赠了一批物资，王文博申请随车前往。

回到兰州以后，他得知一个朋友要往武汉捐赠苹果。王文博找了很多人帮忙运输，但没有人愿意来，最后他找到了甘肃方舟救援队。

从1月25日到2月13日，他和救援队一起运送物资。王文博多是用自己的车，从兰州到武汉往返近3000公里，那段时间，他的车跑了4万多公里。

唯一

有一次，王文博给雷神山医院运送物资，但是东西到了库房没人卸，对方说现在找不到人。

王文博说：“那我能卸吗？”对方说：“那不可能。”后来，王文博才知道他是雷神山医院库房组的组长。

2月9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面接管雷神山医院，需要成立“党员突击队”。王文博看到组长发了一条朋友圈，说雷神山医院招募志愿者，要求必须是武汉本地人。他不是本地人，但带着党员证过去了。

雷神山医院党建人事处的处长说：“医院不管你的防护、住宿，只提供伙食，其他全靠你自己；也不付报酬，万一你被感染了，医院不负责。”王文博说：“行。”对方说：“那你明天来吧。”

等他真正去了以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医院每天发口罩，还经常发一些小零食。他在雷神山医院里住了4天，因为活动板房不隔音，睡得不好，他就被安排到外面住。王文博就说他们在骗他，刚开始把条件说得那么差，后来对他却那么好。“其实，他们就想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王文博说。

在武汉，王文博认识很多志愿者，本地的、外地的，但没有人会选择去医院。“他们说做志愿者，可以接送医护人员，可以给孤寡老人送菜，但是不去医院。”

最缺人的时候，有的医院招保安要付1000元一天的报酬。在王文博看来，“那时候每一个愿意出来工作的人，都很伟大”。

王文博的同事全部是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唯一一个志愿者。拿到工牌（ZY0001）的时候，王文博特别开心。他就问：“这个号怎么这么好啊？”工作人员说：“因为只有你一个。”

王文博问：“如果以后再招志愿者，我是不是可以当组长？”对方说：“没问题。”直到离开，他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组长。“以为是第一个，结果是唯一一个。”

那时候，他不知道ICU是什么，也不知道正压、负压、液氧、医废、污水处理池是什么。

他是一个完全没跟医院工作打过交道的人，但是进入医院后，有工作任务时，他收到的指令是把这个做了，把那个做了，医生用的全是专业术语。

他们告诉王文博需要干什么，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网上查，大概了解一番，再着手去做。他“喜欢多管闲事”。平衡车坏了，他会修；无人机来了，他会操作；需要写资料了，他会写；库房乱了，他会整理。

在同事肖琳琪的眼里，王文博“神通广大”，会很多技能。肖琳琪出生于1995年，来自中南医院，她是整个办公室里年龄最小的。在王文博看来，她也是最辛苦的。

肖琳琪家在湖北仙桃，疫情暴发时，她在老家休假，妈妈把她送上回武汉的车。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妈妈每天都在担心，也会问自己：把孩子送到武汉去加班是对还是错？

肖琳琪说，她从家里出发到武汉的时候，“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她后来跟很多人聊过：“那段时间每个去武汉的人，都抱着有去无回的想法。”

阳性

在医院就有风险。

2月16日，是王文博到雷神山医院报到的第一天。

刚进办公室，工牌还没拿到，一个人过来对他们说：“赶紧都出去。”他有点蒙，随着紧张的人群跑出办公室。出来后还听得到里面的人在打电话：“我们的命不是命吗？……”他后来了解到，前一天在办公室里的一批人中有3个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因此，要先对办公室进行全面消毒。

好多人都说王文博像中彩票一样：“刚来第一天，办公室里就有人确诊。”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文博所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经历了好几起“测出来有问题”的事件，包括王文博自己。

身边有人感染了，王文博和办公室里的同事就需要做检测。王文博前后做了5次检测。刚开始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3月8日，王文博血清抗体检测呈双阳，他被要求回住处隔离。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后来，他又做CT、测核酸，在回兰州前，再次去测了血清抗体，一个阳性一个阴性。医生说他这是自愈了，有抗体了。“这么严重的一个病，我没有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来武汉之前，他咨询了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朋友说，只要防护得当，应该没什么。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被感染了，“只要休息好、吃好、抵抗力强，这个病就不可怕”。

他说他看到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双阳时，他想的就是：我的体质还行，能扛过去。

“其实，如果有万一，我还有一个哥哥。”

造业

因为前期捐赠物资，王文博跑遍了武汉所有的医院。

王文博曾想去金银潭医院做志愿者，但是金银潭医院表示，坚决不招志愿者。“他们说极度危险。”

他需要去金银潭医院送物资。其实直到现在，他也想不起来是从哪个门进去的，他好像穿行了整座医院。刚开始，保安跟着他，后来保安不走了，说：“你自己往前走吧。”

深夜，一个人，医院里的树很低。一个防护特别严密的人看到他，问他来干吗。王文博说来捐赠物资，她惊呼着说了几句本地话。后来，王文博问了当地人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她说：“造业啊，造业啊！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这是‘毒窝’，你知道吗？”在王文博看来，她特别恐慌。她对王文博说：“你们捐的东西值多少钱？能比命值钱？”

她说话声音很大，一面大声喊，一面给他消毒。她说：“对面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2000多个病人，我们这里有800人。你送完物资赶紧回，别在武汉待了。”

她的声音和动作，让王文博感觉有点儿凶，但他知道她是善意的。她说王文博戴的口罩是假的KN95，没有用；她给了王文博一些处方药，一副护目镜，一套防护服。那套防护服，王文博后来送给了另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到雷神山医院当志愿者以后，有一天，王文博突然想起这件事，就问同事：“你们这里‘造业’是啥意思？”同事说：“遭罪，可怜。”

新冠肺炎疫情是他经历的第一次集体性恐慌。

他平时晕血、晕针，对小的疼痛很恐惧，对大灾大难却不害怕。“我觉得自己这样也很奇怪。”有一次，他献完300毫升血后，当场就晕倒了，在献血的地方躺了两个小时。

“来武汉我可能会后悔一阵子，但是不来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我就觉得我应该过来，给自己这辈子一个留念。”

辛苦、梦想、勤奋

从3月15日开始，办公室里的同事每天都问王文博什么时候走。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就一片沉默。

有一个处长问王文博：“如果雷神山医院给你们单位发函，能把你留在这里吗？”

有一天，王文博被隔壁办公室叫去帮忙。他听到肖琳琪的声音：“我们怎么能把他留下来？他真的帮了我们好多忙。”他们希望王文博跟他们一起等到雷神山医院彻底关门了再走。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不知道隔壁的王文博在流眼泪。

王文博觉得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可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相处产生的感情，就觉得特别珍贵。”

有一次王文博处理工作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信息是涉密的。他专门去问是否涉密。对方说：“涉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得到这么高的信任。他特别感动。

临近离开，很多事情又被安排给他，甚至他们把捐赠库房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但是，他发现工作量很大，没有十天半个月干不完，而他可能过几天就要走了。“他们就说你想想办法，你肯定有办法。”

“你们是想用工作留住我吗？”王文博问。对方说：“我们都有这个想法。”

王文博说，他不知道该拒绝谁。“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我走了，那这些工作谁来干？”

20多天没整理的库房交到王文博手里，他用了两天整理得差不多了。那天晚上，王文博吃了3碗米饭、两份盒饭。“又被夸了一遍。每天都在夸赞中度过。”

告别在即，同事程励用无人机做了一段视频送给王文博，作为分别的礼物。视频里，王文博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前，对着镜头挥手。

他早就想回兰州了，因为兰州的本职工作已经开始了。

他来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会在武汉待那么长时间，带的衣服不多。到了武汉以后，这个医疗队给一件，那家医院给一件，现在他有十几件颜色不一样的冲锋衣，他把它们带回兰州，留作纪念。

雷神山医院给他做了一套衣服，写上他的名字：武汉雷神山医院王文博，也给了他一双写有他名字的鞋。他觉得这段时间他一直蹭吃、蹭穿。

王文博的网名叫“辛懵溱”，解释起来就是：辛苦、梦想、勤奋。他说他的想法再朴素不过：勤奋，不怕辛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觉得“梦”与“勤”太简单了，“不够有感觉，就找了两个不太常见的字”。

（应采访对象要求，程励为化名）

（天心摘自《南风窗》2020年第8期，本刊节选）

人生·人生之旅

烙饼里的爱与温

柔肖遥

在这个春天，我按要求尽量少出门，买不了馒头，就只能烙饼。开始我不得窍门，烙的是死面饼，后来竟然无师自通地烙出了金黄色的发面饼。这一定是缘于姥姥的熏陶。

10岁那年的暑假，我在姥姥家，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开饭。那段时间，姥姥天天换着花样烙饼——烫面饼、发面饼、油旋饼、葱花饼、菜盒子、肉馅饼……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来才明白，当时姥姥已经知道自己病了，知道给我们做饭的时间不多了，便使出浑身解数，那些各式各样的烙饼、煎饼、菜饼、肉饼，其实是她最后的创作。姥姥虽然不识字，但她的这个举动，令我在多年后仍然感到震撼：这种拼尽全力的绽放，有种壮丽的诗意，简直是一场用生命创作的行为艺术。我这样一个“口粗”的、懵懂混沌的小孩，在她作品的召唤、启迪下，意识到了人间烟火之美。她用爱和付出，述说着自己对世间的留恋和对家人的不舍。

然而，这样的爱越浓烈，越有很多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母亲一家人都讷于言，有事不说，也许是不屑于说出来，也许觉得情绪外露是不体面的，也许是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用，只能令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于是忍着忍着就习惯了。总之，从姥姥，到舅舅，再到我妈，都不爱说话。这也使得姥姥对舅舅虽然颇多怨言，却从不当面说出口，只是偶尔把我当成“树洞”，抱怨舅舅跟他的同事有说有笑，对自己的亲娘反而冷着脸；抱怨舅舅在她这里从来待不到两分钟。“算了算了，还不如不来，反正来了也无话可说……”

我从8岁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姥姥对舅舅的抱怨大多被我写进了日记。有一天，舅舅来到姥姥住的窑洞说事，母子俩待在一起不知该说啥的时候，不识字的姥姥没话找话，把我的日记本拿出来，递给舅舅说：“这孩子写作业用功得很，跟你小时候一样，你给孩子检查一下，看看写得好不好。”没想到姥姥竟然把我的日记拿给舅舅看，我尴尬得几乎要找条地缝钻进去，可一转念，又隐隐有所期盼，或许我的日记能改变些什么……之后便开学了，我离开了姥姥家，没有亲眼看到日记所起到的效果。再接下来，就听说姥姥被查出患病之后，舅舅像疯了似的，天天背着人哭。他冬天蹲在结冰的水沟里找蛤蟆——据说蛤蟆是一味中药的药引子，能治好姥姥的病。那本我小时候的日记，记录了姥姥和舅舅年复一年住在一起，日日相见，相爱相杀，用很多极端方式才能表达和明了的感情。

我现在才明白，那本日记谁也没有说服，舅舅不会只因看到我的日记就自责愧疚，从此变得口吐莲花、斑衣戏彩；不识字的姥姥一辈子生活在她狭小的世界里，更没有机会变得乐观通达。那本日记只说服了我自己，提醒我在这个特殊时期，珍惜与父母子女日日相处的时光，不要变成让孩子惶恐的妈妈、让老人畏惧的女儿。

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去做饭吧，用生涩的厨艺、诚挚的美食，表达我们的深情。就像那些热腾腾出锅的烙饼，正是姥姥对我们无尽的爱与温柔。

（瑶轸摘自《时代邮刊》2020年第4期，李旻图）

人生·人生之旅

往事的酒杯

苏童

我父亲不喝酒，他爱抽烟。家里除了黄酒瓶子，我几乎没见过其他酒瓶。

但我的两个舅舅爱喝酒，他们不抽烟。我们三家人住在紧邻的房子里，各家的空气似乎总忙着竞争。我们家有烟味，但我的两个舅舅家经常飘出酒香来，酒香自然轻松胜出。这是我小时候便懂得的常识。

我大舅家家境较为富裕，讲究吃，我大舅妈擅长做红烧肉，做了红烧肉我大舅必然要喝一盅。他们家的晚餐桌上酒香与肉香齐飞，喧嚣着飞到我们家。我总是被肉香吸引，不能自已，便穿过天井，到大舅家，打开大门，往大街上看一眼，然后匆匆地往回走，算是投石问路。我小时候便有羞耻心，羞于开口向人索要，但我的目光无法伪装，总是火辣辣地投向那碗红烧肉。每逢这时，我大舅便尴尬地微笑，他的目光看向我大舅妈，似乎在征询她的意见，但无论她的表情是否活络，舅舅就是舅舅，一块红烧肉会被我大舅夹在筷子上，然后我会听见一个天籁般的声音：“来，吃一块。”

我现在一直在回忆一件事：我大舅当年喝的是什么酒？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能确定是白酒，想想这遗憾，真应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我脑子里只惦记着红烧肉，当然记不住他喝的是什么酒了。

我三舅家住在隔壁。他家也清贫，餐桌上的东西与我家的差不多，白菜、青菜、咸菜之类的，无甚风景，但他人穷志不短，爱喝几口酒，喝的是五加皮酒。我之所以对这记得很清楚，原因也简单，我对他家的餐桌没兴趣，轻蔑地望过去，忽略一切，就记住了桌上的那个酒瓶子。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有个黑龙江的同学来自体工队，爱吃朝鲜冷面，爱喝啤酒，冷的碰凉的。他带我们去府右街附近那家延吉冷面馆去吃冷面，饭馆就在当时的首都图书馆斜对面。一群大学生不进图书馆，一头扎进冷面馆，毫不汗颜。我们随同学点单，每次都各要一碗冷面，伴以一扎散装啤酒。当时习惯说一升。一升20世纪80年代的啤酒被装在大塑料杯里，泛着白色的泡沫。白色的啤酒泡沫一如虚荣的泡沫，要喝，喝下去太平无事，但就是没有实际意义，还肚子胀。我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一直想着教二楼的厕所，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离北师大的大门最近的厕所。

我第一次醉酒是在大四那年。春天的时候，学生们都下到河北山区植树劳动，大家天天觉得饿，吃了上顿惦记下顿。忘了是哪个同学饿得“揭竿而起”，提议大家抛下组织纪律，结伴去县城的饭馆打牙祭。我积极响应。我现在已经忘了在那个燕山山区的县城小饭馆里吃了什么，却记得席间的那瓶酒。

那是当地小酒厂生产的粮食烧酒，名字竟然叫白兰地，极其洋气。我们都清楚那不是白兰地，但那烧酒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醇厚，颇有劲儿。恰逢我们的杨敏如老师刚刚在古典文学课堂上给我们讲过李清照。她太爱李清照了，或许也是爱喝几口的人，讲起“薄醉”，怕学生不懂其意蕴，竟然言传身教，在讲台上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强调说，薄醉是舒服的醉，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我们在小酒馆里谈论杨敏如老师与薄醉，大家都有点贪杯，要寻找薄醉的滋味。令人欣喜的是，走出小饭馆时，我脚下真的有踩棉花的感觉，头脑亢奋却清醒。我听见我的同学都在喊：“薄醉了，薄醉了！”

学生时代结束，喝酒便名正言顺了。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一桌巨大的社会大酒席召唤着你，一般来说，绕开它是很难的，何况你不一定想绕开它。“喝酒喝酒喝酒！干了干了干了！”无论走到哪里聚会、做客，那个声音都会像空气一样追随你，不同的人对那个声音有不同的好恶，要么觉得它像苍蝇，要么觉得它像福音。

但我在青年时代其实怕酒。饮酒之事，在我看来更像一种刑罚，所谓薄醉的滋味，竟无法与之重逢。如果一个人想起酒来，想到的是酒臭与呕吐，不免令人沮丧，这是酒的遗憾，也是人的过错。我不怨自己的酒量，下意识地将其归咎于酒桌上的“恐怖主义”。具体地说，我认为很多地方的酒桌上没有李清照，只有“恐怖分子”。酒桌上的“恐怖分子”信奉酒文化。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劝酒。各地的劝法不同，各有规矩方圆，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劝到客人酩酊大醉，劝到客人烂醉如泥，只要不喝出人命，都称其为喝好了、尽兴了。

我在杂志社做编辑时经常随团去苏北采风。有一次采风途经六县，六个接待方都对我们热情如火，我们在每地停留两天，每天必喝两场酒。此地劝酒文化极其灿烂，灿烂得过分。每顿饭至少举杯三次，不算多，但每次举杯必须连饮三杯。你若是尊重地主、讲究礼仪之人，每一顿至少要喝九杯。九杯属于“多乎哉？不多也”的范畴，但这不过是个基础。当地人的劝酒技术不会让一个小伙子只喝九杯了事。因此，同乡喝三杯，同龄喝三杯，属相一样喝三杯，姓氏一样喝三杯，最后是相同性别的要喝三杯。我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友善，又是多么爱面子，明明已经被吓得不轻，却强充好汉，无奈酒量有限，十几杯二十几杯酒喝下去，只好摸着翻江倒海的胃冲去厕所，没有一醉方休的幸福，只有一吐方休的痛楚。我还记得那时候下苏北，总是这样一去一回，去的时候朝气蓬勃像张飞，回来的时候病歪歪的满腹怨言，真像李清照了。有一次，我坐汽车回南京，身边的朋友告诉我，我一直在睡觉，梦呓的声音很单调：“不喝了。不喝了。”

往事不堪回首，其中有一部分往事是浸在酒杯里的。年复一年的酒，胜似人生的年轮，喝起来滋味不一样，但总是越来越沧桑、越来越绵厚的。有一年，前辈作家陆文夫到南京开会，晚上大家聚餐饮酒。我看见他独自喝酒，喝得似乎很孤独，便热情地走过去要敬酒，结果旁边一个同事拉住我说：“千万别去，他不接受敬酒，他很爱喝酒，但一向是自己慢慢喝的。”

对于我，那是醍醐灌顶的一刻。原来一个人喝酒是可以与他人无关的，与傲慢无关，与自由有关。陆文夫坐在那里喝酒的姿态我至今难忘，如同坐禅。那种安静与享受，不是出于对酒最大的尊敬，便是最深的爱了。

（金波摘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8日，李小光图）

人生·人生之旅

我也曾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李静 译

那年年初，按照和父母的约定，我去波哥大的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

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所得。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和其他许多作家。

有一晚，室友维加带回刚买的3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那本书是卡夫卡的《变形记》。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他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不知为何，我将这些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星期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星期，消解星期六下午的焦躁。9月13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一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上市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要5生太伏（生太伏：货币单位），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5生太伏能负担得起的日常消费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星期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5生太伏的720倍。

我无可奈何地走在雨中。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就这样，我读到了被印成铅字的自己的第一个短篇——报社画家埃尔南·梅里诺配的插图。我躲回房间，心跳不已，一口气将它读完。逐字逐句一读，我渐渐觉察出铅字巨大的破坏力。

我投入那么多的爱与痛，毕恭毕敬地戏仿旷世奇才卡夫卡，如今读来，全是晦涩难懂、支离破碎的自言自语，只有三四句差强人意。时隔近20年，我才敢再读一遍，而我的评判——尽管心怀同情——更加不宽容。

（秋水长天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活着为了讲述》一书）

人生·人生之旅

别难

朱鸿

我在大学阶段，恋爱之事很是失意，因此常感到苦涩。毕业以后，有老师要引荐一名女生给我。老师安排我在一间屋子坐下，悄悄交代了几点，才决定把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女生带过来。老师分别为我们做了介绍，笑一笑，就走了。

女生进门的一瞬间，我感到她充满活力。她低我一届。不过我对她总的印象是平淡的，因为我觉得她缺乏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当然不会立即与她分手，因为她身上也许蕴藏着令我倾倒的优点，有待我发现。于是，我就约了她再次见面。

我打算去看看她的宿舍。我知道，要了解一个人，非常有效的途径便是去其生活的地方，那里应该满是她生活的影子。

那天晚上，她的同学都在教室自习，宿舍里只有她。我们并排坐在她的床边。她似乎很高兴，一会儿拿出藏书，一会儿取出影集，但我颇为被动，觉得寡味。她偶尔斜着身子，用一只胖胖的手支撑在床上，我才醒悟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我终于明白，虽然无法挑出她的缺点，不过我也难以对她产生热烈的感情。平淡对恋爱似乎是不宜的。我决定结束与她交往。

放假以后，她来看我，并提出在她回家的那天，我能否送一送她。在默然和叹息之余，我答应了。不过我也暗暗决定，假期结束以后一定收兵，这样含含糊糊是不妥当的。

为了不搅乱她的安宁，我送她到车站，并尽量热情、亲切，一直送她进入车厢。

周围也有送行的青年男女，有的真是难舍难分。也许是被这种气氛感染，她显得很兴奋，又是告诉我她过去的旅行之趣，又是告诉我她家的花园之盛。但我只是礼貌地回应，甚至常常残忍地将目光投向窗外，看天桥上匆忙奔跑的人。

列车要发动了，我便下车穿过通道返回。陌生人在我身边匆匆地走过。我默默地走着，看到通道的出口处晃动着人的影子，有微弱的白光散布其中。这时候，我感到泪水突然奔涌而下。我现在都不知道，当年的泪水是为这个厚道的姑娘涌流，还是为孤独的自己涌流，或是为苍凉的青春而涌流？

（珠柱摘自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峡谷享受阳光》一书，黄思思图）

人生·婚姻家庭

祖父的遗物

一匹鱼

祖父就是从那次在牌桌上忽然咳出一口血开始变得虚弱老迈的。

壮年时在码头扛货谋生的祖父，有着和铁身板匹配的烈脾性。据说，当年祖父未过门的妻子在新婚前夜投河自尽，自此全镇再无人给祖父说媒，祖母则因地主家庭出身而无人愿娶——就这样，一个坏脾气的小伙子，一个“黑身份”的大姑娘，将就着组成了一个家庭。

除了利索地生了7个子女，祖父祖母在生活中摩擦不断，继而旷日持久地口角、冷战，再口角。祖父愤愤地灌下白酒，祖母气冲冲地搓洗衣物，彼此不停数落对方且顾影自怜，互相贬损、责骂、挖苦、讽刺，吵到子女们各自成家立业，吵到孙辈也已长大。

父亲时常站在河沿，对着隔岸正在激辩的父母大喝：“吵了多少年啦！还吵什么啊！”20年后，我在同一个地点，对着吵兴勃然的祖父母大喝：“吵了多少年啦！还吵什么啊！”他们两个人从没吵出胜负来，我们两代人也没有劝架成功过。

8年前的某天，一辈子抽烟、酗酒的祖父在牌桌上咳血，送进医院后，随即被医生判了“死缓”。未及一年，84岁的祖父就去世了。葬礼后照例是大扫除，祖母望着规整出来的祖父的一堆遗物，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原来一个人用过的东西有这么多，这么多……”

那年春节，我和妻子坐在空荡荡的祖母家，习惯听见两个人争吵的我忽然对这样的静默有种失聪的错觉。

这时，祖母指指挂在东墙上的祖父（少见略带笑意的）遗照，说：“你爷爷过去后，我反反复复地思量着他啊。”

（暮语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8期，一匹鱼图）

人生·两代之间

我们都脆弱

张春

那大概是爸爸去世的第十年。妈妈和我一起办什么事，她突然说：“有的时候，我看到人家用轮椅推着自家流口水的老头儿，都觉得很羡慕。你爸爸要是在世，即便是那个样子，我也会觉得很幸福。”

我完全不理解这句话。怎么可能呢？如果家里有一个那样的人，不是落入了无底洞般的艰辛吗？难道不是会令每个人都痛苦吗？

这次对话虽然离现在不过几年时间，我的想法却好像发生了许多变化。当时我还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想着万一自己得了什么绝症，肯定不会去医治，反正也只是花钱续命；我不想花光家里的钱，不想让他们人财两空。

按那种想象，好像人濒死的时光会是一生中最美好、最痛快的。这几年，我才渐渐明白其中的荒谬之处。

有段时间，我非常害怕妈妈会死掉，只要她发的信息语气不对，我就非常紧张，千万个坏念头在脑海中闪过。

“那我还不能死啊，我要活到你不怕我死的时候。”她听完这样说。

另一个念头我没有对她说过。曾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自己只活完妈妈在世的时间，她不在了，我就可以去死了。

母亲生下一个孩子，当自己不在以后，孩子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孩子的孩子再继续生活下去。我不能把这个残忍的念头告诉她，直到现在。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想了，我想，即使她不在了，我也要好好活下去。

她转发了一篇《母亲生病怕耽误孩子，瞒着孩子一直到去世》的文章，说看得流泪。我勃然大怒，跟她说：“你可别这样啊！这对母子做这种事太傻了，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一点儿也不感人！”她说，她当然不会这么做，只是在想自己为外婆做得不够。

我想我们已经沟通好了，我不必担心她会做傻事，也不必担心她会不相信我。

妈妈患面肌痉挛已经十几年了，没有大碍，却很折磨人。这种病通过手术可以解决，她也联系了医生，只差下决心了。她的好朋友们叫她赶紧去做手术，她们自告奋勇要照顾她。

妈妈跟我讲的时候说：“我去做手术，当然是让我女儿照顾我啦，要她们做什么！真可笑！”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好暖。“谢谢你这样讲。”我差一点儿脱口而出。

“而且，我觉得你肯定会把我照顾得很细致、很好。”她又说。

其实，没那么好。陪她做手术加上恢复期，我们一起过了30多天。我离家快20年，我们很少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她哼哼唧唧、不听话或者啰唆的时候，我仍然会吼她。

她问：“你总是凶我做什么？”

我答她：“久病床前无孝子！”

医院的伙食太差了，我溜出医院吃好吃的，还发照片气她。她也真的很不像话。在我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妈妈，那时候的形象完全被她颠覆了。在我看来，她会有点儿夸张地描述自己的不适：哪里哪里痛，眼前发黑，头晕目眩。我这才发现，她平时身体真的还可以，所以这些不适才会让她这么恐慌。而我，一个资深病人，精神不济、背痛的情况差不多时时刻刻在发生，所有痛楚早已隐忍于心。

我告诉她：“你就是没生过病，所以才这么害怕，这些不舒服，很多普通人都会有的啦！真没想到，我的妈妈居然是个娇滴滴的妈妈！”

她并没有忌口，只是手术刚结束时有些吃不下东西，却整天感到饿，饿了就会更馋。想吃什么，她自己没有体力做，只能叫我做。

我不太喜欢做饭，也不太会做，她就逼着我烧肉、烧汤、炒菜，给她买糖炒板栗。她教我做菜，一只手扶着门框，一只手扶着自己的头，靠在门边指挥：“现在放盐，尝一下，把扁豆放进去，放点儿水炖一炖……”她拖着虚弱的身体，教会了我冬瓜烧肉、瓠瓜烧肉、土豆烧肉、扁豆烧肉、红烧鱼。她为了哄骗我多做饭，每次做饭时都旁敲侧击：“别说，你做菜还真有点儿天分呢！”

“吃饱点，半夜饿了就喝芝麻糊吧。”

“不过你不在，他们也能搞好的，对吧？”她为耽误我的工作而感到不安。

“对，但是有我在会更好。”我毫不安慰、毫不掩饰地告诉她。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就早点回去？”她试探着问。

“我在这里更好，又没有别的妈可以伺候。”

“嗯，我也不是常生病。”

“是啊，好不容易才摊上一回，我要珍惜机会。”

“要得，要得。”

不知道她感觉如何，但我那个月过得非常幸福。我总是反复记起当时的许多事，并且在心中微笑。就像我把那些时间放进了花篮，时不时取出一朵来欣赏。尽管是我在照顾她，却尽情地做了一回女儿。

这真的很有趣。2003年，我病重，是她照顾我。我却每天梦见我把她气死了。我总是梦见她被我气得扎进水井——我的心一下被抽空，窒息感袭来，挣扎好几分钟才能醒过来，醒来之后常常哭得止不住。

当时我明明最虚弱、最无力，却担心着不要气到她。现在这个有力气的我在故意气她，却觉得很幸福。2003年，我20出头，心高气傲，妈妈也正年轻力壮。我们两个都像钢铁一样坚强。

我的同学问我的爸爸怎么不来医院看看。爸爸已经去世了，当然不会来。我和妈妈却一起说：“他忙。”

生活不能自理的我，瘫痪在床上，用尽力气唱歌：“继续信赖，幸福仍然列队在等待，我们的到来……奇迹终会存在……永远，魔幻的蓝天，永远驱散那黑暗……”她瞒着我，独自出去放声大哭。我们都很痛。我每天都梦见我把她气死了，而她不知能去哪里求菩萨，把我的病转移到她身上。

保持坚强的两个人，就像镜子照着镜子，照得人越来越亮，感情却埋藏得越来越深，什么都表达不出来。痛铺天盖地地生长着，让人透不过气来，无处可去，只好沉入自己的心，沉入对方的心。

也许人依靠坚强能勉力活下去，但依靠脆弱才能感到幸福。我们依靠着彼此的坏毛病，彼此抱怨。我们谁都改不了，我讥讽你、抱怨你，因为我知道你改不了，我也改不了，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爱着彼此。

你是改不了的，但我还是爱你。你不用改了，反正怎么样我都爱你。就算你费劲去改，我也没法更爱你，大概会更喜欢你一些，但爱是一样的，都是那么多，那么不能改变。我的爱牢固极了，你的缺点是改变不了的，好处也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相信你对我也是这样的看法，特别简单，就跟石头一样。

我又想起她说的，羡慕别人家的老头儿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爱，就是一起生活，在艰辛中去爱。反正总是要忙活，总要度日，与其忙别的，不如为这个爱着的人忙碌。如果我还会生病，我会好好体会被爱的感觉。我还希望妈妈尽量活得久一些，哪怕她在轮椅上流口水，我也会觉得很幸福。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

（轩白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另一个宇宙的1003天》一书，宋晨图）

生活·心理人生

“佛系青年”的失败人生

岑嵘

20世纪70年代中期，35岁的商人艾利奥特事业成功，然而很不幸，他不断感到头疼，以致无法集中注意力。他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一个如小橙子大小的肿瘤压迫着他的额叶。

去除肿瘤的手术非常成功，尽管手术过程中连带去除了一些健康的额叶组织，但艾利奥特的智力、运动技能和使用语言的能力都没有受到损害。可是接下来，艾利奥特的事业急转直下，在遭遇多次挫折后，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他再婚后又快速离婚。

当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艾奥瓦大学遇到他时，这位昔日的成功人士正在试图恢复他的残疾人福利。福利之所以被取消，是因为所有医生都认为他的自理能力、精神状况和身体运动能力都完好无损，显然，他不过是在“装病”。

达马西奥深入检查了艾利奥特的身心状况，发现他的心理和个性测试也一切如常，可以说，眼前这个“病人”是个风趣、讨人喜欢和健谈的人。不过达马西奥还是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病人”的情绪总是很稳定，从不悲伤、生气、恐惧，也不焦虑，更没有不耐烦。

也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商人成了地地道道的“佛系青年”，不悲不喜，不憎不恨。那为何这种超然的态度会导致失败的人生？

艾利奥特一连串失败的原因正是在于这种没有波动的情绪。情绪是我们从环境和过往经验中学习时提高效率的工具，拥有情感的人是比没有情感的人更有效率的学习者。比如在学生时代，如果因为成绩差而感到羞愧，我们就会拼命学习；如果忌妒同桌的成绩，我们会暗地里用功。

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情绪有助于形成内部的奖惩制度，使大脑能够选择有利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基本货币的价值标准，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拿艾利奥特来说，当他没有恐惧感时，他就不能迅速规避风险。假如艾利奥特的一个决策导致了他的损失，当他再次遇到相同的情境时，他可能重复犯错。

没有情绪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理性，因为情绪是我们对待日常事务和决策的主要反馈机制。喜爱、厌恶、同情、忌妒、愤怒、焦虑、喜悦、悲伤和尴尬，都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事情，并且还告诉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那些商业高手没有情绪，事实上，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烈的情绪，他们更有野心，也更容易报复对手，只是他们会隐藏情绪不外露罢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在中国和日本，商业谈判过程中对手好像睡着了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微闭双眼很可能是一种专注的标志。”《经济学人》告诫说，千万别被眼前的表象给欺骗了。

（彭慧慧摘自《深圳商报》2020年4月15日，邝飚图）

生活·经营之道

突破你的思维局限

〔日〕松下幸之助
◎黄悦生 译

我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抽空去一趟理发店，因为东京某家理发店的老板曾对我说：“您的形象关系到公司门面。所以，头发要经常修剪。”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因此就算工作再忙，我也一直保持着勤理发的习惯。

有一天，这个理发店的老板又说：“做买卖，服务很重要。”那天，他用了一小时十分钟给我理发，而平常他只用一小时——他多为我服务了十分钟。以前，很多手艺人认为，这是认真服务的表现。

排在我后边的顾客称赞说：“老板，你还真是热心周到啊。一会儿给我理发的时候也多费点儿心啊。”

但是，我认为，在重视效率、珍惜时间的现代社会，这并不是真正的好服务。于是，我对老板说：“你想努力为顾客提供好的服务，这份心意值得肯定。不过，如果因此让顾客多花十分钟，便算不上好的服务。相反，如果能让顾客少花十分钟，同时又不降低服务质量，这才是最佳服务吧。”

花的时间越多，就越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普遍的认知，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正所谓“慢工出细活”嘛。如果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为什么还要多花时间呢？对理发这样的服务行业来说，更应该时时为顾客着想，而不是把“多花时间”等同于“优质服务”。

前不久，我又去了那家理发店。这一次，老板用了五十分钟就帮我打理得妥妥帖帖的。

类似的事情在如今的职场上也是很常见的。比如，有些员工看似一天到晚很忙碌，而且常常加班，但总是出不了成绩。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员工本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然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领导反而表扬这类员工的情形，因为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多花时间”等同于“努力奋斗”。

我还是电工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干活很麻利的同事。别人花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事，他常常用两个小时就全部搞定。我非常佩服他，偶尔也会向他请教安装电线的窍门之类的。

一天，这个做事利索的同事又早早地回到公司。另一名年纪稍大点儿的老同事私底下对我说：“千万别学那个人，他干的活儿都很粗糙，常常要返工。”我很诧异，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小窍门确实很好用，而且也没见他收到过要求返工之类的投诉。老同事又说：“你想啊，铺电线、装电灯是很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我都干了十几年了，很清楚什么样的活儿要花多少时间。他怎么可能比别人快那么多？我敢保证，他绝对在偷懒敷衍。”

老同事一口一个“保证”“绝对”，令我非常不解。他为什么就不能相信，那个同事在电工方面有天赋呢？难道必须和周围的人保持步调一致，才是认真干活吗？

通过这件事，我开始留意自己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思维局限。

（夕梦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越勇敢越青春》一书）

生活·生活之友

清醒地花钱怎么就那么难

Iris肖

你有过不理智的消费吗？本来没想着要买，结果鬼使神差地掏了钱。

我要科普一个没有商家愿意让你知道的真相：营销套路是怎么让人多花钱的。

答案是：它们利用了所有人都会有的一种情绪——焦虑。确切地说，是大多数焦虑背后隐含的恐惧。

恐惧带来压力，而压力会让人产生做点儿什么的欲望，去减轻或消除压力。

商家正是利用这种规律，刻意制造“恐惧信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最后让我们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比如，很多卖减肥药的商家，都会夸大身材给人带来的影响：“世上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漂亮女人，另一种是胖女人。”“一个连身材都管理不好的人，怎么能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实际上，只要不是从事模特、演员等特殊职业，体重在健康范围内，根本用不着过度减肥。但是，因为“恐惧心理”作祟——如果不快速瘦下来，就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耽误找工作、找对象等，很多人还是选择购买减肥药。

为什么我们会被商家的这些“话术”迷惑？如何才能避免被恐惧情绪干扰？

商家利用的正是你所害怕的

恐惧，其实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生理本能。

面对危险时，恐惧会引发人体内的一系列反应，以保护人体免受伤害，即产生“僵硬、战斗或逃跑”的反应。

比如，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条蛇时，身体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僵硬。但这个时间非常短，大脑会快速判断自己能否战胜对方，同时肾上腺分泌激素，血液向大脑和四肢聚集，身体快速进入“战斗或逃跑状态”。

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出现并完成的。也正是因为恐惧情绪的存在，人类才能在物竞天择中生存下来，并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开始利用恐惧这种本能。比如，宗教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利用恐惧情绪创造的一套规则：把人们对未知的不可控之事（死亡、疾病、灾害等）的恐惧，都转移到一个统一的对象上。这个对象就是神。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最早的造神者是恐惧。”

宗教告诉人们，在世上发生的一切你都不用害怕，你只要相信神就可以了。你行善举，神会保佑你；你做恶事，神会惩罚你。神帮助人类管理恐惧，并与之达成和解。

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生活变得有保障，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越来越少。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媒体整体的叙事风格越来越倾向于恐惧视角，人们甚至开始主动制造恐惧情绪。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的那样：“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人们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巨大的市场带来的诱人前景，在向手握资本的商人招手，他们只需要利用我们的恐惧就能获利。

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无节制消费的元凶》中提到：“商家正是利用人们对死亡和衰老的恐惧进行营销，并以此获利。”

比如人们对健康的恐惧。随着全球各种大流行病的出现，细菌、病毒带来的恐慌已经深入人心，这也唤起了人们对卫生健康的需求。

英国卡森公司从中看到商机。他们利用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慌和媒体对大范围流行疾病的宣传，推广抗菌香皂，结果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但是，实验发现，普通香皂跟他们推广的所谓抗菌香皂的除菌效果不相上下。这只是商家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玩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商家把人们的恐惧看作商业机会，大家克服恐惧的诉求被用作一种商业策略，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

我们的生活，许多时候已经被商家刻意营造的恐惧气氛裹挟。保险公司会利用你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劝告你多买保险才能抵御风险，不至于出事后没有保障。结果，你买了很多原本并不需要的保险。理财顾问会利用你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忧虑，向你暗示应该购买他们新推出的某款理财产品。结果，你一股脑儿把钱全投了进去。

保险和理财产品确实可以分担风险，但具体的种类和数量，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但总是会有某种忧虑和恐惧，影响你的选择，左右你的决定。

怎样避免恐惧的干扰

我们想要避免被恐惧干扰，就需要努力看清世界的真相。

汉斯·罗斯林在其撰写的《事实：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一书中提到，在这个全球都充满焦虑的时代，有用数据思考的必要。只有理性分析我们见到的一切，才能摆脱被情绪控制和干扰的困境。

人类很容易将“感受”凌驾在“理智”之上，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被商家打出的“恐惧牌”操控。我们想要控制恐惧本能，不被恐惧干扰，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不要立马做决定，先稳定情绪。

情急智短是人的本能表现，这时，我们的分析和思考能力都会下降，甚至会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但在现代社会中，真正紧急的危险其实很少。相反的是，我们要面对更多复杂和抽象的问题。

为了控制恐惧带来的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给自己一点儿时间平复情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要知道，以后仍然会有机会。等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把注意力聚焦在真正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上。

第二，计算真实的风险。

汉斯·罗斯林说：“我们感受到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可怕，这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的信息是由媒体精心选择和编排过的，媒体往往刻意选择那些吓人的信息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比如，我们经常会被飞机失事的新闻报道吓到。不可否认，乘坐飞机的确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因为害怕飞机失事而拒绝乘坐飞机，就显得有些反应过度了。

《美国科学家》杂志曾刊登过一项研究——将飞机起降时出现的事故，跟汽车在乡下公路行驶发生的事故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开车发生事故造成的死亡率是乘飞机出行的65倍。

很多看起来危险的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个关于风险的公式大家可以参考：风险＝危险程度×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面临的真实风险，并不取决于它看起来多么吓人，而取决于两个因素：危险程度和发生的概率。

所以，坚持了解基础数据就显得很重要。如果一件事是紧急且重要的，那么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持续观察。

请警惕那些虽然相关但并不准确的数据，或者那些虽然准确但实际并不相关的数据：只有相关且准确的数据才真正有用。

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建立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对数字进行分析，才能不被恐惧驱使着采取行动。

需要是最好的标尺

商家用心理学“研究”消费者，用人性的弱点“套路”消费者，我们也害怕一不留神就掉进商家布置的消费陷阱。

但是，对于商家的各种花式广告和宣传，我们也不必一棍子打死，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广告本身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渠道，有人因为广告买到了需要的商品，有人因为广告找到了想要的工作。广告的存在，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原本不了解的东西。

我们也愿意为那些质量好、能满足实际需求的产品付费。但凡事过犹不及，广告泛滥也会让人生厌，甚至会引起消费者的警惕和抵制。

比如文章开头讲的商家对减肥药的宣传，就是在刻意贩卖焦虑，让人们对身材、对美产生扭曲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商家的“恐惧营销”忽悠，是因为“应该思维”在作祟：既然别人觉得那样做是对的，那我也应该那样做；既然别人期待我这样做，那我就应该不辜负别人的期待。

心理学家霍妮说，人之所以会陷入“应该思维”，是因为我们不断在外在世界中寻找被别人喜爱的“自我”标准，幻想根据这个标准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

我们需要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们更应该搞清楚的是：这个更好的标准来自哪里？它来自我们的内心，还是外在的设定？

当我们按照外在世界的标准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们很容易就被带偏，变成“应该思维”牢笼中的囚徒。而这，也正好是商家对我们贩卖焦虑的最好时机。

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学会用“斯多葛控制二分法”——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让不能控制的事情顺其自然。

知道你是谁，知道你要什么，才能瞄准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

明白了恐惧和焦虑的来源，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什么推动的，从而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不会被商家贩卖的焦虑、制造的恐惧扰乱内心。

赚钱很辛苦，希望你花出每一分钱，都是因为清醒地知道：我需要。

（远山摘自微信公众号“书单”，辛刚图）

生活·乐活

摆渡人

左璐

海边的椰树下，一位长者脚趿拖鞋，下身穿着花纹短裤，倚靠在一堆竹简上。他眉头轻皱，手捋长须，正若有所思地远眺。另一个长者是一位束着长发，站在演讲台前传道解惑的讲师。前者是美国人李渡眼中的“存在大师”——道家学派的宗师老子，后者则是“正直大师”——儒家的圣人孔子。

李渡原名Stewart Lee Beck。Stewart一名起源于苏格兰，Beck起源于德国，他的朋友孙祝旻觉得Lee和中国李姓读音相近，便给他起名李渡。

在中国生活20多年，李渡每次回美国都发现，身边人即使在信息已如此畅通的今天，也并不了解东半球的中国和中国人。于是，他找来自己的中文老师卢海妍，还有孙祝旻，想合写两本书，以一个在中国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美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

听到李渡要写书的想法，卢海妍很惊讶。虽然两个人相识多年，但每次李渡误读中文发音时，卢海妍还是会通过暗地里掐自己的方式来抑制大笑的冲动，然后面无表情地鼓励李渡：“再试一遍。”用李渡的话说，他并不是老师认为的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不过，读完李渡的初稿，卢海妍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母语这么美。”

他们合著的这两本书就是《趣简中国史》和《趣简中国话》。他们希望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向外国年轻人介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Muffin Man

中国同事给李渡送了个“muffin man（松饼师）”的外号，但此muffin man，是取中文的谐音，指“麻烦人”。李渡对工作细节的要求很高，同事们都觉得他有些挑剔。

李渡对成语很感兴趣。他发现成语“海底捞针”在英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但翻译成中文则是“在草堆中寻针”，比较之下，“在草堆中寻针真是小菜一碟”。

李渡回到美国，朋友们都说他是已经被“中国化”了的美国人。根据造词规律，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sinolinguaphilia，指长期使用中文的外国人出现的“中国化”现象。这些人可能出现以下表现：说母语时，会不自觉地使用中文语序，比如“You what time go to airport（你什么时候去机场）”；做出肯定回答时，他们习惯说“对对对”；“症状”最严重的，做梦都在说中文，还和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对上了话。

一部两个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

到中国不久，李渡想写一个关于上海的剧本。当时孙祝旻的大学室友是李渡太太公司的实习生，室友对孙祝旻说：“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你应该感兴趣。”李渡和孙祝旻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合作。

“创作过程充满了文化、语言的冲突，团队成员中有‘60后’‘70后’‘80后’，所以有很明显的代际冲突。”李渡和孙祝旻回忆起《趣简中国史》的创作过程时说。为了在100多页的篇幅中展现漫长的中国历史，大家商量后决定，每个朝代只选择3个人物。西方人喜欢听故事，他们把整本书以一部“两个小时的中国历史电影”的方式呈现。

一部电影人物太多，形象就会模糊，怎么让国外读者记住每个人呢？李渡成为中西文化的“转译者”。

在探讨郑和这个人物时，他们发现外国人很难念出“郑”字拼音中的“zh”，还会习惯性地将拼音的“he”发成英文中的“he（他）”。为了便于理解，他们给郑和起了一个名号：海上漂流CEO。郑和这个“海上漂流CEO”，带领着约2.7万人的团队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上。这支庞大的队伍包括由使者、官员组成的“领导层”，由船长、舵手、天气预报员、占星家组成的“航海事务处”，由各级士兵组成的“军事护卫队”，由外交后援团、后勤人员组成的“服务部门”和由道士、僧侣、算命先生组成的“精神导师团”。

提到宋徽宗，李渡觉得，同样痴迷于字体设计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一定会很喜欢他，因为他自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不成功的。于是，李渡将宋徽宗比喻成有着莫扎特天赋的教皇和成为美国总统的猫王，他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却因戴上权力的镣铐，只能没日没夜地喝酒。

孙祝旻个性自由洒脱，她想写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但和李渡提起时，她迟迟没有看见对方眼神里的光：“我们认识这么久，看到他很客气地回答‘不错’，肯定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能打动他的点。”说到这里，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流露出老友间的默契。

直到有一天，孙祝旻说：“你知道吗，其实竹林七贤就是1700多年前的嬉皮士啊。”李渡的眼神立刻就变了。

竹林七贤是东方1700多年前反主流、选择纵情山水的知识青年；嬉皮士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批判政府的理想主义者。虽相隔1000多年，但孙祝旻觉得，两个群体在应对社会动荡，寻求心灵自由方面是相通的。

竹林七贤和嬉皮士的对比一出，团队的人都很兴奋，收到的读者反馈也不错。他们看到中西方的“文化开关”仿佛一下子被打开了。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不让观众有起身离座的“尿点”，团队通过调整，割舍了很多对诗人的介绍。对外国人来说，这类内容讲述得太多可能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障碍，要让外国读者读进去，是他们的重要考量点。

中西文化的“摆渡人”

来中国之前，李渡曾梦想去南美洲学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然而一次意外的工作调动，让他收拾好行李，卖掉一切家当，搬到了中国。

孙祝旻觉得李渡始终对未知保持着真诚和善意，扮演着中西文化沟通的“摆渡人”这个角色。“有人会因为未知和迷惑而心生恐惧，在还不清楚实际情况的时候就下结论，这其实是不友善的。”孙祝旻和李渡曾对慈禧和宋徽宗的历史地位有过些许争议，但李渡的善意让两个人的探讨能始终平等地进行下去。

孙祝旻是上海人，在挑选唐代的三位代表人物时，她很自然地选了李白和杜甫，李渡却提议选一位女诗人。孙祝旻一开始不理解，后来她被李渡说服了。他认为唐朝女诗人的出现，可以反映当时世风的开放，女性地位的提高。

他们最终选择了鱼玄机，虽然《唐诗三百首》并没有收录她的诗，但他们很喜欢鱼玄机的人生故事。考虑到西方读者，在表现形式上，他们将鱼玄机想象成活在今天的人，帮她做了一个网上个人主页的介绍。

“我们不是学者，不需要承担书写历史的重任，也不用假装权威。”孙祝旻觉得自己和团队就是在记录历史长河中的一些人性闪光点，而读者就是每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在现代，老子会如何生活？来吧，给他穿上一条沙滩裤。

（思南摘自《看天下》2020年第10期，本刊节选，小黑孩图）

文明·在海外

禁足中的布达佩斯

余泽民

从2020年3月28日开始，匈牙利实施了“禁足令”。虽然当时全国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43例，死亡10例，但对一个经济不算发达、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来说，政府丝毫不敢松懈。

被“禁足”的前一天，日暖天蓝，我仪式性地在老城区散步一圈，拍了一组告示，准备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上网课用。告示写得一张比一张有人情味。残疾人用品店留下电话号码，有急需的顾客可预约服务；书店在停业通知上不忘写上一句：“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们可以在书籍营造的世界里找到快乐和安慰，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

街上行人稀少，很多商店的大门外排了长队，人们间隔两米，一出一进；多瑙河畔的玛格丽特岛（无人居住的绿岛）上有坚持运动的年轻人的身影，骑车、跑步、玩滑板……人们都说欧洲人懒散，这是事实，不过他们普遍守规也是事实。“禁足令”一旦实施，街巷里便无人随意走动，街上没警察巡逻，楼前没保安把守，只靠贴在楼门外的一纸告示，居民自觉执行。

我住在从奥匈帝国时代留存下来的老楼里。从空中俯瞰，这是个四合院，每层都有朝向庭院的悬廊，因此，邻里碰面相对频繁。大家远远望见彼此会招手微笑，在楼道里遇见会碰一下胳膊肘（这是疫病暴发后的新礼节），我能听到比平时更多的关心，但极少听到议论和抱怨。想来疫情信息公开透明，谁知道的都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虽然被“禁足”，但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看病，遛狗，甚至单人锻炼或散步，在家庭范围内举办婚礼和葬礼也不被禁止。政府明文规定：超市和药店中午前只接待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老人容易被感染，政府不建议那些必须外出工作的家长把孩子交给老人，各街区设有托管机构。当局还推出一系列帮助困难群体的措施，比如推迟还贷时限，全额免除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从业者的社保费用等。

与匈牙利相比，西欧的疫情更严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可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当然就像在英雄的武汉一样，灾难越大，人道的力量也越会被激发。意大利的医护人员也像中国的同行一样前赴后继，已被感染6000人，牺牲40人，但即使这样，还有许多退休医生主动返岗。在离米兰不远的一个小镇上，72岁的贝拉戴利神父让出了呼吸机。他要求停掉教区民众专门捐给他用的呼吸机，让给一位陌生青年。几天后，老人去世，全镇人在阳台上为他鼓掌送行。一个多月来，意大利已有50多位神父因经常出入重症病房安抚患者，而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信仰。

另外也有巨大的悲情。意大利一位自愿调到重症科室工作的女护士发烧后跳河，因“不愿连累其他人”；德国黑森州财政部部长不忍看经济受到重创而抑郁卧轨，因“担心无力实现人们的巨大期望”。当然，谁都不愿听到这类悲惨的消息，但逝者超常的责任感，让我肃然起敬。

欧洲人的行动虽迟缓一些，可一旦行动起来，也镇定果断。不仅英、法、德等大国政府发钱补助留在家里的平民，波兰也为个体经营者提供收入补贴；党派间停止了相互攻击，民众也显示出“战时的团结”，各国都组织起志愿者大军。地球是圆的，人类是共同体，没有人能在灾难中独善其身。

空寂的布达佩斯，让我感到熟悉的陌生。面对疫病，市民们表现出自由的自觉、独立的团结。有惊惧，但无恐慌；有伤痛，但无怨愤。这座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城市的空寂，让我想起马洛伊小说里描绘的那个在空袭后仍西装革履走在瓦砾中的布达佩斯男子，优雅从容，不带一丝失态的惶恐。

（流雪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

文明·科海览胜

伦敦的瘟疫与牛顿的苹果

张轩中

1665年，一场瘟疫席卷了英国伦敦。为了躲避瘟疫，牛顿离开剑桥大学，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进行自我隔离。有人说，正是在家乡的那段时间，牛顿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事实果然如此吗？

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牛顿的苹果”。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在文章中描述，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的那年，有一天，他坐在苹果树下，被树上掉下来的一颗苹果砸中脑袋。牛顿突然有了灵感，意识到苹果下落与月球绕地球运动一样，都受到万有引力的控制。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致很多人以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间是1665年至1666年。

然而，这不是事实。准确地说，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期间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这是他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在时间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要比发明微积分晚得多。

瘟疫结束后，牛顿回到剑桥大学读硕士，随后在老师巴罗的支持下留校任教。

之后，牛顿开始与英国物理学家胡克通信。他们的很多信件被保存了下来，信件内容显示，牛顿当时也无法解释行星的运动轨迹为什么是椭圆，甚至错误地认为地球上的抛物体轨迹是螺旋线。可见，牛顿当时对引力现象不是很了解。

后来，英国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哈雷拜访了牛顿。哈雷告诉牛顿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基于哈雷与胡克等人的讨论）：开普勒第一定律中，行星运动轨迹是椭圆，这可能预示着万有引力与物体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听了哈雷的介绍，开始用微积分去做相关的数学推导，最后发现：哈雷与胡克等人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哈雷与胡克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定律，而牛顿可以呢？主要是因为牛顿的数学功底远胜过他们。牛顿用的数学工具是他自己发明的微积分，这在当时是一项“独门绝技”。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书中清晰地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此书的出版得到哈雷的资助，因为当时出书很贵，而牛顿的生活比较贫困。所以，牛顿对哈雷非常感激，并在书中提到哈雷和胡克等人对自己的影响，也就是说，牛顿承认正是他们的启迪才使自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为什么后世大量文字记载的是牛顿在乡下避瘟疫时，在苹果树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呢？

这背后的故事与胡克有关。当时胡克是英国十分著名的物理学家，主张光的波动说，而牛顿坚持光的微粒说。他们的学术观点存在分歧，胡克因此批评了牛顿。牛顿生性敏感多疑，这种学术批评令他反感。

随着牛顿在学术界地位越来越高，他与胡克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牛顿第一次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书里还出现了胡克的名字。而在胡克去世后，牛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当他再次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就把胡克的名字从书里删除了。牛顿不再提及胡克对他的启迪，独占了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功劳。更进一步，牛顿宣称，自己在1666年就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完全摒弃胡克对他的影响。

这就是伦敦的瘟疫与牛顿的苹果背后的故事。

（七丝摘自《科学画报》2020年第5期，黎青图）

文明·历史一页

丹心

刘勃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5000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两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我们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少年时代的李陵，工作在宫禁内，等于是在汉武帝身边成长起来的。他的好朋友霍光和上官桀，也都是汉武帝晚年最信任的人——李陵的朋友圈，正是和汉武帝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小圈子。

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出击在天山活动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押送辎重。李陵主动请命，想独立带领一支部队，去分散单于的兵力。

汉武帝提醒李陵，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已经没有骑兵再分拨给他了。几年前，汉朝远征大宛，战马几乎消耗光了，而新夺得的大宛马是珍贵的种马，这时还不能派上前线。

但李陵毫不畏惧，称自己不需要骑兵，“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雄壮的气概打动了汉武帝，但他仍然觉得过于冒险，于是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中途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一员老将，当年曾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平定南越，羞于为初出茅庐的李陵做后援。于是，他上奏说，现在匈奴秋高马肥，不宜和他们作战，希望和李陵等到来年春天再出击，他们二人各带5000名骑兵，一定可以生擒单于。

这份上奏却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是李陵不愿出战，教唆路博德这样推辞。于是，他交给路博德另外一个任务，而让李陵立刻出击。

这个决策过程，汉武帝和李陵都没有错——这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误会。

于是，李陵带着他的5000名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行进了30天，在浚稽山扎营。浚稽山是匈奴的重要据点，据有的学者推断，应该是今天杭爱山脉东端的某座山。这里和居延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500公里。对于一支携带着往返辎重——包括至少60天的食物，足够的饮用水，以及大型弓弩和大量箭矢等物资的步兵，这个行军速度相当可观。

李陵把经过的山川地形画成地图，派人回长安汇报了军情，汉武帝非常高兴。但就在这时，李陵遭遇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3万骑兵。

3万人对5000人，骑兵对步兵，战争结果本该毫无悬念，但匈奴人被李陵杀得大败。于是单于增兵，以总计8万骑兵再次发动攻击。兵力如此悬殊，李陵只能一边作战，一边向南撤退。

这场战役被班固写得精彩纷呈，他深谙叙事技巧。李陵能否成功脱身？他总是不断给读者希望的曙光，然后又无情地掐灭它。

李陵终于从匈奴俘虏口中得到一个好消息。单于已经越追越恐惧，他在心中盘算：这样一支人单势孤的步兵，凭什么可以和我军力战这么久？莫非是想把我吸引到汉朝边塞，然后大举围攻？匈奴的贵族也在犹豫：前方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开阔地带，可以再猛攻一次，如果还不能成功，就撤兵。

也就是说，汉军只要撑过这个地带就安全了。李陵全军上下应该都精神为之一振，于是又是一天数十回合的激战，杀伤了匈奴2000余人。

但就在单于要撤兵的时候，李陵军中出了叛徒，把军情全部泄露给单于：汉朝的援军，是不存在的；李陵军中的箭矢，也快用尽了。

于是单于放胆全力进攻，截断了李陵的归途，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抢占了全部有利地形，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李陵的部队也竭力还击，班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日五十万矢皆尽”。

汉代的箭镞每支重量不低于17克，50万矢意味着光是打造这些箭镞，至少需要8500千克的铜或者铁。如果以铜计算，汉代铸造铜钱，平均每年用铜816.7吨，这一天射掉的铜就超过了全年用量的1%；如果以铁计算，汉代的生铁产量现在没有统计数据，但肯定不会超过唐代，唐代的生铁年产量也不过1200吨，所以这一天射出去的铁，是唐代生铁日产量的2.59倍。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五十万矢”是一笔巨资，李陵的部队如此精锐，不仅是他本人精心调教的结果，也离不开汉武帝的巨额投入——这绝不是一支被皇帝随意抛弃的军队。

但最终，这支部队还是陷入绝境。李陵长叹：“如果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脱身了！”又说：“无面目报陛下！”于是，他向匈奴人投降了。这时候，李陵距离汉朝的边塞只有百余里，大汉的亭障已遥遥在望。

刚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时，汉武帝非常愤怒，但慢慢平息后，还有点儿自责，当初李陵出塞，他就应该派路博德去接应他。他甚至考虑，李陵是不是假投降，暗中图谋大事。

汉武帝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设法接李陵回来，却不幸得到这样的情报：“我抓到了俘虏，他告诉我李陵在为单于训练军队，所以我一无所获。”

这下汉武帝真的愤怒了，杀了李陵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李陵的坏名声传播开来，从此，陇西的士大夫提起李氏都感到羞耻。

后来，汉朝的使者到了匈奴，李陵愤怒地质问他：“我为了汉朝率领5000人横行匈奴间，因为没有救兵才失败，我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地方，为何要杀我全家？”使者说：“因为我们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苏武牧羊图（横幅） 傅抱石 纸本设色 1943年

李陵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是一个投降匈奴的汉朝都尉。于是可知，公孙敖当时倒不是诬陷李陵，而是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愤怒的李陵派人刺杀了李绪，从此也断了回汉朝的心思。不过，他并不和匈奴单于在一起，而是常在外面独自行动，好像草原上的一匹独狼。

总而言之，班固讲述了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了悲剧。他很清楚，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把李陵塑造成一个悲情人物，反而有利于维护皇帝的权威。

而更能展示班固修史才华的，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而是对史料的组合——他把李陵和苏武写在了同一篇传记里。

李陵兵败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本来意在和谈，却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政变。从此，苏武被匈奴羁押，受尽磨难，却始终持汉节不改。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去见苏武，直到许多年后，单于让李陵去劝降，两个人才终于见面。

众所周知，劝降的套路，是先否认自己的意图，慢慢叙旧，说到动情处，再把要对方投降的目的说出来。但李陵没有这样做，他身上仍然闪耀着军人的锐气和磊落。他一开口就说：“单于听说我和你素来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你归降。抛开别的想法，听我说吧。”

李陵滔滔不绝，将胸中多年的积郁一吐为快。他说起自己刚投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李陵又说起苏武一家这些年来遭遇的不幸，汉朝不但亏欠我李陵，更亏欠你苏武。他还说汉武帝晚年多么昏聩残暴，多少大臣无罪被杀。

班固把李陵的台词详细地写下来，归根结底，是一种泱泱大国的自信——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难免有人被亏欠，要让受委屈的人说话。

然后，苏武开口了，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你不必跟我讲纷繁的事实、复杂的道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我对汉朝的忠诚。

李陵被苏武的忠诚震慑住了，感叹说，自己的罪过“上通于天”。他后来只和苏武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告诉苏武汉武帝去世的消息，苏武向南号哭，呕出血来；另一次就是汉昭帝时代，在复杂的交涉后，匈奴终于同意放苏武回汉朝，李陵来给苏武送行，也是诀别。

这时候，李陵又一次想起，如果不是汉武帝杀了自己全家，自己在匈奴举大事，也可以光荣地回去。李陵对苏武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这话里包含着痛悔、遗憾、羡慕、景仰……无数情绪交织在一起。

终究，没有任何伟业，可以和做一个忠臣相比。这些话出自李陵之口，比出自其他任何人，都更有震撼性和说服力。

这就是班固的春秋笔法：允许不同立场的人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

最后说回班固的“同行”司马迁，这两位伟大的史学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儿像林黛玉和薛宝钗：林黛玉可爱，但这种可爱往往和正确无关；薛宝钗正确，而她尤其高明处，在于立场正确而态度并不僵化。

（曼卿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7期）

文明·历史一页

困局

张明扬

1895年1月，当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际，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向朝廷请缨，带领新老湘军20余营、计1万余人高调出关，两个月后便一败涂地，被撤去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

书生报国也好，纸上谈兵也罢，吴大澂毕竟站了出来。

1895年6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吴大澂给张之洞发了一通电报，提出愿毁家纾难，将家藏古器共3200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

这一次，吴大澂又站了出来，只是书生意气得让人错愕。他真的以为日本人会花1000万两白银买他的那些收藏品？

不过，相比惨淡的军旅生涯，吴大澂在晚清收藏界的确算得上一个风云人物。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中，白谦慎先生给我们打开了一幅清末收藏图。

在吴大澂的时代，士大夫仍然沿袭着悠久的收藏传统，官员依凭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群体，晚清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有能力在收藏市场大显身手吗？

从吴大澂这样一个算不上很有钱并且算得上清官的人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官员收入问题也是《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一书重点谈论的部分。

以吴大澂为例，他的收藏时间跨度和仕宦生涯基本上是重叠的，都在25年左右。据白谦慎估算，吴大澂在河南任道台期间，年收入在2万两至2.5万两之间；他在1887年升任广东巡抚之后，年收入在3万两至3.5万两之间；后来转任平级的湖南巡抚之后，他的收入就下降了不少。

尽管这高于明面上的官方收入，但在晚清那种环境里，如果吴大澂放开了“挣钱”，收入将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因此，他算得上相对清廉的官员。我们可以与晚清的另外一位“准清官”——曾国藩对比一下。张宏杰在《曾国藩的经济课》一书中估计，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年收入为3.5万两，和吴大澂在巅峰时期的收入差不多。

按说，这样的收入水平足以在晚清收藏市场上大杀四方了。毕竟，1880年时赵孟頫的一幅草书也就150两左右，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开价只要60两。但问题是，晚清官员的支出也相当大，总督、巡抚这样的官员要自掏腰包养一整套工作班子，还有名目繁多却必不可少的送礼和应酬。

因此，对吴大澂这样的准清官玩家而言，拼资金一向不是他们的收藏准则。吴大澂从未购买过300两以上的单品。他在晚清收藏市场的名气主要来自人脉、“学术眼光”和“错位竞争”。1873年，他在陕甘学政任上时，就趁着地域优势，以比北京便宜很多的价格收藏了一批青铜器。当主流士大夫都去买青铜器和书画时，他进入古玉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在1889年一年就买了三四百件玉器，还编了一本《古玉图考》，一举成为“晚清藏玉第一人”。

在吴大澂的社交网络中，最为豪气的要数他的师长辈、曾官至大学士的潘祖荫。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北京城最大的青铜器买家就是潘祖荫。他的藏品中包括大盂鼎。大盂鼎原由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用700两白银买下，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早年在自己遭构陷时仗义执言，便买下大盂鼎送给他。据说，左宗棠将大盂鼎从陕西运回北京时用了几十名士兵，成为当时的京城一景。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另一位官场收藏家王懿荣写信给文物商人，嘱其“此后古物不可再出大价收矣”。可见潘祖荫一人竟能深刻影响到青铜器市场的价格走势。

除这些高层官员之外，晚清的中低级官员也对收藏趋之若鹜，足见收藏已是晚清官场的集体性行为。财力有限的低级官员更多的是收藏拓片，以及同时代之人创作的书画。

大乱之后是收藏最好的时间窗口。圆明园被毁后一个多月，很多园中藏品流入民间，翁同龢就曾亲眼在潘祖荫家中看到两幅散落的书画。1872年的青铜器涨价潮，也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后在“同治中兴”的催化下收藏市场全面复苏有关。

不过，对吴大澂而言，甲午战争却成了他收藏生涯的“断龙石”。战败被罢官后，他不仅丧失了继续购买藏品的能力，还陷入依靠变卖藏品补贴生活的窘境。

这并非吴大澂一个人的结局。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人和西方藏家的大举入局，官员和士大夫作为主力的收藏格局走向终局。

（松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3期，刘志刚图）

文明·史海拾贝

古典音乐与邪恶

苗炜

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古典音乐经常被和恶魔一样的人联系起来。比如《发条橙》里面那个总有暴力行为的小青年，就是伴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干坏事的；《现代启示录》里美国军队轰炸越南村庄时，配乐是瓦格纳的《飞翔的女武神》。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那个坏警察要做点儿伤天害理的事之前，也要听古典音乐进入状态。杀人之前，他还会说：“你喜欢贝多芬吗？哦，你喜欢莫扎特，但是他的作品太清淡了，我喜欢热情点儿的作曲家。”还有《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吃人之前，会先听一段巴赫。古典音乐本来是神圣庄严的，怎么就跟邪恶的角色搭配上了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余下只有噪音》，写的是20世纪的古典音乐。作者说，古典音乐和邪恶挂上钩，可能是因为纳粹德国与古典音乐的关系。

本书作者亚历克斯·罗斯，199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96年开始为《纽约客》撰写古典音乐乐评，也评论许多先锋音乐家的作品。他在书中说，希特勒热爱音乐，这是确定无疑的。他可以在啤酒馆、军营里狂“喷”，发表演讲以蛊惑听众，然而，他能进入高雅社交圈，获得上流社会的支持，凭借的正是音乐知识。他见到魏玛共和国国立剧院院长的时候，就在谈话中分析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比较不同的演出版本，一下子就交到了朋友。

希特勒年轻时崇拜瓦格纳。他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好几次，他之所以从政，就是受到瓦格纳的歌剧《黎恩济》的启发。《黎恩济》这出戏，原版本演一场要6个小时，讲的是14世纪罗马护民官黎恩济的故事。黎恩济对抗罗马贵族，许诺给罗马市民自由，但执政之后又遭到误解，被市民杀掉，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政治家。希特勒把自己从政的理念放到这样一出歌剧上，就有了一种美学上的正当性。20世纪20年代，德国通货膨胀严重，还要偿还“一战”的赔款，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但纳粹党并不是底层人民的政党，纳粹党要争取的是城市小业主、中等阶层的选票，希特勒说自己喜欢歌剧，有利于拉来选票。

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一些演讲中，经常说到文化。他说，德国衰败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们对伟大的音乐传统越来越无知，知道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不过20万人，知道布鲁克纳的更少。他要求新建的歌剧院要有3000个座位。1933年，有一次在纽伦堡演瓦格纳的歌剧，歌剧院里空荡荡的，希特勒命令巡逻队到附近的啤酒馆，把纳粹党员都叫来看演出。1938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的一次歌剧演出，到场的人少了一些，希特勒下命令，去找观众来坐满座位。

不过，希特勒的音乐品位还是不错的。他在讲话中说过，用音乐表达世界观是完全不可能的，表达纳粹党的利益更是无稽之谈。他说，政治必须上升到音乐的高度，而不是反过来，音乐为政治服务。政治上升到音乐的高度，因此纳粹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有古典音乐的回响。比如，纳粹党的集会氛围与贝多芬、布鲁克纳、瓦格纳的音乐协调一致，好像那些乐曲就是为纳粹党的集会写的。1933年拜罗伊特音乐节，是专门演出瓦格纳歌剧的音乐盛会，希特勒发出指令，音乐节上观众不许唱党卫军的歌曲《旗帜高扬》，也不许表露其他的爱国姿态，因为音乐大师的不朽之作是超越历史的艺术经典。

（绿绮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15期，陈曦图）

文明·文化茶座

瞬间

〔韩〕禹智贤
◎王品涵 译

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

绘画，与具有浓缩性、象征性的诗一样，可以敏锐地浓缩某些时刻的情感，转而以优美的形式呈现。这是二者类似的地方。

充满诗意的美国印象派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的《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其实是以英国作曲家乔瑟夫·马钦齐所写的流行歌曲《花冠》中的副歌歌词为名的。我看着萨金特以充满诗意的感性笔触描绘的画作，不禁觉得，他其实是一位被称为“画家”的“诗人”。

光线朦胧的向晚时分，两名少女提着灯笼伫立于繁花绽放的庭园。散发着清新气息的绿草与盛放的花朵填满画面，搭配弥漫于空气中的林野的神秘感，巧妙地营造出惹人怜爱与奇幻美妙的氛围，让人宛如置身于梦境之中。

柔和的绿光色调，温暖了空气；隐约的烛光，映照出少女最美的瞬间。少女身着纯白衣裳、双颊泛红的模样，更显纯洁；若隐若现的情景，带领你我回溯往昔。

X夫人

这幅画的背后有一段特别的故事。当时在法国巴黎备受瞩目的年轻画家萨金特，以一幅为戈特罗夫人所画的肖像画《X夫人》参加沙龙展后，即因画中人物性感的衣着引发轩然大波。

饱受怀疑目光的他为了摆脱是非，决心前往英国伦敦。后来，他因为和朋友在泰晤士河戏水，跳水时不慎伤及头部，被紧急送往附近的科茨沃尔德地区接受治疗。当地正好有座年轻画家聚集休憩的艺术村，萨金特深深为其宁静、优美的村景着迷，毅然决定待在那里度过余夏。

有一天傍晚，萨金特见到插画家朋友弗雷德里克·巴纳德的两个女儿提着灯笼穿梭于庭园中，霎时为此醉人的景象所倾倒。为了留住眼前所见，他随即铺开画布。然而，萨金特在作画的过程中面临着重大考验。他想留住的傍晚景象，是介于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短暂时光，若想将此情此景收进画里，实属不易。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及：“这是一个困难到让我焦虑的创作主题，想重现如此美丽的色彩着实难上加难……而且当时的光线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

那年夏天，萨金特倾尽全力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作画，却始终没能完成作品；第二年他重返故地，花了足足两年才大功告成。一年后，他在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第一次个展上展出这幅画，此作不但好评如潮，还成为他东山再起的跳板。《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是萨金特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至今仍受到许多人喜爱。他将画家的热情与执着，化成盛放的刹那，堪称“瞬间美学”的杰出代表。

萨金特笔下的少女是完美呈现“纯洁”的媒介。澄净、清澈的少女猛烈地启动了我们重返童年时期的开关。我看着画，发现那个单纯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多么不同，又惊觉那个单纯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多么相同……通过画，我们看见童年时的自己，想起那段早已模糊遥远的时光。各自经历了许多故事的少女，即便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依旧是未曾改变的挚友；回忆朦胧的儿时情景，仍然叫人流连忘返。

我热爱这幅画的原因在于，它引领我回忆起珍藏于内心的过往样貌，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让我愿意走进画里。绘画，从来不会放过回忆的每个瞬间；再私密的时刻，也能从绘画中反映出来，带着你我抵达难以碰触的心灵深处。即使时光匆匆流逝，每当回首忆起昔日的点滴，也仿佛自己乘着画作回到过去，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即便只是一时意乱情迷的幻想，若能唤醒心底早已被碾碎的宝贵回忆，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

一如日落月升，孩子终将长大成人，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即便置身于倏忽流逝的岁月长河中，也难免感到失落、空虚，但只要过程中有同伴相随，对我们而言就已是值得倚靠的幸福。

（莫纱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安慰我的画》一书）

文明·文化茶座

瘟疫、文艺和生命

宿亮

死神的胜利彼得·勃鲁盖尔1561年

疫病来袭，大部分人体会到更大的危机感，一些人开始怀疑、盲从、恐慌，一些人开始渴求温暖、拥抱爱情。还有少数人保持理性并时常自省，更少的人被疫情激发出探索生命奥秘的决心，或者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

在疫病的历史中，许多故事总是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当人们循着那些文学艺术名作的踪迹探寻时，也许会蓦然发现，我们如何解读瘟疫，就是如何看待生命。

深刻的拷问

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把疾病对人心理的影响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他者的恐惧，另一类是对道德的拷问。

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把疾病看成“他者”，也就是战争中的敌人——“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另一方面，疾病被视为“对邪恶的惩罚”，不少人浓墨重彩地批评流行病中显现出的“道德崩溃”，“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失败”。

面对疫病带给人类的拷问，很多文学作品都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现在，不少系列文章都冠以“十日谈”的名称，正是借用了薄伽丘那部关于瘟疫的著名小说《十日谈》之名。《十日谈》是短篇故事集，讲故事的人把突如其来的瘟疫看作天谴。在缺少疫苗和抗生素的年代，人们只能逃避。他们在郊外躲避，饮酒、欢宴、讲故事，不问世事，及时行乐。

《十日谈》并没有讲太多关于瘟疫的事情，而是讲了一些市井逸事，特别是关于当时上流社会的糜烂和禁欲主义的荒唐。薄伽丘大概是利用瘟疫，借着故事反思社会。

在那之后，欧洲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那些源自瘟疫时的思考，逐渐形成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剧烈冲击。黑死病得到控制后，“黑暗的中世纪”也结束了。

面对瘟疫，也有人选择与病毒掰腕子。加缪在《鼠疫》中说，与病毒较量没什么了不起，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很多人面对病毒慌了神，放弃道德和同理心，麻木不仁，但仍有医生用科学的态度努力工作。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鼠疫》最打动人的情节，是故事的结尾。瘟疫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锣鼓喧天地庆祝，内心却忘不了瘟疫时期各种魑魅魍魉般的举动。

无论是《十日谈》还是《鼠疫》，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除了对肉体的摧残，疫病还拷问着人性，让人们在回首疫情中的自己时，揭开包裹在人和社会之外的表象，反思自身如何才能变得更友善、更强大。

悲伤的爱

在荷兰古城马斯特里赫特，许多段不同年代的城墙被精心保留下来。在马斯河畔，一道黑黢黢的中世纪城门矗立在侧。那道城门的名字叫作“地狱之门”。据说，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这道门建在专门把患者送到城外隔离区的通道上。因为当时的人对瘟疫没有办法，从这道门出去的人，基本只能自生自灭。

那时，瘟疫这道“生死门”除了带走生命，还分隔爱情。比如在小说《死于威尼斯》里，文学家托马斯·曼就描写了一段无望的爱恋。

故事里，作家阿申巴赫是一位自律而节制的绅士，因为对日复一日的工作感到厌倦，便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他遇到了美少年塔齐奥。少年美如古希腊的雕塑，唤起了作家内心的痴恋。他虽然知道这种感情没有结果，但仍跟随着少年，哪怕无法与少年说一句话。

瘟疫笼罩着威尼斯，城里的外国人纷纷离境。阿申巴赫明明知道有风险，却割舍不了心中的情感。他宁愿枯守在那个少年身边，直到最后死于威尼斯的海滩。

在这个故事中，重要的并不是感情的对与错，而是理智和感性的冲突。疾病是关于危险的隐喻，在危险的环境里，热烈的感情要怎样才能摆脱理性的束缚，又不被欲念控制以至沉沦？这或许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反思的问题。

作家毛姆在其小说《面纱》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瘟疫和爱情的故事。虽然明知妻子并不爱自己，但男主人公瓦尔特还是对凯蒂说：“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这段表白揭示了这段关系一开始就带着无奈和忧伤，直到他们置身瘟疫之中，一切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叛逆的凯蒂因为恐惧单身，嫁给了细菌学家瓦尔特，并跟随丈夫去了香港。瓦尔特是个缺乏生活情趣，但认真工作的男人。凯蒂厌倦了家庭生活，开始与当地的英国官员幽会。发现妻子出轨后，瓦尔特把妻子带到危险的中国内地霍乱疫区。

尽管得不到妻子的青睐，埋头工作的瓦尔特却备受疫区老百姓的爱戴。终于，凯蒂也加入救死扶伤的队伍，并渐渐认识到瓦尔特的好，可瓦尔特染上霍乱去世了。

从不曾拥有到一度拥有，再到最终失去，人生原来就像一场梦，而爱情、婚姻就像不真实的彩色面纱，揭开这层面纱，或许才能看到一条通往宁静的路。小说中，瘟疫就像那只揭开面纱的手，把虚假和残忍的一切掀开给人看，把让人猝不及防的死亡带到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感情。

直面苦难

何止文学？人们用各种艺术形态展现瘟疫。

16世纪尼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死神的胜利》，几百年来持续给人带来震撼。在那幅油画里，死神带着骷髅大军席卷人间，就像瘟疫袭来。死神的追随者在高山上敲响丧钟，死神的战马脚下尸横遍野。

普通人带着惊恐死去，国王也不能幸免，尽管他在临死前手还指着几桶开了盖的金币和银币，但金钱也无法让死神妥协。富贵人家的欢宴被打断，小丑和美女都惊慌失措，游吟歌手还在颤抖着唱响最后一首歌曲。

几百年后，毕加索画出了《格尔尼卡》。虽然他画的并不是瘟疫，但与彼得·勃鲁盖尔画作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疾病从来不会区分贵族与普通人，战争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被炸弹轰炸过的格尔尼卡小城里，抱着死去儿子的妇女向着天空痛苦地呐喊；房子在着火，居民在哭号；战马和公牛在这场无差别的轰炸中，并没有什么不同。

战火同样是一场瘟疫。正如毕加索当年在向德国大使讲述《格尔尼卡》的创作时所说：“这不是我画的，这是你们画的。”

瘟疫，逼迫人正视；战争，需要人反省；而生命，值得人尊重。如今，科技不断进步，面对流行病，人们总能想出办法，尽量挽救生命。然而，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流行病是医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主场，却忘了，普通人更应该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清英摘自《环球》2020年第8期）

悦读·言论

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

——清代思想家魏源如此论述实践的重要性

游戏里的人脸越来越逼真，现实中的人脸却越来越失真。

——化妆、医美、整容、美颜让人的容貌越来越失真。人脸失真不要紧，人心保真才重要

不和人性较劲，不与剧情共生。

——人性禁不起考验，剧情禁不起剖析

不能因为自己变得不痛不痒，就嘲笑别人爱憎分明。

——网友如是说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

——毛不易演唱的《入海》中的歌词，既献给毕业生，也献给所有人

对时尚的追求，以舒适为主；对爱情的理解，以陪伴为重；对生活的理解，以平安为好。

——人到中年就会懂的感受

不可避免的死亡，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我们追求的自由以及生活并无显而易见的意义可言。

——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认为，人生的困扰大抵来自这四个方面

上班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你有班上，不乱花钱。

——人有时候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既失去了跳舞的快乐，又失去了面对镣铐时的沉重和尊严。你是在自己骗自己。

——导演娄烨不认同“戴着镣铐跳舞”的说法

摄影偶尔失去焦点的时候，反而更美。

——生活亦如此，偶尔失去焦点，反而不那么累

在感到倒霉和身处低谷的时候要默默地熬过去，不要声张，否则留下的都是笑柄。

——半夜矫情时发的朋友圈，第二天删起来也尴尬

理科生看算法，文科生看情怀。

——又一种区分理科生和文科生的方式

打来电话的是谁，谁的电话不能接。

——手机通讯录的两大高频功能

首先你得有个灵魂，其次要有爱的能力，最后要有运气。

——怎样才能找到灵魂伴侣，李银河如是说

你要相信，你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

——别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使自己活得畏首畏尾

做朋友的最高境界是：无所求；最低境界是：不装孙子。

——交友的两种境界

你拥有了好身材，从此不敢多沾一点儿油腥；你拥有了房子，从此要做几十年“房奴”；你拥有了孩子，从此成为操劳不息的旋转木马。

——你为之努力付出的，也在反过来束缚你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鲁迅先生的“青年语录”告诉我们，“后浪”也是复杂而多元的

物极必反，人美必单。

——此话不知是夸你还是损你

（心望、小鸽等摘）

悦读·幽默

就这么笑

有名男顾客拍照时表情很木讷，摄影师便教他：“你把我想象成你的妻子，你平时是怎么对她笑的，就怎么对我笑。”

男顾客照做了，摄影师看了半天，不禁问道：“你怎么笑得跟个奴才似的？”

和平使者

儿子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个叫“和平使者”的女孩。

我一时好奇，就问儿子：“这是什么意思？”

儿子说：“她放了我几十次鸽子！”

卖萌

大家排队买早点，一个女孩插队。我看着不爽，说：“这么多人都排着队呢！你插队，对吗？”

她白了我一眼，然后说：“一老爷们儿，说话卖萌，还‘插队队’。”

手里的风筝

周末，我和老公带儿子去放风筝。老公看着我拉风筝的样子，不由得感叹道：“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被你握在手里。”

我不禁一阵得意，刚想夸老公，突然听到儿子大喊：“你别走神了，快看，你的风筝跟别人的风筝缠在一起了！”

遗传

读小学的儿子带女同学来家里玩。女孩问：“如果你买彩票中了500万元会怎样？”儿子说：“我会让我爸爸再给我20万元，凑够520万元送给你。”老婆跟我感慨道：“想不到吹牛也会遗传！”

脚麻吗

某麻醉医生说话口音比较重，有一次他给一个大爷进行硬膜外麻醉后，问大爷：“脚麻吗？”

大爷：“……”

麻醉医生觉得可能自己说话声音太小，继续问：“脚麻吗？”

大爷仍然不说话，瞪着眼睛看麻醉医生。

麻醉医生失去耐心，提高嗓音：“说话呀！脚麻吗？”

大爷：“妈妈。”

变化

受疫情影响，全家人都不怎么出门。老婆怕我在家吃了睡、睡了吃，很快变胖，于是，她命令我在腰上系根皮带，以此控制腰围。

昨天，我正吃着饭，老婆突然冲我吼道：“你看你胖成啥样了？我让你在腰上系根皮带，你就是不听，是吧？”

我听后，默默翻开肚皮上的肉，露出那根皮带……

文案

问：“我只会换灯泡，在简历中该怎么写？”

答：“在没有造成任何成本超支和安全事故的情况下，独立成功完成环境照明系统的升级与安装。”

区别

台上一位教授发表演讲，阐述避税和逃税的区别。

然后，他问自己最聪明的学生：“请简要描述避税和逃税之间的区别。”

学生回答：“坐牢。”

陛下与王后

我路过女生宿舍楼，忽然一个女生站在窗户边上朝我喊：“陛下！陛下！”我正窃喜时，忽然一盆水浇了下来。那个女生说：“让你避下避下，你不动，活该。”我想了一下，找了块砖头，朝她大喊：“王后，王后！”

谦让

老婆给儿子讲孔融让梨的典故，教育儿子要懂得谦让。后来，儿子非得让她举一个家里人谦让的例子。老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比如，上次我给你爸买了一条裙子，你爸不想穿，就让给了我。”

（张晓玛、余娟等摘）

悦读·影像

妙手奇思

〔捷克〕艾莉斯卡·波齐姆科娃

捷克插画家艾莉斯卡·波齐姆科娃擅长将摄影与手绘相结合，将现实世界变成一幅幅诙谐幽默、富有感情色彩的卡通影像。在她的妙手下，人们熟悉的场景变了模样，随处可见的平凡街景变得妙趣横生。

悦读·重温经典

连环画作品《西厢记》

绘画：王叔晖
改编：王维澄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故事虽本唐代元稹《莺莺传》，实际却是脱胎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曾在陕西担任县令，后官至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他对当时官场的黑暗颇为不满，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愤。于是他回到故乡，开始了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创作。该剧大约写于元代元贞、大德年间。

［一］唐贞元年间，崔相国死后，相国夫人带着儿女扶柩回原籍安葬，途中在普救寺暂住。书生张君瑞去京城赶考，路过普救寺，巧遇貌美的崔莺莺，心生爱意，可谓一见钟情。

［二］自从见过莺莺，张生寝食难安。为能再见到莺莺，他决定先住在寺内。他来找方丈，以寺内安静便于温习经史为借口，恳求长老允其在寺内租一间房子暂住。善良的长老答应让他住在西厢房内，攻读圣贤书。

［三］张生从方丈处告辞，正好遇上红娘。他赶忙走上前去，稍作寒暄后告诉她：“小生张君瑞，今年二十三岁，还未娶妻，不知你家小姐是否已许配给人家……”红娘不等他说完，说了句“不得问的休胡说！”转身就走。

［四］晚上，红娘陪小姐到花园里烧香。张生见后随口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想以此打动莺莺。没想到莺莺听后连称好诗，并随口轻声和了一首：“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听后大喜过望。

［五］叛将孙飞虎听说相国女儿美若天仙，带领五千人马来抢莺莺，全寺惊恐。相国夫人无奈地告知众人，谁能退去贼兵，将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张生写信，并让惠明和尚火速送给挚友白马将军杜确，解了普救寺之围。

［六］相国夫人心中大喜，在重谢白马将军杜确后，立刻让张生从西厢房搬到院内书房居住。第二天，她又让红娘请张生前来赴宴。张生激动地做着黄粱美梦，认为肯定是老夫人为兑现承诺，给他和莺莺定亲。

［七］宴席中，相国夫人让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张生听后如迎头浇了一瓢凉水，吃惊地站了起来。莺莺也觉得如晴天响起了霹雳，连一边的红娘也不满意地愣住了。莺莺的失望与无奈，红娘的诧异与愤慨，张生的惊愕与无言，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宴会厅上。

［八］善良的红娘为成全有情人，建议张生乘小姐烧香时，以琴传情。当晚，张生在窗前弹奏昔日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时弹的曲子，并吟哦着曲词。一曲《凤求凰》弹完，他又怨声怨气地说：“老夫人忘恩负义，也就罢了，只是小姐为何也会负我啊？”莺莺在窗外听了，禁不住流下既伤心又委屈的泪。

［九］张生因极度伤心烦闷病倒了。莺莺让红娘去探望。自此红娘开始给这对情侣传递信函，莺莺在回函中用诗句暗示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是莺莺约他今晚在花园中相会。此刻张生的心情用心花怒放来形容最为贴切。

［十］红娘心想，小姐当着她的面假斯文，信中却约张生相会。她故意不说破此事，倒要看小姐要瞒她到何时。当晚，她依旧陪莺莺到花园。烧香之际，见张生从墙上跳了过来。

［十一］莺莺因为没及时把红娘支开，怕传扬出去惹麻烦，只得随机应变地指责张生说：“我在此烧香，你为何无故到此？先生的救命之恩定当报答。如今既为兄妹，为何干出这等事来？若被老夫人闻知，绝不会轻饶。”

［十二］张生满心欢喜赴约，竟然发生如此变故，他怎能禁得起这样的折磨，从次日起就病得再也不能下床了。

［十三］莺莺担忧张生的病，又写了一封“治病的药方”让红娘送去。红娘见到张生，告诉他，这药方有两忌：一忌老夫人没熟睡，二忌红娘不稳当。张生又看了莺莺写的诗，兴高采烈地说：“小姐要到书房与我相会！”

［十四］张生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忙把门打开，只见红娘把莺莺轻轻一推，推进书房。这对情侣经历了多少波折和相思的苦恼，终于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樊笼，他们似乎沉浸在幸福的梦境中，只愁情长夜短。

［十五］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相国夫人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将红娘叫来严加拷问。红娘把事情原原本本讲出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说，要怪只能怪老夫人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理屈词穷的相国夫人只好同意他们结为夫妻，但又提出张生必须赴京考取功名后，方可娶莺莺为妻。

［十六］张生被逼无奈，只好奔赴京城应试。十里长亭相送之际，一对情侣相拥流泪，千叮咛，万嘱咐。一个要他路途遥远，谨记平安为上；一个要她在寂寞深闺中格外珍重。后来张生金榜题名中了状元，终与莺莺结为美满夫妻。

作者简介

王叔晖（1912—1985），字郁芬，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王叔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喜爱绘画，于1928年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从吴光宇、吴镜汀、徐燕孙等名家习画。王叔晖从18岁起即以卖画为生。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王叔晖即转入该社从事美术创作，曾任连环画创作组组长。王叔晖秉承中国画线描的传统技法，造型上又吸收西洋绘画的解剖、透视等技巧，将线描的艺术表现力提升到新的高度。王叔晖在运用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上，独具匠心，使作品在绮丽中见谐美，洁净中现典雅。

图片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经典中国故事绘本》系列（汉英对照融媒读物）

点滴·意林

语无烟火始成家

罗振宇

最近，我偶然读到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的诗：“学有源泉方入妙，语无烟火始成家。”这两句诗强调的是，做学问、表达意见时要有约束。这里的“约束”，指做学问要有源泉。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在做学问时，必须知道这个问题前人是怎么说的，哪些已经研究过了，哪些是共识，哪些有分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创见。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下半句——“语无烟火始成家”。可以把“烟火”简单理解成各种情绪或者立场。一个人说话、写字有强烈的立场，读者当然喜欢，市场也喜欢，但缺点是留存不久，很难成为一代大家。

（卧龙城主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点滴·意林

安静

〔巴西〕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译

大师带着弟子穿越非洲沙漠。夜幕降临时，他们搭起帐篷，准备休息。

“真安静。”弟子四周看了一遍之后说。

“永远也不要说‘真安静’，”大师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这样说：‘我无法听到大自然的声音。’”

（苦乐年华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

点滴·意林

隐藏艺术

刘墉

中国有句俗话：“金刚努目，不如菩萨低眉。”艺术也是如此，柔比刚、隐比显、含蓄比暴露更耐人寻味。

所以禅学中有禅语，绘画讲究空灵，诗文讲求蕴藉。西方人也说：“艺术的最大秘诀，就是隐藏艺术。”

（秋水长天摘自漓江出版社《心灵的四季》一书）

点滴·意林

认命不是投降

冯唐

曾国藩的家书有言：“小心安命，埋头任事。”

第一，认命。

第二，干活。

能做到第二点的人很多，能做到第一点的人不多。

青年时，人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有限，觉得远方还有星辰大海，不认命，奋力开拓，进取心旺盛。中年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斤两，知道世界的运行模式，再不认命，就是顽固了。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是一个倔老头儿，到了五十岁才认命。

认命，不是投降。认命，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努力去做，是谓“安命”。

（六月的雨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成事》一书）

点滴·意林

一个致命的毛病

〔美〕安布鲁斯·比尔斯
◎陈荣生 译

一个遭受枪击的人在临死前被执法人员要求发表声明，而且要赶快说。

“当然，你是无缘无故被侵犯的。”地方检察官说，然后准备写下结论。

“不，”垂死者回答，“我才是攻击者。”

“是的，我明白。”地方检察官说，“你施行了攻击——你是被迫的，事实就是如此。你这样做是出于自卫。”

“我想，如果我不去惹他，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垂死者说，“不，我想他是个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我给他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他自然不得不屈服——他坚持不住了。如果他拒绝向我开枪，我真不知道我怎样才能体面地跟他来往。”

“天哪！”地方检察官喊道，并扔下他的笔记本和铅笔，“这一切都很不正常。我不能使用这种临终声明。”

警察局局长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死于暴力时讲真话。”

“根本不是什么暴力！”法医一边说，一边把他的舌头拉出来检查，“是真相杀死了他。”

（山高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

点滴·点滴

星

〔日〕芥川龙之介
◎林少华 译

据天文学家的说法，海格力斯星群发出的光抵达我们地球需三万六千年之久。可是海格力斯星群也不可能永远发光不止，迟早将如冷灰，失去美丽的光芒。而死总是孕育着生。失去光芒的海格力斯星群也是如此。它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的时间里，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有可能化为一团星云，不断碰撞、聚合成新的星体。

较之宇宙之大，太阳也不过是一点磷火，何况我们的地球！然而，遥远的宇宙终极和银河之畔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同我们生活的这泥团上的并无二致。生死依照惯性运动定律循环不息。每念及此，我们不由得对散布在天上的无数星斗多少寄予同情。那闪烁的星光仿佛在表达着与我们同样的感情。诗人已率先就此引吭高歌，赞美永恒的真理：

细砂无数，星辰无数，

当有一星，发光予吾？

但星辰的流转正如人世的沧桑，未必尽是赏心乐事。

（李金锋摘自青岛出版社《罗生门》一书）

点滴·点滴

一棵树

鲍尔吉·原野

冬至 妥木斯 布面油画 2013年

草原上树少。树像草原上的牧羊人一样，低矮地、孤零零地站在草地上。夕阳西下，树把影子拉得很长，愈显孤独。假如树也要和树说话——草原的树如牧羊人一样是终生的默哑者，伴随它的只有影子。黄昏里拉得长长的影子，如炭精条在白卡纸上重重涂的一道黑线。

在草原上走，看到远方有一棵树，你会觉得树正朝这边张望。它矮矮的身躯上穿着一件绿雨衣，朝这边望。人会冒出一个念头，跑过去，跑到树旁，摸一摸这棵树。走近了，其实它和别的树并没什么不一样，还是树。可是这棵树会笑——如果你善于辨识树的笑容——树干的皱纹贴紧你的手掌，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如果树叶可以发出歌声，那就是呼麦。

树在车窗外面和车里的人遥遥相望，不知要走多远才能见到下一棵树。黑夜里，树更孤单了，有狼趴在它脚下做伴也是好的。草原的星空漫无边际，星星根本不按星座排列，好像什么人把桶里的星星碰撒就不管了。星星从坚硬的夜色里钻出来，看大地发生过什么事情，但它什么也看不到。漆黑的夜色里，草在安眠，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静悄悄地流淌。星星更看不到草原上的小树。小树若要长到让星星看得见，还要过许多年。

我从海拉尔赴额尔古纳，停车，看到路边长着一棵树。树上系着蓝哈达。树只到人的肩膀高，哈达系在它脖子的位置上。感谢那个给树系哈达的人，因为他代表了许多人的心意。这棵路边小树，好像是树林派来迎接来客的代表，但它太容易被忽略，不过系上蓝哈达就抢眼了。

蓝哈达在树的脖子上哗哗抖动，树显得骄傲，哈达在它身上系住了无限的心意。车开动，我回头看，那棵树由于系上像天一样蓝的绸缎哈达，一点儿也不显得孤单了。

（长安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流水似的走马》一书）

点滴·点滴

爱是什么

阿来

亲爱的父亲问我：“告诉我，爱是什么？”

“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

这是一句傻话，但聪明的父亲听懂了。他笑了，说：“你这个傻瓜，是泡泡都会消散。”

“它们会不断冒出来。”

（晨音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尘埃落定》一书）

点滴·点滴

传道与解惑

许倬云

人们常说传道与解惑，这个“道”不仅是道学之“道”，也不仅是大道的“道”，还是研究的方法，求好学问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法。“道”就是我们找路的能力，辨别路的本领。胡适之先生讲，他最恨人的就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把这鸳鸯绣好给你看，但不告诉你这鸳鸯是怎么绣出来的。胡先生说，我们不仅要绣得鸳鸯与君看，还要把金针度与人，也要把这针法传给别人。

我这一辈子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我的老师劳贞一（著名历史学家劳干——编者注）先生教秦汉史，大约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教玉门关在哪里。玉门关是在小方盘，还是不在小方盘呢？一个学期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班有二三十个学生，都烦死了。

后来劳老师80岁时，老学生帮他过生日，我致谢词。我特别提起，从那一门课中我获益匪浅：老师为了讨论小方盘是不是在玉门关口，旁征博引，不仅把史料和考证史料的方法交代给学生，还把对错误史料的订正交代给学生。

一个历史问题，他教了历史地理学、史料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知识。为了一个遗址，他讲授了不少方法。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他把汉代的官制告诉我们，还有汉朝的地理、边疆问题、匈奴与汉人的关系、边区的经济制度等。

他是把金针给我们，而不是只让我们看鸳鸯。鸳鸯简单得很，“玉门关在小方盘”，一句话，他却教了半年啊！因为专教这个东西，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到最后，有时就我和他师生两个人对坐。

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教学法，我对这种教学法也是有批判的。劳老师教学的方法，若我拿去教中学就不妥了。但若所教的学生今后将担任研究院的研究员，这却是好的方法。这就是传道解惑的工作。

（郭旺启摘自《小品文选刊》2020年第4期，丰子恺图）

点滴·点滴

时间

〔西班牙〕路易斯·塞尔努达
◎汪天艾 译

生命中有这样一刻到来，时间追上我们。

我想说的是，从某个年纪开始，我们会发现自己被时间牢牢制服。我们必须考虑它，仿佛有个暴躁的幻象持一柄闪光的剑把我们赶出最初的天堂——所有人都曾经在那里活过，不受死亡的刺激。

那不存在时间的童年啊！一天、几小时就是永远。一个孩子的几小时里包含了多少个世纪？

我记得老家房子庭院里的那个角落，我一个人坐在大理石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遮阳篷被撑开来，周遭沉浸在昏暗的凉意里，篷布柔化了透进来的正午阳光，顶上有颗星星伸出六个红色呢料制成的尖角。

蒲葵扇形的叶子，穿过院子的缺口，向上直爬到敞开的阳台。叶子是明亮的深绿色，底下的喷泉周围集结着开了夹竹桃和杜鹃花的灌木丛。水流在每次落下的时候发出声响，一成不变的节奏令人昏昏欲睡。水潭深处，几条绯红色的鱼不安地游动着，鱼鳞闪着金色的光芒。一种倦怠消散在这氛围里，慢慢侵袭我的身体。

在那里，水流的喧嚣更加突显夏日绝对的宁静，睁开的眼睛面对一片透彻的昏暗，万物神秘的生命从中显现。我看见时间怎样静止不动，悬停在空中，纯粹而空灵，不再流逝，像那片藏着神明的云。

（田龙华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克诺斯》一书）

点滴·点滴

可爱的女人

袁哲生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可爱的女人》中，那个可爱的女人名叫欧莲卡，“她总在爱着人。没有爱，她就不能生活”。她的第一任丈夫古金是她的房客，也是一个戏院经理。他一连几天在她面前抱怨没有欣赏能力的观众只会看马戏表演，还有该死的雨天。“欧莲卡留心听他说。有时，也掉几滴同情的眼泪。后来，古金的厄运终于打动了她的心。她爱上了他。”再后来，他向她求婚。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古金意外死在外地，三个月之后，欧莲卡又爱上了木材行经理，并与他结婚，可是六年后，木材行经理也病死了。再度成为寡妇的欧莲卡六个月后取下黑纱，爱上了军队里的兽医，可惜“他们的幸福是短暂的。因为兽医随着部队，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也许是西伯利亚”。

故事还没完。多年之后，头发灰白的兽医带着妻儿来投靠欧莲卡，她既兴奋又感动，不但不要房租，还对兽医的儿子沙夏视若己出，呵护有加。

大文豪托尔斯泰为契诃夫这篇《可爱的女人》写了一则极为著名的评论。他认为契诃夫本来是要嘲弄欧莲卡的，“他用聪明而不用心灵来批评她”，“然而那个女人的忠诚，和她不管爱上谁就会献出她全心全意的忠诚，却不是荒谬的，而是奇妙的、神圣的”。托尔斯泰说，这篇伟大的小说有许多段落让他热泪盈眶。

我认为，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应该也会让契诃夫热泪盈眶。

（青江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

点滴·点滴

另一半

三毛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上打棒球，也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或者在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放在地铁的通风口吹热风，在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我们把春花秋月一个接一个地送走了。

一般情侣的海誓山盟、轻怜重惜，我们一样都没经历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我竟然并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中华日报》副刊的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地问：“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地回答我，倒令我仔细地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不由得在心里告诉自己。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经典短篇阅读小组”）

点滴·点滴

长卷

蒋勋

汉宫春晓图（局部） （明）仇英

西方的艺术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西方美学的基础——透视法，即找到单一视觉焦点，固定空间，固定时间，形成一个接近方形的画框。

东方的视觉没有被画框限制住，文人优游于山水间，时间和视点是延续的。

视点上下移动，形成“立轴”；视点左右移动，就是“长卷”。

“立轴”“长卷”“册页”“扇面”，都是东方文人创造的美学空间。空间并不固定，不被“框”住，而是在时间里一段一段慢慢地展开。

东方传统文人的诗画形式被遗忘很久了。在西方美学影响下建造的美术馆、画廊，都不是为文人的“轴”和“卷”设计的。“立轴”“长卷”“册页”“扇面”都很难在现代西式的美术馆或画廊展出。

传统文人多是邀一二好友，秋凉时节，茶余酒后，在私密的书斋庭轩，“把玩”长卷。“把玩”不会发生在美术馆，也不会出现在画廊。

“把玩”长卷是慢慢展开，右手是时间的过去，左手是时间的未来。一段一段展开，像电影，像创作者自己的生命过程。时间是长卷的主轴，与西方艺术中的定点透视大不相同。

100年来，东方输了，全盘接受西方的形式，忘了“立轴”“长卷”“册页”“扇面”“屏”“障”这些传统美学形式。

长卷的展开，如何看“题签”，如何看“引首”，如何读“隔水”上的题记、印记，如何进入“画心”，还有“后隔水”“跋尾”，那是一门时间的功课。

（照夜白摘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22日）

点滴·点滴

读帖

袁行霈

小时候长辈命我临帖，我也曾敷衍过一阵子，既是敷衍，当然尝不到什么乐趣，也就没有什么长进。长辈见我不堪造就，便放松了督责，我索性不再临习了。现在想来颇有点后悔。

然而，毕竟算是摸过帖的人，临不好，读还是乐意读的，这读帖的乐趣一直持续到现在。每逢空闲或虽忙而欲“偷闲”的时候，便随意取些帖来，或坐或卧，任意翻阅。《平复》就《平复》，《兰亭》就《兰亭》；《祭侄文稿》也行，《寒食帖》也行，拿到什么是什么。有时连文章一起欣赏，王羲之帖中的伤时之情，颜真卿帖中的浩然之气，孙过庭《书谱》的高论，米芾《虹县诗卷》的遣词，都令我赞叹。我有时只看书法，而不顾文章如何。就一个字而言，其提顿转折、间架结构，或严整，或奇险，或潇洒，或庄重，很值得揣摩。就一行字而言，其字距之疏或密，气势之畅或涩，大有可以玩味的地方。就一幅字而言，其布局的巧妙，那种类似于音乐旋律的意味，那种徐疾浓淡所形成的节奏感，更是常读常新。有时读到会心处，我会情不自禁地学着用手比画几下，即所谓“书空”。有时并不比画，只是呆呆地读着，一边读，一边猜测前贤的模样和秉性：王右军也许很瘦，既然“频有哀祸”，又“哀毒益深”，焉得不瘦呢；苏东坡字肥，人大概也胖胖的；张长史嘛，写狂草的人，恐怕有点邋遢；黄山谷呢，笔法开张，为人大概相当豁达。就这样，与千载之上的古人交友，真有无穷的乐趣。

（柬之摘自海天出版社《愈庐夜谭》一书，李岩图）

点滴·点滴

套子

亦舒

友人买了一辆小跑车，车头套了套子，非常贴合可爱。前照灯，倒车镜，都可以自孔洞中露出使用。

我在赞叹之余，也发现这个套子不会比沙发套、手套、鞋袜，以及床罩更难做。

人类喜欢用套子把东西套起来。

一些女士的衣服，量身定做，多一分嫌宽，少一分嫌窄，如第二层皮肤那样贴在身上，像薄膜一般。

那么，皮肤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套子，神妙无比，自行维修。但有时，这个“套子”用久了也会松弛，得靠人工修饰，拉一拉，就好看多了。

为保护自己，我们也设计出一种无形的套子，像金钟罩一样。现在人们把它称为“形象”，用来遮住人的真面目。

真相往往是很丑陋的，不然的话，人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来遮遮掩掩呢？

越成熟的人，越是擅长掩饰。他们除下面具、套子，便不知如何做人。

许多人自诩有真性情，这真性情，大概也是套子。

（六月的雨摘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皮相》一书）

点滴·点滴

王戎识李

阿蒙

语文教材编入《王戎不取道旁李》一文，于是，小学生们有机会在司马光之外，再多结识一位睿智冷静的古代小朋友——王戎。

当小伙伴对路边树上的累累果实眼热时，王戎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7岁的王戎能“不取道旁李”，而且一语中的、有理有据，其判断力令人叹服。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位少年的英才的确配得上“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号。

《世说新语》中写到王戎的其实不止这一篇，围绕王戎和李子，另有一处妙趣笔墨：“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家种植品质优良的李子，估计产量还不小，所以才会拿出去售卖。好李能售出高价、带来厚利，但王戎担心其他人得到这样好的种子，会提高产量、压低市价，所以每次都是钻破了李子核再卖。

童年的王戎对路边的李子不屑一顾，理当被夸“聪慧”；成年的王戎小心防备旁人抢走自家良种，难保不被骂一句“鸡贼（方言，意指狡猾、精于算计）”。

李子不是路边的李子，王戎也不是童年的王戎了。或许，《世说新语》收录两则有关李子的故事，就是想告诉人们：早慧与非凡或能成因果，但魏晋风度与精明悭吝也可以共存。识人辨物切忌一刀切，独具只眼的王戎尚有如此怪僻作风，我们又怎能要求身边存在的一切黑白分明呢？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2020年4月24日）